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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编与抵抗的失败

更新时间:2021-09-29 17:15:15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摘要]学界一般认为武士道是在近代之前形成的一种伦理传统,日本军国主义则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建立的一种政治体制,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和关系。本文在学习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两者之关系的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以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和内村鉴三等著名的武士道论者为例,分析指出:武士道和军国主义之关系,不仅有着亲和性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这种两面性关系的存在表明,要把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因此,对武士道传统进行军国主义解释的人们的历史责任不容推卸。另一方面,尝试把武士道改造成抵抗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的少数人的努力,虽然在政治上完全归于失败,但是其思想史的意义依然值得肯定。

   [关键词]武士道、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内村鉴三

  

   学界一般认为,日本武士道是在近代之前形成的一种伦理传统,日本军国主义则是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体制,在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亲和关系。武士以战斗为职业,其行动伦理自然而然地具有好战倾向,因此,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统合动员国民的首选思想利器。但是,前近代的武士道德是如何发展成为近代军国主义的思想工具的?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悬隔是如何跨越的?在学习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具体考察两者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在不同阶段上的特点。此项研究表明,武士道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仅有相互亲和的一面,也存在着矛盾冲突的一面。传统的武士道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才能符合近代军国主义的需要。这种两面性关系的存在,充分体现了日本传统与近代之关系的复杂性。

   一、明治初期的武士道批判

   日本军国主义是在近代天皇制的政治框架之内发展起来的。封建武士的道德传统与天皇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这集中体现在忠诚观念的对立上。定型于江户时代(1603-1867)的武士道,为适应幕藩体制的需要,提倡多元分散的等级性忠诚观念,其核心效忠对象是直接主君。而近代军国主义则要求全体国民对天皇的一元化效忠。因此,在明治初年,武士道作为封建武士的主从道德,曾经遭到严厉的批判。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逐步着手建立近代军队,取消武士阶级的军事特权,推行以“国民皆兵”为宗旨的近代征兵制度。兵制改革的主导者山县有朋强调:“为了建设近代国家,迅速实现中央集权,又必须镇压地方频发的士族反动扰乱,因此无论如何有必要通过一般国民的征兵来组织国家军队。”[①]但是封建武士的身份意识和近代国民军队的基本精神难以融合,庶民出身的士兵和士族出身的士兵之间摩擦不断,出身较低的上级难以领导出身高的下级,封建割据体制下形成的藩本位意识也妨碍军人之间的彼此认同。明治3年(1870),守旧派士族刺杀致力于新军队建设的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这一事件体现了武士传统对近代军国主义体制化的抵抗。对明治政府心怀不满的所谓“不平士族”的反抗高潮,是明治10年(1877)西乡隆盛所领导的西南战争。西乡本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回到家乡,成为在鹿儿岛的私立兵学校的学生崇拜追随的对象。这种私人性效忠关系体现了封建武士的传统,是慨然向明治天皇政府举兵的叛乱者的内部团结的基础。在西南战争之后,明治11年(1878)又发生竹桥兵变。竹桥兵营近卫炮兵队的260余名士兵,由于恩赏不公等原因,悍然进军直至在赤坂的临时皇居。这一叛乱事件表明在明治政府的军队内部也存在着自行使用武力的传统武士作风,而由政府垄断所有合法性暴力则是近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明治政府在严厉镇压此次叛乱之后,于明治11(1878)年10月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的名义发布了《军人训诫》。

   《军人训诫》的特色在于诉诸历史传统来激励军人效忠于天皇:“我国古来武士之忠勇为主,自不待言也。可为忠臣勇士之龟鉴者,世世莫不有之……我日本帝国之人民,以忠良骁勇之名光耀于四邻,彼我之史乘皆有显著记载。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传受,我等血脉中固有之遗物,愿永世保存,传之子子孙孙,勿以不忠卑怯之污名毁伤祖先之遗物,此乃我等之衷情也。”[②]在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忠勇精神的承载主体的悄然转换:原本属于“古来武士”的精神,被直接看作“日本帝国之人民”的荣誉,是属于日本全民的“祖先之遗物”。在此种意义上而言,这一份文件正是近代武士道论的起点:开始把属于武士这一特定身份的道德,改造为全体日本国民所共有的传统。

   为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明治15年(1882)又以天皇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奇妙的是,这份在近代日本被尊奉为武士道经典的文件,为了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统帅大权,却严厉批判武士阶级掌握日本军政大权的历史:“凡七百年间为武家之政治也。世态移换如此,非人力可挽回。且违我国体,且背我祖宗之御制,诚可叹息也。”[③]这份敕谕极力以近代天皇制(即所谓“国体”)的“大纲”、“公道”来取代封建武士道的“小节”、“私情”:“自古或立小节之信义,而误大纲之顺逆,或迷公道之理非,而守私情之信义,虽为英雄豪杰,可惜遭祸灭身,留尸上污名于后世,其例不少,当深警醒。”[④]与明治天皇政府对抗的西乡隆盛等前武士,正是这里所批判的身败名裂的“英雄豪杰”的典型。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首先是在批判武士道传统的基础上起步的。

   二、武士道的“复活”

   在明治20、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确立,又重新兴起了武士道热。但是,在近代日本被大力宣传的武士道,实际上经过了一番重新整理和改造,今日学界多称之为“明治武士道”或“近代武士道”[⑤],本文称之为“近代武士道论”。明治32(188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语在美国出版《武士道》(Bushidao:The Soul of Japan),这是学界公认的日本近代武士道论的发端。据其第一版序言,在此书出版大约十年之前,一位比利时法学家德?拉维莱问新渡户,日本的道德教育是如何进行的。新渡户没有能够回答出来,他当时并未明确意识到日本有一个叫做“武士道”的道德传统。其实不难发现,武士道是随着日本与西方的接触才逐渐被意识到的[⑥]。

   新渡户自觉地选择了向欧美世界为日本辩护、宣传的立场[⑦]。因此,他特别注意强调武士道与西方伦理的共性,这种态度与近代日本大多数武士道论者为突出本国特殊性(即所谓“日本主义”)而强调武士道不同于与西方道德的主流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新渡户在强调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伦理的同时,又致力于论述其各种观念实际上和西方是相通的:“当研究武士道所浸润的各种德行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做比较和例证,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特性能够称得起是武士道的专有的遗产。”[⑧]由于其写作目的在于赢得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理解和同情,像“孝”之类的伦理观念,虽然在武士道中也非常重要,但是新渡户考虑到难以获得西方人的理解,便避而不谈[⑨]。在这种写作态度的指导下,新渡户的武士道论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首先,新渡户是批评单纯的“武德”,说:“虽说人身上的战斗本能是普遍的而且是天然的,并且是产生高尚感情和男子汉的德性的,但它并不是囊括了人的全部的东西。在战斗的本能之下,潜藏着更为神圣的本能。这就是爱。神道、孟子以及王阳明都曾清楚地用它来进行过教导,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武士道以及其他一切军事型的伦理,却无疑由于过份埋头于直接的、实际上所必需的各种问题,而对于上述事实每每忘记了给以恰当的重视。”[⑩]第二,在《武士道》一书中,新渡户虽然认为武士道会作为一种美德、作为精力和活力而在日本永世长存,但是并没有过多强调武士道的“复活”。在第十七章《武士道的将来》中,新渡户承认武士道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道德产物,是垄断道德和价值的阶级精神,是注定要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消亡的,“现代的战争对武士道的不断成长也不会提供多大的余地”[?7?6]。第三,《武士道》在天皇崇拜问题上基本没有展开论述。虽然新渡户也把天皇理解为现人神,把皇室理解为日本“全体国民的共同远祖”,但其书所描述的武士道并无狂热的尊皇色彩。在行文中,新渡户拿日本天皇和英国王室相比较,把天皇看作日本统一的象征。[?7?7]虽然他也说忠是武士道的核心,却直到第9章才介绍忠的问题,而且是和义一起谈的。主要描述个人对主君的尽忠,而不是忠于天皇。第四,《武士道》特别强调和平主义,批评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新渡户说:“出卖了和平的长子权,并且从产业主义的前线后退下来,转移到侵略主义战线的国民,完全是在做毫无价值的买卖。”[?7?8]

   新渡户武士道论的上述特点,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和军国主义格格不入。在二战之后,新渡户以一个基督教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被广泛推崇,头像被印上五千面额的日元,其《武士道》一书也依然被广泛阅读。但新渡户及其武士道论在日本近代史上却逐渐发挥了为军国主义做宣传的功能。日清战争胜利之后的日本人,把胜利的原因主要解释为向西方学习的成果,从文明论而不是从日本传统的角度宣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进步。但是随着日本人帝国主义意识的日渐膨胀,特别是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随着海外对日本的关注和日本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武士道论才真正开始复活,用以解释日本在军事上的成功[?7?9]。明治38(1905)年,新渡户出版《武士道》的增订版,增加了五分之一的内容,出版的时机正是在日本海军在日本海上击败俄国舰队之后不久。近代的武士道热由此而发,新渡户也获得了新的社会角色:“《武士道》通过解明武勇的根源,对日本军的胜利给予了理论性说明。这一著作使新渡户成为‘新日本’的代言人。”[?7?0]明治38(1905)年4月12日,新渡户被明治天皇召见,献上了《武士道》一书。至此,《武士道》一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超越了当初向西方人解释日本道德的写作意图,成为军国主义宣传的一部分。1938年7月,在矢内原忠雄的日译本《武士道》序言中说:“博士在本书中以洋溢的爱国热情、广博的学识和雄劲的文笔向世界广泛宣扬了日本道德的价值,其功绩是可同三军的将帅相匹敌的。”[?7?1]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公允”的评价。

   新渡户的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在其《武士道》一书中已经潜藏着转变的思想契机。首先是其随处可见的日本优越论。比如他赞美日本人之“忠君爱国”是“举世无比!”“这乃是武士道所赐”[?7?2]。而且,是他对所谓“武德”本来便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他宣称:“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懦夫变成勇士。不!在鸭绿江,在朝鲜以及满洲,打胜仗的乃是指导我们的双手,让我们的心脏搏动的、我们父辈祖辈的威灵。”日本人现在的使命就是要保护“名誉、勇气以及其他一切武德的伟大遗产”,“使古来的精神的一点一划也不受损害,未来的使命则是扩大其范围,在人生的一切行动和关系中加以应用。”[?7?3]第三,他说武士道所接受的“父权政治”是“带着自豪的归顺,保持着尊严的顺从,在隶服中也是满心怀着高度自由的精神的服从”[?7?4]。但实际上这依然是强调抑制自我,提倡愚忠盲从。这些特点使新渡户很容易和现实政治妥协,成为其日本文化论的武士道论向军国主义的武士道论转变的基础。1908年,山方香峰出版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新武士道》,称:“日俄战争是国民精神以武士道的形式开出的最美的花。” [?7?5]新渡户欣然为此书作序,并推崇备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新渡户也肯定关东军的行动,并自觉地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行为向西方社会辩护[21]。

   三、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结合

新渡户的武士道论和军国主义的结合尚不是那么紧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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