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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东西洋的对抗与日本的定位 唐利国

更新时间:2021-09-29 21:19:03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摘要]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武士道论曾对日本近代武士道的发展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他为构建符合近代天皇制国家需要的意识形态,首先立足于“东洋对抗西洋”(东方对抗西方)的思想构图,充分借助以儒学为主的东洋传统思想资源,论证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的传统在面对西洋文明时固有的价值甚至优越性;然后为适应日本在近代世界强权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刻意区别于来自中国的儒学,重新“定位”本国文化,构筑了一套关于所谓日本特有的武士道传统的学说,以论证日本在东洋(以至世界)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井上从“东洋对西洋”到“日本对中国”/“武士道对儒教”的思想历程,典型地体现了在近代日本所谓“传统”被重新创造出来的过程。

   [关键词]井上哲次郎;武士道;儒学;东洋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是在近代日本提倡武士道最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然而,当今学界对其武士道论作为批判对象虽时有提及,专题研究却尚不多见。原因主要在于井上的思想学术直接为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服务,在二战后遭到普遍唾弃或忽视。然而,他的武士道论曾对日本近代武士道的发展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言论著述活动横跨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也典型地体现了近代日本思想发展的许多特点。当时的日本既面临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又背负着前近代传统的重压,在新与旧、外与内等各种因素相互激烈碰撞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和确保天皇制国家的自我认同和国民统合,是明治维新后历届政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井上的武士道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套学说,本文试图梳理井上构筑其武士道论的思想过程,以为深入理解近代日本思想史之一助。[①]

   一、武士道的复活

   明治政权成立之初,一方面为在国内政治中除旧布新,一方面为向西方列强表明日本亦属文明国家,主动承担起自上而下进行启蒙的历史任务,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思想政策,广泛引入各种时新的西方思想。但是,随着以“天赋人权”论为思想基础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明治政府感到自身专制权力遭遇严重挑战,逐渐转向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政策。1890年10月,颁布了以天皇名义下赐国民的《教育敕语》,作为全国道德教育的最高指导。正是在此背景下,井上哲次郎接受文部省的委托,于次年出版《敕语衍义》,阐述忠君爱国的保守道德。他一生积极服务于天皇制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立场也就此确定下来。

   关于《敕语衍义》的写作缘由,井上写道:“明治维新后约二十年间的日本思想界,实在是混沌一片,有不少甚为危险之处。为什么呢?……维新的同时,一变而显著地倾向于西洋化,急于输入欧美文化,采用西洋学术,以至于不管什么都非西洋化则不能满足。”[1](P31)

   这里,他将思想领域内的进步与保守之争,转化为“西洋”与“东洋”(即西方与东方)之争,以求激发日本人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感情,这正是井上惯用的表述方式。他曾如此区别东西洋文明的不同:“近世西洋文明的特征在于个人主义的发展,而东洋(特别是日本)的文明,是依据所谓家族制度的团体主义而发挥其特色的。”[2](P219)他认为个人主义的弊端在于“使团结一致非常困难”,“又易于流入轻薄”。[2](P214)然而日本当时的学界状况却是:“学者中间并非没有讲授伦理道德的,但是大多数都追逐西洋伦理学者的踪迹,一味蹈袭其研究方法,丝毫也不努力去阐明东洋伦理特别是国民道德。”[2](P2)一味崇尚西洋的流行风气令井上忧心忡忡:“过于激进地奔向西洋化的结果,昔日之物都被视为毫无价值。由于判断失误、偏于西洋化一途,国学者也好,儒教家也好,佛教徒也好,都失去了势力,陷入被社会完全忽视的状态。”[1](P31)“如今,佛教荒废,儒教衰微,武士道亦不振。我国原来的道德主义渐渐濒临死亡,其状之危不啻一发千钧。与此相反,西洋的道德主义则日积月累地输入,其势殆若席卷我精神界……我道德界进入了大致可以用混沌二字形容的过渡时代,此岂非令人恐惧之道德危机乎?”[3](P1)为了克服这一危机,井上致力于提倡以《教育敕语》为权威依据的国民道德:“《教育敕语》所列举的德目是日本国民道德的要领,那是为了日本国民自卫发展所必须实行的最重要的德目。”[2](P339-340)

   然而,《教育敕语》不过是一些道德项目的简单罗列,为了使其真正深入人心,还需要动用更多的思想资源进行阐释和宣传。正因如此,井上开始提倡在日本军人以至于国民中间复活武士道。所谓“复活”,是因为在明治初年,随着武士阶级的解体,武士的传统道德也被认为落后于时代,曾遭遇激烈的批判和广泛的冷遇。1901年,井上受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就武士道发表演讲,宣称:“武士道精神中有好的东西,有可以复活的东西……忠节、武勇、信义、礼仪、质素,所有这些在明治15年下赐军人的圣谕(指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引用者注)中可以看到的德义,在昔日的武士道中都存在。使其复活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必须进一步使其愈益发展。”[4](P40)并进一步强调武士道不仅是可以复活的,也是必须复活的:“日本的道德,随着明治维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儒教陈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没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虽然进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大家都很困惑。……不管怎样,今后为了确定日本的道德,必须使构成了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东西,永远发展下去。如武士道者,即此物也。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因此,必须是以此物为基础,使可与之调和的西洋之道德主义进入其中。不能与日本武士道精神调和的道德主义,在日本绝不能繁荣。即使繁荣也并非好事。”[4](P41-42)这场演讲堪称在近代日本面向国民提倡武士道的发端。

   为什么面对西洋道德的传入,必须提倡复活传统道德?在至少还包括儒学、佛教在内的传统中,为什么要特别提倡复活武士道?井上又是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正当性论述的?以下试述之。

   二、“东洋”与“西洋”之争

   现有研究成果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井上哲次郎折衷主义的哲学方法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井上哲学思想的基本方向在于提倡“东洋文化加西洋文化”的综合主义,表现在道德伦理观念上,则是提倡“把东西伦理打成一片”。[5](P165)此观点实属确论,但就井上的具体伦理主张而言,却绝非不偏不倚地立足于东洋、西洋之间。前文所引井上演讲中的主张非常明确:武士道不仅构成了“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而且应该成为调和“西洋道德主义”的“基础”。井上虽然目标在于复活东洋(包括日本)传统,却不得不标榜自己调和东西文化的立场,是因为当时西方新思想的传入已经不可逆转,片面提倡复活旧道德已不可能再赢得人心。据井上回忆,固守传统学问的国学家和汉学家们虽然也出版了很多解释《教育敕语》的著作,却不能赢得时人的尊重,而他本人之所以被钦定为《教育敕语》的阐释者,正因为他兼通“东洋哲学”和“西洋哲学”。[1](P31)

   为了论证东西调和的必要性,井上致力于证明东方的思想文化绝不劣于西方。他最常用的是“比附”的手法,找出东方传统思想中与西方近代思想的相似之处,以此证明前者的价值与合理性。如,井上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中心问题是“普遍适用的道德律”,即所谓“无上命法”(即“绝对命令”),而儒教中有着同样的旨趣。《中庸》所讲“君子动而世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世为天下则”就有这种旨趣,“这不仅讲时间上的普遍适用,也意味着空间上的普遍适用”。陆象山、王阳明也等都以不同的语言讲“同样的普遍适用的道德律。后世之人以‘理’为其通用的称呼。‘理’即理性。”[6](P29-30)井上运用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所作儒学史研究三部曲《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便是将此东西比附的思路充分展开的具体成果。

   然而,以比附于西方作为赞美东方事物的标准,恰恰暴露了井上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某种劣等感。虽然他鼓吹:“神道传下来的道德观念,如果能够充分地理解其真意,反而有与当今的道德相符合之处。”[2](P122)但是由于神道缺少能够和西方哲学相提并论的思想体系,而产生于印度的佛教虽然在哲学思辨上对井上大有帮助,却比较缺乏现世的道德教诲,因此,为了消解面对西方文明的劣等感,井上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乃是儒学。如,他曾论道:“神道古来的伦理观中有与智、仁、勇三德相符合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其精神概念中推测。古时候称精神为魂。这个魂分为荒魂与和魂。和魂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幸魂,另一种是奇魂。荒魂就是勇敢的精神,即与勇相当。……幸魂与仁相当。……奇魂恰好与智相当。……智、仁、勇三者与今天心理学上的知、情、意相当。因此古代精神的分类方法与今天心理学的分类方法是一致的。”[2](P119-120)这里就是以儒学的概念为媒介来解释神道,以求能与西方新学说进行一番类比。

   尤其是当井上试图更进一步去证明东方对西方的优越性时,儒学更是他不可或缺的思想依据。他推崇孔子为德教的祖师,承认《教育敕语》也没有脱离儒教的模式,认为:“以德教进行修养时把儒教作为典范毕竟不是荒诞无稽的。儒教很适合做榜样。这种榜样不能他求。不能求之于西洋。西洋没有与孔子之教相对应的东西。”[7](P797)这种从道德角度论证东方优越性的思路,实际上是来源于儒学中“义利之辨”的命题。井上常将东洋道德与西洋道德的对立,表述为“道德与功利”的对立,以求借助“君子重义不重利”的精神传统,来建立东方对西方的优越感。如在《东西洋哲学的异同及其融合》一文中,他从经济思想的角度比较如下:儒教经济思想的原则是“德本财末”,“儒教经济是以道德为基础的经济。”[6](P27)“西洋经济学基本上是讲功利主义的经济。其中虽然有的稍稍附带地讲到与道德思想的关系,但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只讲与道德无关的经济,所以相对儒教经济可以称西洋经济为‘财本德末’”。[6](P28)由于井上对功利主义持有彻底的否定态度:“功利主义完全不把人格作为问题,可以说是没触及道德的真相。人类突破兽格的地位而达到人格的地位,必须完善这种人格。在这种人格完善或人格实现的方面,决不可能依据功利主义来进行说明。”[2](P292)所这样,对井上而言,经过这样的一番比较,东西洋思想高下立判。

   而日本自身的经济思想,则被井上以儒学为媒介归入道德的经济学。他在《二宫尊德与皇道经济》一文中写道:二宫尊德所创立的“报德教的经济不是功利主义的。总是以道德心为先,以至诚的精神立身,眼中没有利益。”[6](P124)二宫尊德是“研究儒教中的国家经济并实行之”。[6](P125)井上又进一步强调二宫的经济伦理最后“归恩于天照大神”,是“皇道经济”。[6](P126)关于所谓“皇道经济”,井上论道:“我国自神代(指传说中神武天皇以前神统治日本的时代——引用者注)就是理想主义的,最重视的是正义的道德。以道德为第一,以功利为其次。英美则相反,以功利为第一,以道德为其次。”[6](P130)总之井上认为皇道经济“大体与儒教经济一致”。[6](P131)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井上折衷主义的实质是将进步与保守之争转化为西洋与东洋之争,借助于提倡东西洋思想的调和,以求挽救在西方近代思想冲击下濒临危机的传统道德。在这一思想操作的过程中,他主要是依据儒学作为东洋思想的代表,与西洋思想进行对抗。然而,这只是第一步。井上在其《东西洋哲学的异同及融合》一文的最后结论中主张:“从历史上来考察,东西洋哲学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必须区别。但发展今后的哲学何必区别东西洋?应该超越东西洋的区别,由日本人从日本精神的立场发展哲学。”[6](P29)尽管他提倡超越东西洋的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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