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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原型吉田松阴

更新时间:2021-09-29 21:17:34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松阴已然预言在先。而且,松阴给兄长的这封信表达了极为迫切的心情:“国论(指长州藩的立场)一定,自本藩频频建白幕府,急务无过之。”[23]侵略延期云云,实在是误解了松阴。

   松阴民政论的真正意义首先在于其独特的(相对于军备而言的)内治优先论,作为对外扩张型国家战略的逻辑起点。立足于武士的阶级立场,他认为日本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外患,而在于民众内乱:“天下之乱,不出于诸侯,而起于黎庶,古往之迹皆然。”开国以后的情势,进一步加剧了内乱的风险:“互市皆得外夷无用之物,……不出数年,国家疲弊,民有菜色,途有饿殍,流民蜂起,奸雄煽是,黠夷乘是而至,是余所虑也。”总之,“国内之乱,实所一日不可忘也”。[24]松阴民政论的出发点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愚民观所导致的对国内民众的不信任,归结点则在于整备足以对外实施侵略的国内体制:“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25]他担忧的是日本武士只顾强化军备而忽视了民政,他期待是能够通过强化内治而实现“制外”(即侵略亚洲以对抗西方)的目标。

   松阴民政、内治论的第二点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当时长州藩所应采取的战略。他不同于主张谏幕甚至倒幕的攘夷激进派,而是建议长州藩暂时追随幕府,因为幕府尽管衰弱,依然比列藩人才更多。同藩武士中村道太郎批评松阴道:“欲令我君越樽殂,此方今藩臣之所日夜殚力也,不可以无其人而付之浩叹焉。”松阴的答复是:“越樽俎者,必内治有余而后可能也,故余近日之论,最归重于内治。”[26]

   与第一阶段片面强调武备不同,以安政二(1855)年4月6日的《狱舍问答》为标志,松阴转而强调以民政论为核心的内治论,以纠正片面重视军备的偏颇,逐步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亚洲侵略计划。至安政三(1856)年6月18日,松阴完成日本国体论的代表作《讲孟余话》,但需要注意,这本书也是其以侵略扩张为最终目标的民政论、仁政论的全面展开。松阴在《讲孟余话》中寄托了其对外扩张的抱负:“余幽闭于一间之室,日夜谋划并吞五大洲之事。”[27]松阴在安政二(1855)年4月24日写给兄长的信中也坦言其对《孟子》仁政论等的重视,最终目的在于对外扩张:“鄙见以为,处置之急,无若孟子者。其要有二:安万民;得天下之才,来多士。其规模者六十六国成一块石,剿抚万国之夷辈,除五大洲之陋名,赐天朝之佳名。”[28]松阴通过对《孟子》的独特阐述而形成其国体论,在道义上也将侵略行为正当化,其亚洲侵略思想至此可谓大成。

   完成《讲孟余话》不久,在松阴与其高足久坂玄瑞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久坂主张应该斩杀外国使节。安政三(1856)年7月18日,松阴在《复久坂玄瑞书》中批评久坂“空论虚谈,装慷慨,扮气节”,认为“今也德川氏已与二虏和亲,非可自我绝,自我绝之,是自失其信义也。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诚能如是,二虏唯我所驱使。”[29]此次争论可以看作是松阴以其思想在其弟子之间统一认识之举。

   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思想是拒绝社会革命而又无意与亚洲各国联合的日本,在应对西方冲击时的最终选择,充分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理性(摒弃道德考量,以符合目的的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与幕末日本另一位著名的侵略主义者佐藤信渊(1769—1850)相比,松阴的这一特点尤其突出。

   佐藤设想首先彻底重编日本国内统治体制,然后征服世界,而其首选的侵略目标便是中国:“凡经略他邦之法者,以始于弱而易取之处为道。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自皇国而易于攻取之土地,无易取于支那国之满洲者。”[30]常有研究者强调吉田松阴的侵略思想对佐藤信渊的继承性。[31]其实,由于佐藤信渊有着强烈的空想色彩,吉田松阴并不欣赏其侵略构想。安政四(1858)年正月23日,吉田松阴作《读经济要录》,回顾自己早年读佐藤信渊的“混同四海之策”的感受是“喜其雄伟,而嫌其夸诞,未深服其为人也”,因此,“佐藤氏之书,大投时好,而余竟不一览也。”[32]

   佐藤信渊把国内变革作为积蓄力量的主要手段,所以在其计划中,先征服中国再入侵欧洲,主要是步骤上的先后,而截然不同于松阴把侵略亚洲看作是对抗西方的必要前提。佐藤信渊曾设想与清朝联合对抗西方,于1849年写了五卷本的《存华挫狄论》。而吉田松阴却从未考虑过与亚洲国家联和的可能。[33]与佐藤信渊相比,吉田松阴的内治论并未要求根本的社会变革,只是在现有统治框架内提倡改善民政,整备对外扩张的国内体制;其外侵论则以对欧美妥协为前提,通过侵略亚洲弱国积蓄实力。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事实上延续了吉田松阴的构想。

   二、吉田松阴所谓“航海雄略”的真意?

   1857年,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开始与幕府进行缔结开国(开港、开市)条约的谈判。安政五(1858)年3月20日,孝明天皇发下敕谕,拒绝许可幕府和哈里斯缔结的条约。吉田松阴在安政五(1858)年4月20日左右获知此消息,为之振奋不已。在上述背景下,松阴写作《狂夫之言》、《愚论》、《续愚论》、《对策一道》等,展开了其所谓“航海雄略”论。

   吉田松阴第三阶段的亚洲侵略思想,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提倡对外贸易。多有学者据此以为松阴放弃了曾经的侵略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者是信夫清三郎。信夫认为1858年的松阴已经认识到为了购买西式武器,必须进行对外贸易,于是转而主张靠通商积蓄力量,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34]然而,通商和侵略两者本不必然矛盾。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便是侵略和贸易并举。那么,松阴所谓“航海雄略”究竟何所指?

   松阴写作《对策一道》等文章的目的在于论述如何应对哈里斯开港通商的要求。他主张应该拒绝美国的要求,大力发展海军,然后先与亚洲诸国建交通商,再与美国缔结“和亲之约”[35]。在安政5(1858)年4月中旬的《对策一道》中,松阴写道:

   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哉?若乃封关锁国,坐以待敌,势屈力缩,不亡何待?且神后之平韩,定贡额,置官府,时乃有航海焉,有通市焉。德川氏任征夷,时固航海而通市矣。其后天下已平,苟偷无事,宽永十三年,乃尽禁绝之。然则航海通市,固雄略之资,而祖宗之遗法。锁国固苟偷之计,而末世之弊政也。[36]

   松阴批判德川幕府锁国传统的退缩性,把“航海通市”视为“振雄略驭四夷”的手段,却并未直接主张对外自由贸易,反而支持锁国,所以他接着写道:“虽然,言之有难焉。今之言航海通市者,非能资雄略,苟免战耳。其志固不如锁国者之不以战为惮也。”[37]松阴的设想是,以言辞说服美国人暂时放弃开国要求,然后日本再主动展开“航海雄略”:

   凡为皇国士民者,不拘公武,不问贵贱,推荐拔擢,为军帅舶司,打造大舰,习练船军,东北而虾夷唐太(库页岛),西南而流虬对马,憧憧往来,无有虚日,通漕捕鲸,以习操舟,晓海势。然后往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广东、咬口留吧(雅加达)、喜望峰(好望角)、豪斯多辣理(澳大利亚),皆设馆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事,且征互市之利。此事不过三年略办矣。然后往问加里蒲尼亚(加利福尼亚,代指美国),以酬前年之使,以缔和亲之约。果能如是,国威奋兴,材俊振起,决不至失国体也,又不至空言以惩骄虏之不可也。然前之论,可以却墨夷,而后之论不举,何以强国本?国本不强,虏患何时而止哉?[38]

   主要根据以上史料,信夫清三郎认为吉田松阴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松阴容忍贸易而转向积极的开国论之际,改变了对亚洲的征服意图。他曾在强调征服亚洲的必要性时,说日本要展示‘进取之势’,使想要侵略日本的欧美诸国‘恐袭其本国’。他现在考虑的战术是,说服美国暂时从日本撤走,然后以‘通市’为核心手段来积蓄力量,同时形成独立的主体,以三年之后为期,与美国缔结‘和亲之约’。他眼下的战术减少了使欧美诸国‘恐袭其本国’的必要性。对眼下的战术而言,必要的是通过与亚洲诸国通市而‘征互市之利’。松阴在抛弃征服亚洲的意图的同时,强调互市的必要性。”[39]

   信夫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影响,此后持类似观点的作者基本上只是重复信夫的论证。例如桐原健真的《吉田松阴——发现“日本”的思想家》虽然也承认松阴的《幽囚录》主张侵略亚洲,[40]却又强调松阴的思想在1858年发生了变化,即从“慑服雄略”转变为“航海雄略”[41]。桐原评论道:“在此,曾经作为‘皇国之所以为皇国’而强调的,以武力侵略为轴心的‘慑服雄略’的主张已经看不到了。其背景是松阴发展为,在天皇这一日本固有的存在中,寻求‘日本’这一自我形象的根据,已经不再追求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膨胀的‘慑服雄略’。” [42]桐原虽然说松阴在《续愚论》中提出了 “航海雄略”,却并未引用其中的文字。他随后援引的仍然是《对策一道》中的文字,未出信夫清三郎所引用的范围,并评论道:“‘雄略’作为对象的地域,和之前的《幽囚录》近似,但在此展开的完全是以通商活动为主。”[43]

   首先必须指出,《对策一道》文中并无一字提及“放弃”侵略。信夫说松阴此时开始主张“以‘通市’为核心手段来积蓄力量”,然而松阴的《对策一道》在是把“设馆置将士”置于“征互市之利”之前;更在“设馆”之前,强调要首先大力发展海军。《对策一道》中并无只言片语表示“互市”比发展海军等更加重要。信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认为“通市”是松阴考虑的“核心手段”。桐原亦不过是简单重复信夫的观点。然而,如果不能证明松阴有意识地把通商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上,而只说他开始承认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其实无法推论松阴放弃了侵略亚洲的主张。当时至少朝鲜依然坚持“锁国”政策,日本要和朝鲜“互市”,就必须首先设法打开朝鲜国门。

   第二,松阴的《对策一道》其实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其“航海雄略”是以军事活动为先,以贸易活动等为辅。他强调的步骤是首先要“打造大舰,习练船军”,“然后往问朝鲜、满洲及清国”。事实上,最终凭借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的,恰是松阴门下主导的明治政府。松阴这种以贸易为军事服务的思路,在安政五(1858)年针对长州藩的建议书《上国相益田君书》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其文中强调长州藩当务之急有三:“兴铳阵也,讲航海学也,开港通商,兼使士习海势、晓针路也。”然后引用了富永有邻的对策设想,其原则为“大开通商,增船只,殖物资,输出港口,使士人统领之,则富国强兵之资也。”[44]信夫清三郎也注意到了这份上书,但他只强调此文体现了松阴“要求积极的航海通市”[45],却未提及松阴对贸易乃“富国强兵之资”的强调。松阴的上书中还继续写道:“商船渐增,土货渐殖,而互市渐盛,乃造军舰。军舰必备炮铳,充士卒,商舰以当辎重,于是欧罗米利(指欧美列强),无远而不可到,而朝鲜满洲之足言哉。果有志于此,航海之学,不得不预讲焉。”[46]显然,对松阴而言,贸易是为军事服务的手段,甚至商船也要用来运输辎重。

   第三,松阴视贸易从属于军事的观点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松阴在作于安政五(1858)年的《未定稿附和作》中写道:“吾曾闻之于象山师,云:出交易可也,居交易不可也。余云:国力强势,于驾驭外夷有余,则居交易亦可也,况出交易哉。畏慑外夷之威势,出于不得已,则出交易亦不可,况居交易哉。”[47]不同于佐久间象山对出海交易的充分肯定,吉田松阴把军事强大看做是开展对外贸易的必要前提。

实际上,松阴深信设使通市是强国侵略弱国的手段。在作于安政五(1858)年1月16日的《狂夫之言》中,松阴强调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对幕府提出的置使通商的要求,会导致日本的灭亡:“当今天下之亡已决矣,其患有夫大于此者哉。”他如此理解美国的意图:“墨夷之计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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