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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原型吉田松阴

更新时间:2021-09-29 21:17:34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关于吉田松阴(1830-1859)的亚洲侵略思想,学界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其亚洲侵略思想的存在及其对明治日本领导层的影响,但是,对其亚洲侵略思想的内容和特质的分析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化。[1]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彰曾指出,吉田松阴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狂热遵奉的精神偶像,[2]但日本在战败投降之后,却又逐步实现了“没有经过自我批判的松阴像的复活”,使得“战争责任暧昧不明”。[3]未经充分反省的松阴形象在日本至今仍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即使有少数日本学者激烈批判吉田松阴是侵略主义者,也并未对其亚洲侵略思想进行深入分析。[4]而为吉田松阴辩护甚至翻案的论著却时有所见。[5]有鉴于此,本稿拟细致分析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吉田松阴亚洲侵略思想的形成

   吉田家是山鹿流兵学世家,山鹿流兵学是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近世(17世纪初-19世纪中叶)日本兵学的代表性流派。吉田松阴自幼接受以家学为中心的兵学训练,嘉永元年(1848)正月(本文叙述幕末历史所用月日均为旧历)出任长州藩兵学师范(教官)。松阴曾如此回顾其早年所学:“仆生神武之邦,长兜鍪之家,幼所习,长所学,兵道而已矣。……必也明君臣上下之义,辨贤邪忠奸之分,士精强而民富实,粮储饶而器械利,沟堑足以保民,城垒足以卫地,其进也不可拒,其退也不可追,然后中立而外从,华盛而夷慑,灾除而道畅,于是生民之能事尽,天下之大业毕矣。是谓兵道。生斯邦,长斯家,所习所学,岂有他哉。”[6]近世日本武士阶层受到来自中国的儒学的巨大影响,吉田松阴也不例外。但其所理解的“兵道”极端重视武力,严重影响了其对儒学的真正接受。身为武士而以兵学为业,这是松阴日后形成亚洲侵略思想的前提。

   当日本遭遇西方的冲击时,松阴一方面国防危机意识高涨,另一方面也为看到了实现其“兵道”理想的机会而兴奋不已。在佩里初次到达日本、强行递交美国总统国书之后,吉田松阴向朋友写信感慨美国军舰的威力和幕府官员的狼狈,并认为:“此次之事,甚非易与,终将交兵乎?然船炮不敌,胜算甚少。”但他同时又声称:“然于此可谓日本武士之振作机会来矣。其可贺亦大也。”[7]

   但是,武士身份特权意识所导致的愚民观念,使松阴无法认识到将要到来的国防危机其实是一个全民性的问题,无法真正理解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根本任务。嘉永元(1848)年5月6日,松阴所作《护民策一道》,充分反映了其思想上的这一局限。他担心:“以不习战之人,无虞变之心,吾不善制之,而任彼自为,则狼狈纷扰为何如哉。”于是献“制之之术”。其主张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愚民观:“夫愚钝无虑者,莫甚于细民,必也上有法,下有教,处置得宜,然后庶几补十分之七八。”松阴依然认为从事战争是武士的特权:“贼之来,或猛威可惧,何事于细民?”[8]自诩为精英的武士对庶民的蔑视,在松阴名为“护民”的此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9]正是因为不肯真正动员民众建设基于民主参与的近代民族国家,松阴及其门下日后才会选择通过对外侵略制造紧张气氛,煽动国民好战情绪。

   1854年佩里再次率领舰队来日,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松阴虽然对此深感屈辱愤怒,却亦颇为理智地随即放弃了直接攘夷的设想,并以此为契机,迅速形成亚洲侵略思想。他设定的基本战略框架是把侵略亚洲作为日本与西方对抗的前提。这一点一经提出,从未动摇。至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松阴的政策主张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有所调整,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作于安政元(1854)年的《幽囚录》为标志,其政策重心在于强化军备。这是松阴亚洲侵略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以完成于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为标志,松阴转而强调以民政和仁政为核心的内治优先论,这是其亚洲侵略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阶段以安政五(1858)年的《对策一道》等文章为标志,松阴做出了新的政策调整,开始大力提倡航海通商。当然,松阴政策重心的每一次移动,都不是对此前主张的简单否定,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完善侵略亚洲的构想。以下将首先简单介绍比较短暂的第一阶段的情况,然后重点考察第二阶段的有关问题。至于第三阶段,由于现有研究成果问题较多,将在第三节单独进行详细讨论。

   关于松阴第一阶段的亚洲侵略思想,首先必须注意,他是在西方的军事压力之下,作为日本的国防战略而主张侵略亚洲。其作于安政元(1854)年的《幽囚录》,初次全面阐述了通过侵略亚洲对抗西方的国防设想:“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堪察加)、隩都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菲律宾)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能举足摇手,而国不替者,其几欤。”[10]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松阴并不质疑侵略行为本身,反而认为“增其所无”是“善保国者”的明智之举。他特别强调对琉球、朝鲜、中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是日本实现国防安全的必要前提。近代日本以自卫为名进行侵略的强盗逻辑,其源头即在于此。

   至于为什么必须通过侵略亚洲来维护本国安全,松阴此时主要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进行论证:由于日本是岛国,四面环海,西方列强凭借军舰,能够机动作战,如果只是单纯进行海岸防卫,将会导致日本疲于应付,国力衰弱,因此,只有通过侵略亚洲来震慑西方列强才是有效的国防手段。在安政元(1854)年12月12日给兄长杉梅太郎的书信中,他如此写道:“兵固有先声后实者。今大力打造船舰,北收虾夷,西服朝鲜,骎骎然示进取之势,则群夷自当收手。何哉?纵令一度接近而得小利,又恐其本国被袭也。计不出此则非保永久之策。”[11]

   受到佩里叩关的刺激,幕末日本武士之间流行的是加强军备的主张,松阴最初也与此同调。但是,松阴完成于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却转而强调民政:

   所谓天下之大机者……近年来,外夷之小丑,妄自送死,是实可谓一时之大机。今则恐于其之虚喝而约永久之和亲,是亦何言?然已失其机。今当务者,无先于厚民生,正民心,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亲上死长而不背。是不务而言炮言舰,炮舰未成而疲弊随之,民心背之。失策无过于此者。此事,孟子先生已尽言,今又何言?且至于军舰者,其制未详,纵费许多之金而造之,未可知其适于用否。数年之后,自米利坚(美利坚)、鲁西亚(俄罗斯)等地,其制当可传来。待其后而制之,亦不迟。固应或精研洋书,或招集船匠讲究其之可否利害,未可妄自打造耳。[12]

   他认为佩里来航对日本而言本来是振作奋起的大好机会,但是由于幕府奉行软弱的外交政策而痛失良机。在已经与美国签订和亲条约的局面下,日本首先应该加强的是民政。他判断,由于幕府推行和亲政策,日本对西方可以维持十年左右的和平,因此在《狱舍问答》中反复强调:“太平尚久!”“予亦曾略学兵法,战胜攻守之术,素所尽心。予深思利害而发此论也。如与西洋夷交兵者,非十年外决无此事。”[13]

   松阴的民政论在当时的日本堪称独树一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4]但是,尚未有学者留心松阴民政论与其亚洲侵略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误以为松阴的民政论削弱了亚洲侵略的主张,其典型代表是日本政治史研究大家信夫清三郎的侵略延期论。信夫认为《狱舍问答》表明松阴完成了新的战术转变,将重点置于民政,侵略则被延期。信夫写道:“向亚洲的扩张将如何呢?松阴认为,因为‘果欲来朝鲜,收满洲,则非舰不可’,现在没有军舰,‘今未及于此,则巨舰可待也’。最终将向亚洲的扩张延期了。”[15]

   信夫拆分引用的松阴言论,出自松阴对中村道太郎关于《狱舍问答》的批评的反驳,原文是:“果欲来朝鲜,收满洲,则非舰不可,是余之本志也,今未及于此,则巨舰可待也。”[16]信夫明显误读了松阴此语,将“没有军舰”视为延期侵略的原因。其实,松阴在此根本未提及侵略是否应该延期,其所谓“巨舰可待”也不是原因,而是结论,即可以暂缓军备。至于为什么要暂缓军备,松阴紧接着给出了更直接的解释:“有独力以支天下驭百蛮之志,则炮不可不铸也,舰不可不造也。若今未(有其志)也,练志以代炮,养气以代舰,是为急矣。”[17]松阴的主张是,因为日本还没有确立对外侵略的志向,所以当务之急是“练志”、“养气”,军备则不妨暂缓。显然,松阴所谓民政或内治的优先性,是针对军备而言的,并不是否定侵略。其实,即使在写作《狱舍问答》之前,松阴也并没有主张马上对外侵略,而是主张先发展军备,然后“乘间”侵略亚洲;《狱舍问答》则是主张,先加强民政、仁政等内治,然后(发展军备)侵略亚洲。松阴的战术转变,并非从侵略转向民政,而是从单纯强调军备,转变为特别重视民政。

   信夫根据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判断松阴“将向亚洲的扩张延期了”。然而,安政二(1855)年4月18日,松阴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再次强调侵略亚洲来战胜欧美:“癸丑甲寅[18],一大机会,乃坐失之,然事已往矣。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併南地,然后拉米(美国)折欧,则事无不克矣。向之失机,未足深惜也。”[19]松阴在此富国强兵并举,甚至并未刻意强调民政优先于军备。安政二(1855)年8月1日松阴作《与治心气斋先生书》,再度阐明:“今之忧,在当事者无志与略,治兵者不知势与机。苟使大其志、雄其略以建事,审势与机以行兵,虽无舰无炮,犹将横行五大洲而有余。……仆窃为国家思今之策,既与鲁(俄国)墨(美国)和,决不可自我生事,宜严章程谨约束,不令其至骄悍,乘间收满洲而逼鲁,来朝鲜而窥清,取南洲而袭印度,三者当择其易为者而为之,是天下万世可继之业也。天下之势,或未至于此,则退治吾国,偃武修文,招贤能,养士民,潜声息,敛形迹,犹足以受一方之安,传诸子孙,是则藩国之谋也。二者量德度力,为所能为。大则仁者之业,小则智者之事。是之不勉,而造船铸炮是事,是仆之所以甚惑。”[20]松阴认为战争的关键在于洞察时势,抓住机会,不在于军备。他主张在遵守与西方的条约的前提下,或改善内政,或侵略亚洲,二者之间并无先后之别,只是要“量德度力,为所能为”。

   松阴不可能主张将侵略延期的关键原因有二。其一,松阴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不侵略就会被侵略的关系。为了避免被侵略,只要条件具备,日本就应该对外侵略;如果条件不具备,就应该积极整备对外侵略的条件。这一思路充分体现在松阴于安政二(1855)年4月24日写给兄长杉梅太郎的信中。当时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松阴担心洪秀全掌握政权之后便会侵略日本,同时热切希望鼓动幕府趁中国内乱而主动入侵:“以丰太阁(指丰臣秀吉)之雄才,惜哉生于天下分争之日,耗费心力于神州(指日本)之拨乱,故终未能取得明国而殁。况今国内事起,不得伸手外国,失大机。若洪秀全等伪定清国,朝鲜满洲亦皆随从,自彼先款我关,大遗憾无过于此。切望以此论一动幕府者也。”[21]

原因之二植根于松阴对国际贸易的理解。他在安政二(1855)年4月24日给兄长的信中写道:“鲁墨(俄国、美国)讲和一定,决然不可自我破之,失信于戎狄。但严章程,厚信义,以其间养国力,切割易取之满洲、朝鲜、支那。交易而失之于鲁国者,可又以土地而偿之于鲜满。”[22]松阴认为与欧美贸易将使日本遭受损失,因此而主张军事占领亚洲邻国的土地,以弥补日本的损失。相对落后的日本无法在自由贸易中与西方列强争胜,于是凭借军事力量在亚洲攫取殖民地作为补偿,近代日本最终选择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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