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唐利国:两面性的日本近代化先驱——论吉田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

更新时间:2021-09-29 21:16:00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吉田松阴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一直受到学界较高评价,但其思想中非近代性的保守一面,也不应忽视。他强烈认同封建身份制度,未能形成近代国民意识;其政治论仍然受制于道德主义的思考方式,未能认识到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他也没有真正思考过个人解放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强制民众承担义务来进行社会动员。吉田松阴通过旧思想的极端化而将自身行动正当化,成为一个典型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其思想中浓厚的非近代性一面,对明治以后的日本同样有着强烈的影响。吉田松阴的思想发展,预示了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两面性。

   关键词  吉田松阴  近代性  非近代性  日本

  

   一、问题的提出

   日本走过的近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上有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重大意义,既开创了亚非拉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先河,又给邻国以及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结束至今,学者们在反省批判日本昭和前期(1926—1945年)历史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对之前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反省和批判却仍显不足。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经写道:“我一直尝试研究日本社会的阴暗之处。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事情,使之变得更加一目了然,但在日本从封建社会到世界产业大国的‘令人惊异的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此阴暗面其实一直都是日本统治者不可剥离的特质。有人把1930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单纯看作是起因于外部的国际环境,或者只是针对严峻的国内问题的临时措施,总之,主张这段历史是偏离了日本政治发展的‘正常’方向的偶然的、偶发的脱轨。以此来解释历史,并将其轻易忘却。这种倾向在日本自战败投降以来一直存在,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尤为显著。我旨在与之对抗。”[①]然而,与日本进步学者的努力相对,日本社会主流观念至今依然对明治时代的日本昧于反省而乐于推崇。2015年日本申报世界遗产获准的“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曾因强制劳工问题而受到邻国反对。日本报业巨头《读卖新闻》2015年5月8日社论竟然声称此种反对“极为异常”,是“反日宣传的一环”。由此可见当今日本人历史认识的主流观念之一斑。

   为了从思想史的层面推进对明治日本近代化道路问题的思考,本文拟选择吉田松阴(1830—1859)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吉田松阴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广为学界所重视。[②]但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高度评价其近代性的一面,却相对缺乏对其思想中保守性一面的深入分析。[③]在战后日本广为流传的是吉田松阴作为近代化先驱的英雄形象。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便在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的前夕,于2013年8月13日参拜山口县的松阴神社。吉田松阴执教过的松下村塾近来亦被决定编入“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目前虽有少数日本学者不满安倍晋三的举措,激烈批判吉田松阴是恐怖主义者和侵略主义者,[④]但对松阴思想中非近代性方面的学术性研究依然有待进一步展开。唯有充分揭示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一面,才能够全面把握松阴作为日本近代化先驱的思想特质,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历史意味。[⑤]

   对松阴思想近代性的讨论,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即在观念上将传统与近代看作完全对立的,认为只要是有助于近代社会成立的思想,就是近代性的思想。吉田松阴推进了日本的近代化转型,所以其思想具有近代性,这种直线式的论证随处可见。但是,曾经促进近代社会成立的,一定是真正近代的要素吗?与主流观点不同,日本近代思想史名家鹿野政直所著《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一书,认为松阴对封建武士伦理的贯彻,产生了超越其主观意图的历史影响:“吉田松阴的伦理是武士的,即封建的,却反而承担了反封建的命运。”[⑥]鹿野对这一历史悖论的揭示极具启发性:必须严格地区别思想者的初衷和思想的历史意义。促进近代化的,未必便是近代的。松阴虽然是日本近代化的先驱,也不宜轻易断言其某些思想便是近代性的。

   同样富于启发性的是丸山真男于二战期间所作关于吉田松阴“一君万民”思想的反封建性的论文。[⑦]战后,丸山反省自己当年关于“德川中期以后出现的所谓一君万民型绝对主义思想的评价”,“不免过于乐观”:“一君万民的思想虽然不是没有局限性,但姑且承认其本质上的反封建要素,并加以肯定性评价,这是我当时内心的想法。” [⑧]遗憾的是丸山没有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松阴论。而他在战争期间的松阴论,却在不断被误解、被极端化的同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定论。[⑨]

   在充分考察鹿野政直、丸山真男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致力于对吉田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方面作深入分析。松阴面对其所处的时代,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旧思想的束缚?又在多大程度上被旧思想所束缚?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却是全面把握松阴思想的关键。作为探索日本近世思想中近代性因素的拓荒者,丸山真男曾经提出关于思想近代化程度的三个衡量标准,可将其简单归纳为封建身份制的克服、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个人精神的解放。[⑩]丸山真男的某些具体结论虽然经常被人质疑,但他关于衡量思想近代化发展程度的判断基准却被学界广泛接受。以下将参照这三个标准对松阴的思想进行细致分析,希翼补充现有研究之不足。

   二、身份制意识

   政治意识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对于国民整体性的自觉,其前提是对封建身份制度的克服,人人平等观念的确立。以下将细致考察集中体现了松阴身份制意识的道德论。

   1. 性善论

   作为道德论的哲学基础的人性观,松阴坚持性善论的立场。有学者认为松阴由此而发展出了平等的观念。[11]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松阴的性善论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一,反对思辨。如松阴所论:“其说(指关于性善论的各种观点——引用者注,以下未做说明者同此)愈备而其实愈疏。故读孟子之书者,留心于斯而不涉议论,只学事实。先笃信己性真善,发现良心,扩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或起物欲邪念,则速寻来良心,求其所自安自快,使无悔吝。于人之教导,亦然。然则性善之外,不复借气质之说。”(《讲孟余话》,第149—150页[12])松阴主张跳过思辨,直接坚信自己本性为善。他只是把孟子的学说不加反省地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强调具体的道德实践,而不曾论及性善论在哲学层面上所蕴含的人人平等的潜在意味。

   第二,松阴的性善论和人有等差的观念非但并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孟子关于恒产恒心的议论,本来便意味着士对民的道德优越性。即便强调以知识、志向或者道德来判断是否配称为“士”,在教育资源的分配本来就不平等的身份制社会,这样的判断基准,不但未必意味着平等,反而可能成为对身份不平等的正当化。性善论和道德的阶层区分,本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性善论是理想教化的逻辑,道德的身份制区分是现实政治的逻辑。松阴在坚持性善论的同时,也坚持认为人是有等差的:

   人有三等。下等之人,不合于义,不信不果之徒,是妄人也。中等之人,必信必果,未必合于义之徒,是游侠之类也。上等之人即本文所谓大人,不必信,不必果,惟从义之所在而行之人也。若泛论人品,中等之人亦非易得,勿轻之。然至于为学者,舍上等何所学乎(《讲孟余话》,第108—109页)。

   显然,松阴不但没有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为了推行教化,提高教育的标准,格外强调人品差别的存在。松阴虽然鼓励所有人都要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却并不是对人们的道德认识能力,毫无差别地一视同仁:“余因细阅小人之情态,凡有三等。先有愚夫云者……是实不可喻者,甚可悯也。”(《讲孟余话》,第255页)

   松阴在面对学生时,会强调无论是谁,只要接受教育,就能够取得进步。“人性皆善,圣人亦与我同类者也。(《讲孟余话》,第150页)”此类励志话语,足以为“志士”的自我主张,却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如果松阴真的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应该不会认为还有“不可喻者”。在身份制社会中出生、成长的吉田松阴,实际上已经习惯了人有等差的观念。又如,他如此称赞僧人默霖之讲法:“狱舍奴卒,往往赴听,为之感奋,思致身报国。狱奴至贱至愚,尤能如斯,况上焉士大夫,颇有知识者乎。”(《与清狂书》,安政<1855>2年4月10日,定本二,第21页[13])松阴很自然地把“狱奴”与“士大夫”之间的等差的存在,作为事实而接受。

   基于道德认识能力上的差别,松阴对武士和庶民,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夫屋宅极尽美丽,居间唯求便利,地板之置物、挂件、屏风、障子等……商买町人者不苦之。苟为居于武士之籍而行蒐集之举,非诚为可耻之事乎?”(《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13页)虽然武士和町人同样是人,但松阴对其道德的要求却不相同。町人做了也无妨的事情,如果武士做,就是可耻的。松阴为庶民特别选择的是比较简单的教育内容。他如此论述孟子所谓“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此五条简明确实,特于民庶最切也。苟能真心教谕此五条,当有良益于淳民俗。”(《讲孟余话》,第118—119页)松阴对庶民修养道德的能力存有疑问,所以认为简单的东西才适合庶民。这种对庶民的宽容,正是一种道德歧视。如“淳民俗”一语所表明的,与庶民内在的道德性相比,松阴更关心的是外在的对秩序的服从。松阴的性善论,最终也没有超出封建教化的范畴。

   2. 教育论

   立足于性善论的松阴,经常强调应该以“志”之有无来作为界定武士的标准,而且他教育学生,不拘泥于身份的高低贵贱,这一点也经常被学者解释为对等级身份制的否定。[14]但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松阴所谓的“志”,究竟是在怎样的逻辑前提下展开?有着怎样的政治意义?其教育活动,有着怎样的社会功能?

   松阴曾论:“夫道有污隆,时有否泰,位有尊卑,德有大小,大德居尊位,小德居卑位,则时泰而道隆,否则否,是天地之长形,古今之通势。何足深怪焉。然人生两间,资性禀气,与万物异,则当以纲常名分为己责,以天下后世为己任,自身达家,自国达天下,自身传子孙,传曾玄,传云仍,无所不达,无所不传。达之广狭,视行之厚薄,传之久近,视志之浅深。立心于天地,立命于生民,继往圣而开万世。”(《复久坂玄瑞书》,安政<1856>3年7月18日、定本三,第39页)以德行高低来配上下尊卑的儒家传统观念,一方面有为封建身份制度做意识形态辩护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着激励统治者责任心的积极意味。松阴批判那些身份高贵却没有道德学问的人,无外乎维护身份秩序存在的合理性。他只是根据自己理想中的身份制道德,批判当时统治阶层中的具体个人,而非以道德之高低来否定等级身份制。实际上,松阴坚信维护封建伦理秩序是天下治平的关键: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语天下之至论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天下岂有不平哉。然则天下之不平者,在于君不君则臣不臣,臣不臣则君不君也,二者常相待而后天下不平。(《讲孟余话》,第94—95页)

   无论道德多么高尚的臣下,也只能是为君主所用的臣下。在松阴看来,对身份秩序的积极维护,正是道德要求的核心内容。以“志”为士的标准,有两层含义,一是激励武士成为理想的武士;二是要求庶民中某些有意愿的人积极实践“士”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来为维护身份制社会秩序服务。无论哪一层含义,都不意味着要求庶民和武士享有平等的权利。

而且,如丸山真男所曾论述的“身份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法则”:“身分制社会的稳定性由统治阶层伦理向社会下层的渗透所支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8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