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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近世兵学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

更新时间:2021-09-29 21:14:16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本来便是松阴为亲戚子弟讲解素行的《武教全书》的笔记,原题为《武教全书讲录》。松阴讲解兵学而阐发武士道论,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是,假如承认这一点,就隐然形成了“中国儒学——山鹿流兵学——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思想系谱,这恐怕是热切希望挖掘日本独特传统的某些学者所不愿承认的。这一潜在的非学术动机与近代性学科分化观念的影响相互强化,使得井上哲次郎确立的认识框架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反省。

   然而,割裂武士道与兵学之关系的分析视角,不但导致了对松阴武士道之日本特殊性的过度强调,也导致对日本近世兵学的观察失真,反而不利于全面认识日本传统学问在近代转型期的历史意义。在此视角的影响之下,讨论武士道时不考虑兵学几乎成为惯例,而对兵学的讨论也往往忽视对武士道论的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年在日本学界以对近世兵学的研究而知名的前田勉,他明确地将武士道论排除在自己所研究的兵学之外,[28]直接以所谓儒学和兵学的对抗关系为前提,去考察所谓“以兵学与朱子学为两极而展开的近世日本思想史”[29]。由于没有认识到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本来便是山鹿流兵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前田缺乏对近世日本兵学积极接受儒学影响的理解,他将山鹿素行的学说单纯地定性为德川时代“兵营国家”的支配思想,强调山鹿素行基于排除纪律违反者的军队统制论而形成了排除无用者的社会主张,认为其“批判朱子学的根源性理由是此排除无用者的逻辑”。[30]然而,将近世兵学和武士道论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既无法充分认识作为近世兵学之组成部分的武士道论的合理性侧面,[31]也无法准确理解近世日本兵学的道德性追求。[32]

   三、山鹿流兵学的特质:近世日本武士的综合学问

   中世以来,随着日本武士兴起并不断侵蚀王朝国家的权力,虽然武家上层精英也开始借助“天道”、“仁政”等观念论证武家权力的正当性,但是所谓武士精神整体而言依然停留在地域性战斗者集团的生活习俗的水平。然而,如丸山真男所曾论及的那样,随着战国时代大名领国制度(战国大名对地方人民和土地的一元化支配)的确立,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开始受到新的重视。战国大名开始感到需要“将停留在习俗层次的武士精神,提高到在教义上更加洗练、更加合理的统治者伦理”。战国大名在其家法、家训之中,往往会和“极其具体的、与战斗直接相关的作法或军法”相并列,添加“有关更加日常的人民之抚育和官僚制性质的‘礼’=秩序的一般性训诫”。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终于在幕藩体制成立之后迎来了全盛期”。[33]中世日本的兵学侧重于军事学,而当时武士的传统精神则侧重于主从伦理,总之尚未形成关于武家统治的政治学。在儒学的强烈影响下,日本武士逐步形成融军事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于一炉的学问,这一进程起源于战国时代,完成于近世前期。除《叶隐》那种只论主从感情,不考虑仁政德治的特殊类型之外,近世武士道论与近世兵学已经不再能够简单地区别开来,在山鹿流兵学中尤其如此。

   山鹿素行通过接受儒学,构建了合理主义的武士道论,实现了日本兵学的近世化,从而提供了一套关于社会现实秩序之合理性和道德性的解释体系。与儒教即文教相对,素行将此包含武士道论在内的山鹿流兵学自称“武教”,其《武教本论》自序中写道:“本论何为而作乎?为后学之嗜其末流也。古今谈武百余家,其书其辞,或涉博文,或过省略,专论斗战诈术,而去神武甚远。故陷兵家者流,为权谋技艺。……本朝国家之治平,近出武门。其为武,并兼文教。故武自有一家之说。噫,武之为教,可忽乎。”[34]单纯讨论军事问题的固有兵学,被素行斥为末流。日本学者前田勉以为是近世兵学主体内容的“军队统制论”等,在素行的学问体系中,其实处于较低层级,不过是服务于“圣人之道”的手段。前田勉把武士道论简单归结为个人伦理,先入为主地将其从兵学的概念中剥离,导致他忽视了素行的武士道论作为山鹿流兵学之组成部分的意义,从而未能充分理解素行对儒学的积极接受。

   前田勉的研究思路,根据其自述,是受到了野口武彦的启发。他赞同野口对吉田松阴的判断:“以经学扬弃兵学,反过来又以兵学扬弃经学。”[35]而野口与前田同样是把兵学与儒学的对抗关系作为分析前提,直接强调松阴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超越在整个江户时代一直被意识到的兵学和儒学的矛盾”[36]。然而,与现代学者的理解恰恰相反,山鹿流兵学最大的特点便是非但不排斥儒学,反而积极吸收儒学以修正日本中世以来的兵学,强调兵学应以实现儒家的圣人之道为根本目标。[37]山鹿素行写道:“古今论兵之士,专为杀略战阵,故兵法陷于一技之中。……士之业曰兵法。若不以兵法尽修身正心治国平天下之道,兵法者不足用也。”[38]这里的“士”即武士,其责任已经不只是打仗,而是要通过道德修养和政治实践来实现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山鹿流兵学与儒学非但并不矛盾,其成立本身便是素行希望以儒家圣人之道规范日本武士社会的探索成果。[39]只是为了消除日本武士对外来思想的拒斥感,素行采取了极为独特的方法:以兵学的名义来引入儒学。他声称孔子、孟子等“诸先圣先贤皆兵法之大家也”,面对孔孟等人并无兵书传世的质疑,素行声称:“当世之四书、六经者,皆此(即兵书)也。”“正士法,养因为,义,治天下,治国,皆士之本也。”[40]山鹿素行的基本理念是,以儒学为根据重新解释兵学,将作为战斗技术的日本传统兵学发展为更加重视修身治国的近世兵学,以适应近世武士从战斗者向统治者的转变。[41]

   为了满足身为统治阶级的武士的实际需要,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其实包括了君道论、臣道论和士道论三个部分。所谓君、臣、士等概念,本是来自中国,在用以指涉日本的社会现象时,难免一定的模糊性。“君”在日本可以指天皇、将军以及大名,而将军、大名等则身兼“君”和“臣”两种身份。所谓“士”,可以指没有出仕的所谓“平士”,也可以指代全体武士,如素行所谓:“天下间不出士农工商。士者司农工商,士之至者帝王、公侯也。”[42]素行的君道论和臣道论主要是针对身份特殊的武士即“士之至者”而提出的要求。《山鹿语类》中《君道》12卷,《臣道》3卷,而《士道》只有1卷。显然,素行不是仅仅强调下位者的服从道德,他也很重视作为统治者的武士所应有的道德修养和统治技术。[43]然而,井上哲次郎致力于构建以所谓武士道为核心的国民道德,特别强调素行的“士道论”,因为其中要求效忠、服从等的内容比较多;而比较强调在政治思考与行动方面的主动性的“君道论”和“臣道论”,则被井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只有综合考虑山鹿素行关于君道、臣道和士道的议论,才能够完整地把握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兼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性质。

   武士作为统治者,所需学问自然不限于道德修养,甚至也不限于统治技术;素行的武士道论虽然能够同时回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但归根结底也只是山鹿流兵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素行强调,身为武士,应该懂得“圣学之道理”,除了自我修养和人伦交际之外,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其上于武门又多有大小之事。小事云者,至于衣类、食物、屋作、用具之用法,皆有武士之作法也。更有武艺之修习、武具马具之制法用法。大者有天下之治平礼乐、国郡之制,山林、河海、田畠、寺社、四民、公事诉讼之处置,以及政道、兵法、军法、阵法、营法、筑城、战法,此皆武将武士日用之业也。”与此同时,素行又强调:“然虽自己一身修得武门之学问,验之实事而无功者,无圣学之理也……能知圣学之定规铸型、入规矩准绳时,见事能通,闻事则明,则无论何事来时,既已明白思虑其种种,故逢事无屈。此为大丈夫之意气。实可谓心广体宽也。此学积时,则知惠日日新,德自高,仁自厚,勇自立,终可至无功无名、无为玄妙之地。如此则自功名入而功名亦无,唯尽为人之道而已矣。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者,孝之终也。’”[44]素行所确立的山鹿流兵学,以儒学为根基,包罗万象,可以说是近世武士的综合学问。

   吉田松阴忠实地继承了素行的观点,深信:“夫创一家之学而传天下后世者,其人之知见学力,岂寻常乎?”[45]嘉永二(1849)年年,作为长州藩兵学教官,吉田松阴作《兵学学规》,指导弟子们学习山鹿流兵学经典《武教全书》:“注(指关于《武教全书》的注释书)中所解,或有不合己意者,则册记而请人批评为佳。切以不阿注家为要。其识力乃进。其后则博涉是务。上起孙、吴,下至俞、戚(指俞大猷、戚继光)诸氏,自甲越(指甲州流和越后流兵学)以至晚近诸家,皆通习之。原圣经贤传,知立国行兵之大本。涉野史俗说,通临时处事之万变。览华夷古今之籍,观制度沿革、人情异同、万国形势,所以不陷于孤陋也。然则虽杂博而无用,博者期之以实,是为得之也。盖用力于博,用心于实,久之则见识高迈,知虑圆活,胸襟阔大。天下之理,一本而万殊,一部《全书》(指《武教全书》)实为全也。”[46]

   这一观点松阴日后也一直坚持,安政三(1856)年,松阴在讲解山鹿素行的《武教全书》时:“于其兵法观之,本书(指《武教全书》)自《结要本》、《雌鉴》、《雄鉴》、《用法》[47]至汉土诸家之说,约而为《雄备集》,为《武教要录》,更约而为《武教全书》。然则恐学者尚不知其约,门下诸子乃编《总目录》(指《武教全书》之《总目录》)。若夫《全书》中各篇,自有其博约,而其之最约、全部之归宿者,在于序段之谋略、智略、计策,战法之三战是也。以此可知先师之学则。学者苟精研全部(指《武教全书》整部书),然后及于孙吴尉李之书,又博览和汉古今之典籍,寻其本末,极其源流,则经史子集几万卷之书,皆《全书》八卷之注脚,即谋、智、计,三战之注脚也。更约而可知皆不出吾方寸之外也。此乃学之极致。余素持此见。”[48]

   要而言之,吉田松阴继承了山鹿素行的兵学理念,在强调儒学应对兵学提供价值原理的同时,也强调兵学即武教在内容上的综合性,如其所谓:“武教者,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战胜攻守之术,无所不包。”[49]

   四、变革与保守的吊诡:幕末转型期的近世兵学

   如前所述,山鹿流兵学是一种包括军事、伦理和政治等广泛内容的综合学问。正是这一特点,使其在日本作为后发型近代化国家的转型期,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反而具有特别的适用性,从而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丸山真男曾指出:“幕末维新中日本近代化的紧迫性,使知识分子带上了‘万金油’的性格。”[5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面临西方近代性的冲击时,后进国知识分子需要全方位地向先进国学习,近乎同时性地导入从器械、技术,到制度、思想乃至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日本近世日本兵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学问,恰好有助于幕末日本知识分子应对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这一点在幕末时期的山鹿流兵学家吉田松阴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

   首先,山鹿流兵学的综合性保证了吉田松阴在知识上的开放性,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求新求变,奠定了接受西洋兵学等新知识的学问基础。

松阴曾于嘉永三(1850)年8月到12月到近世日本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长崎所在的九州地区游学。学界一般高度评价这次游学对松阴造成了的影响,尤其喜欢强调由于接触西洋兵学而给松阴带来的冲击。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家桥川文三便认为受到冲击的松阴彻底改变了对传统兵学的看法:“松阴在长崎留学(即九州游学)之后,向长州藩提交的意见书中,写道:‘兵学炮术者,异于一己之小武艺,尤不宜有门户之别。’主张统一兵学诸派。这也暗示了松阴所怀抱的兵学新愿景。对他而言,兵学已经不是单纯服务于封建诸侯的教学,而是与有着全新的兵器体系和战术的外夷相对抗的‘现实科学’。”[51]桥川引用的是松阴于嘉永四(1851)年2月的上书,但值得注意的是,松阴在此次上书中论述“兵学之事”,特别强调:“第一,不以经术为本,则不明义兵暴兵之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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