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学

更新时间:2021-09-29 17:21:43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摘要]丸山真男(1914-1996)是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家。学界一般认为他有个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到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本文试图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示,致力于探讨丸山真男从战前到战后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内在的持续性。丸山一直认为思想史在本质上只能是问题史,强调研究者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必须突出自己的主体性,适应时代需要设定学术课题。他认为日本从战前到战后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思想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为了深入探讨妨碍日本人完成这一课题的深层的思想因素,他终于形成了其独特的关于日本思想史的一个整体性的解释理论,即“原型”论(或称“古层”论)。

   [关键词]丸山真男,近代主义,日本主义,问题史

  

   丸山真男(1914-1996)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家,对该领域的日本学者长期保持着强大的指导力。其门下俊杰辈出,有藤田省三、石田雄、神岛二郎等著名学者,形成了所谓“丸山学派”,而丸山本人甚至被戏称为“‘丸山教团’的法皇”[①]。丸山的主要作品已被翻译成东西方多种文字,影响力远播于日本国门之外。除了致力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外,丸山还是战后日本政治学的重要开拓者。他密切关注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进展,并对现代日本的政治状况做出了深刻而独到的分析,有“丸山政治学”之称。丸山的学问不是单纯的学究式的研究,而是灵敏地回应了时代思想的脉动,因此其声望远远超出专业领域,吸引了日本知识界以致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视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理论旗手。

   作为战后日本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丸山真男在1996年的辞世引起了新一轮的谈论丸山的热潮。有学者致力于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丸山的思想,即所谓丸山正统派;有学者从或左(所谓国民国家批判)或右(所谓政治现实主义)等不同角度出发来批判丸山。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关注的是丸山真男的思想本身,“对丸山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的深入批评,无论从哪个立场上看都是欠缺的”[②]。丸山真男是一位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突出的方法论自觉的学者,如果不深入分析他在思想史领域的学术工作,便不可能准确理解其思想本身。日本思想史学会于1999年度大会召开了以“丸山思想史学的地平线”为题的学术讨论会,对其方法与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有数位学者深入分析了丸山史学方法中的思维方式问题、自我问题等。[③]在学习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丸山思想史学的发展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梳理,以求明确其治学的基本立场。

   一、问题的提出

   丸山真男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作品以近世(1603-1867年)日本思想史论为主题,代表作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52年版),由他在日本战败之前完成的三篇论文构成。第二期作品的主题是以民族主义问题为核心的近代日本思想论,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他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展开的以《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年)、《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和行动》(1947年)和《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1949年)等名文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批判,二是以一系列的福泽谕吉研究为代表的论述近代日本启蒙思想的文章。[④]第三期作品的主题可称之为日本思想通论,以论文《日本的思想》(1957年)[⑤]为标志,丸山为了探讨日本思想的固有倾向,开始着手进行通史性的、整体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最后形成了其独特的“原型”(或称“古层”等)论。丸山所谓“原型(古层)”,指的是日本思想中的某些固有倾向,他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日本人如何思考问题的结构性因素。

   丸山在战前完成的第一期作品中已经开始致力于揭示在日本近世思想史中,近代性思维逐渐萌芽并最终遭受挫折的历史过程。丸山在战后不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近代的思维》中更加明确地写道:“在我国,近代的思维……还没有真正获得。”[⑥]此后,随着丸山第二期作品的陆续推出和第一期作品的整理再版,逐渐确立了他在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指导性地位,同时也造就了他作为“近代主义”者的形象。在日本,所谓近代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倾向:致力于以起源于西欧的近代社会为理想目标而推进日本的近代化,但并非只关心作为经济进步和制度变革的近代化,而是特别关注社会变革的承担主体(即“近代人格”)的确立问题。[⑦]无论是赞扬其对战后思想启蒙的贡献,还是批判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丸山之“近代主义”者的形象维持了几近30年,直到他在1972年发表《历史意识的古层》[⑧]。这是其第三期作品的代表作,揭示了自太古以来直至现代,一直顽固地盘踞在日本人思想深处的历史意识的构造(即所谓日本思想史上的“古层”或“原型”)。由此而形成了一个通说,认为丸山有个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到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一般强调转变前的丸山局限于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而转变后的丸山基于文化接触论的多元历史观,突出了日本自身的历史特殊性。[⑨]

   然而,正是在被目为典型的近代主义者的时期,丸山于1946年写下了《陆羯南——人与思想》一文,意在表明:“日本主义或国粹主义里面不也有好的地方吗。”[⑩]文章最后总结道:“如上所述,陆羯南的日本主义有意识地综合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不管多么不彻底,那是在本质上对日本近代化方向的正确透视。”[?7?6]丸山虽自认“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志向”,却无意提倡“没有民族主义的普遍民主主义”[?7?7]。他一贯既批评所谓“欠缺理论”所主张的“欧洲曾经有的东西,日本没有”,也批评所谓“固定的‘先进国’理论”所主张的“日本下一步将会重新经历西欧曾经经历过的某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7?8]如果近代主义是指以近代西欧为理想社会的话,丸山当初便不是这种近代主义者。早在1946年发表的《近代的思维》一文中,他已经开始了对西欧神话的批判:“在过去的日本完全看不到近代思想的自生性成长,这样的见解也绝非正确。……这种……‘无缘’说……之中包含着这样的危险性:它使得国民对自己的思想能力丧失自信,结果反而会回归曾经流行的近代思想即西欧思想这种简单划等号的公式。”这篇文章同时也明确突出了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思想的近代化没有表现为对封建权力的引人注目的反抗,而是表现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的自我分解,这里体现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显著的特殊性。”[?7?9]丸山对日本特殊性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他在战争时期的研究。他认为西欧近代政治思想和近代思维方式是同步发展的,在日本则两者之间有个时间差,近代思想的萌芽首先体现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分解过程中,虽然没有发展出从正面批判封建权力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思维方式的变革却是“不断涌出的近代性的源泉”。他致力于在此前提之下揭示“日本社会的、狭义而言则是日本思想的近代化的类型”[?7?0]。

   与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把朱子学直接视为近世日本的支配性社会思想相比,在《历史意识的古层》中,丸山突出了近世日本朱子学之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的日本特色,在对近世日本儒学史的整体把握上提出了和以前不同的视角。这的确体现了丸山第三期作品对异文化接触的历史影响的重视。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视角背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理念并无改变。如果说《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日本的“近代思想的自生性成长”,而“原型(古层)”论的重点则在于分析:日本固有思想中限制近代意识成长的因素。如同坂本多加雄所论:“丸山恐怕是考虑到在日本形成他作为理想的‘近代精神’的困难程度,于是到日本传统的历史观中间去探索其原因。”[?7?1]丸山认为日本尽管有外在的近代化的炫人眼目的发展,但在思想上一直未能突破“原型”的束缚,以致于难以真正实现精神层面的近代化。因此,丸山在展开“原型”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寻找打破“原型”限制的能量。他高度评价镰仓新佛教、武士原初气质等的思想史意义,正体现了这一意图。

   丸山的“原型”论,或被批判为有失偏颇的日本特殊主义,或者被称赞为对日本特殊性的准确把握,但是,无论其观点本身是否正确,本文想强调的是其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在承认世界历史普遍规律的前提下来思考日本的特殊性。在丸山看来,文化接触所可能导致的发展类型的复杂化,正是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他写道:“我对本土的或者日本的之类的词语几乎有过敏反应。”“无论什么样的内发的文化,被完全异质的他者的文化所刺激,通过这种火花四溅的过程,进行新的创造和飞跃,这是理所当然的。”[?7?2]他后期的“原型”论不仅与其前期已经形成的并非西欧中心的“近代主义”并不对立,相反,正是他深化了对各国近代化历程的复杂性的理解的产物。他始终是立足于普遍主义的规范意识来关注日本特殊性:“我承认我的思想中有着对欧洲文化的抽象化。我认为那是人类的普遍性遗产。……如果不能将过去的某些东西进行理念化,什么思想都不可能形成。……我一点儿也不否认我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学习。同样,通过研究中国,学习建立判断的基轴,不也很好吗?东洋对西洋、日本对外国,我厌恶这种思维方式。”[?7?3]用面向西欧的“近代主义”或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之类的概念来框定丸山真男并不妥当,他看待历史的眼光辩证而全面,只是在具体文章的写作中有所侧重。[?7?4]鉴于现有研究对丸山的内在连续性重视不足,本文计划集中考察其变化中的不变之处,希望能够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固定图式,以揭示丸山思想史学中的某些本质特点。

   二、作为问题史的思想史

   丸山真男曾写道:“我被评价为既非学者也非思想家的怪物。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但之所以被目为奇怪,是因为我所贯彻的重大的问题关心,完全不被批判者所关心。我在杂志上发表的堪称对象繁多的论文的方法论视角集中于一点,即如何打破日本式的关于‘认识的客观性’的因袭观念,以及关于思想或理念的同样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使两者互相交锋。”他激烈批判日本思想传统中的两点弊端:在客观主义的名义下的主体性缺失,以及用所谓思想取代史实的非历史主义。丸山认为:“所谓认识的客观性……必须自觉地意识到,认识活动必须由自己负责来构成(着重号系原文所加——引用者注,下文皆同)素材,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踏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领域。但是在另一方面,所谓‘思想’也绝对不是学问性认识的代用品。”他的学术理想使他既不肯做一个“以欠缺主体性的价值参与的‘认识’为满足的学者”,也不赞成“对像矿物质一样冰冷的知识缺乏内在热情的思想家”,力求在思想与学术之间保持平衡。[?7?5]

   具体到思想史学,丸山一方面强调:“思想史毕竟是必须由严密的史料考证来支持。因此,在史料的斟酌和运用上,与一般的历史学有着共通的一面。”另一方面认为与一般的历史学相比,思想史尤其需要研究者自身主体性的支撑:“思想史家的思想无论如何都是过去的思想的再创造的产物”[21]。因此,思想史研究必须在严格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在严密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上的思想。思想史“正好位于把历史上的思想当做素材来展开自己的哲学的‘思想论’与一般的历史叙述的中间”。思想史家的这种处境就像音乐演奏家,要在严格遵循乐谱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感情与理解。丸山写道:“一方面要接受历史的限制,另一方面要重新建构历史,在此两者之间辩证的紧张关系中,再现过去的思想。这是思想史的本来课题,也是其乐趣的源泉。”[22]

从这种立场出发的思想史必然表现为问题史。丸山战前完成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绝非所谓近世时期的网罗无遗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学说的通史,不如说一、二、三哪一章章本质上都是问题史。”[23]战后他倾注多年心力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80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