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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和发问艺术

更新时间:2021-09-29 16:02:07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摘要:差异性发问在质性社会学中非常重要,但却很少有学者针对这一发问方法展开过系统讨论。本文总结了优质的差异性发问的六个要素:(1)发问包含的信息量大;(2)对差异性有合适的测量;(3)对导致差异的原因有因果关系假说及替代假说;(4)发问的背后不能有不能成立的隐含假设;(5)发问的答案不能过于明显或发散;(6)研究的案例在经验或理论上具有重要性。本文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了在发问过程中容易发生的一些错误,并说明如何让自己的发问满足这些要素。

   关键词:差异性发问; 过程性发问; 因果关系; 结构/机制解释

  

  

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提问,即发问,而发问的关键则在于对差异性现象的敏锐把握。听起来这似乎很容易做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难道不都是在通过对各种差异性现象——比如天气好坏、价格高低、股市涨落、质量优劣、款式新旧、年龄大小——的把握来作出各种分析和决定吗?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捕捉和分析切身利益之外的差异性现象的习惯。笔者读过大量质性研究的作业、课题申请报告和已发表的文章,其中的发问(如果有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过程性发问(how)或试图对案例性质进行定性的发问(what),而不是从差异出发去寻找其背后原因,尤其是不会提出结构/机制性原因的发问(以下简称“差异性发问”)。有些报告或文章中提出的似乎是差异性发问,但是这些发问中也夹杂着各种势必会把研究者引向误区的陷阱。差异性发问对质性社会学至关重要,然而质性社会学家却很少有人就差异性发问的特点和发问艺术进行过系统的探讨。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缘起。本文可以说是笔者训练学生多年获得的一些心得,文中有些例子也来自学生的作业和开题报告。教学相长,与学生的互动是笔者不断进步的一个动力源泉。按照学术惯例,为避免对号入座,本文中具体的例子都进行了技术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对话对象主要是做质性研究的学者。笔者并不认为发问对于定量研究来说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定量研究的发问相对比较机械。比如,如果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问题意识就很难超出问卷中的问题。当你决定把问卷中某个问题当作因变量,问卷中其他问题自然成了自变量的选项。做统计的学生一般都能很快上手,而质性研究的学生经常几年后仍然找不到很好的问题意识,原因之一就在于质性研究发问难度要大得多。下文中笔者会略去“质性”两字。文中讨论到发问时,指的就是质性研究的发问。

  

   一、差异性发问的优点

  

   如前文所述,笔者读过的有关质性研究的开题报告、文章和专著中的发问绝大多数都属于过程性发问。以下是四个经过一定技术处理后的例子:“新科技是如何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的?” “现代国家是如何运用女性的身体来构建民族认同的?”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宗教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中国的小学教育是如何建构童年的?” 对这类发问方式大家应该相当熟悉。这里笔者想通过一个关于土地改革过程研究的例子来更详细地说明过程性发问的缺点和差异性发问的优点。

   如果问对土地改革过程感兴趣的青年学者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一般会呈现三类形式,例如:(1)“我想知道土地改革过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2)“我想知道土地改革过程中‘情感动员’(或任何一个其他的视角)是怎么进行的。”(3)“我发觉土地改革过程在各地呈现出许多不同,例如福建土地改革的斗争对象往往是宗祠而不是地主,‘小土地出租者’这一成分划分在江南一带出现得较多,在有些地方土地改革过程首先发动起来的是一些社会边缘群体……我想知道为什么土地改革过程在各地区呈现出这些差异。”以上三类回答中,前两类回答中的发问都属于过程性发问,第三类发问则属于差异性发问。面对这三类回答,笔者会作出如下判断:第一类青年学者较难培养;第二类容易培养,但也许会因为缺乏想象力而难以成为一位优秀学者;第三类不但比较容易培养,而且还有成为优秀学者的潜质。以下是对笔者判断依据的说明。

   过程性的发问都有两个相关的特征:第一,发问中所含的信息量通常都很小。就以上四个技术处理后的过程性发问的例子来说,除了研究议题外,其中几乎没有其他信息,或者说即使并非内行,照样也能提出此类问题。第二,一般来说,发问所含的信息越少,其答案的开放性就会越大。不同的经历者、观察者和采访者对同一案例中的信息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因此,即使是一个小规模的婚筵,我们也可以炮制出大量按时间顺序叙事的、证据上没有问题、逻辑上合理的描述。 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对象,诸如新科技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现代国家在构建民族认同过程中对女性身体的运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成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小学教育对童年的建构以及土地改革过程等一般都比婚筵复杂得多。因此,以顺时逻辑为基础的过程性叙事有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在训练学生的过程中,笔者发觉“过程性叙事的无限可能性”会导致如下问题:对于价值倾向不强的学生来说,过程性发问非常容易使他们对哪些材料有用、哪些材料没用缺乏感觉。因此,即使在材料收集上花了很大工夫,一旦落实到具体议题时,他们总会觉得相关材料收集得不够。因此就会在研究问题和材料之间反反复复,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学生有很强的价值倾向,其价值观就势必会导致他对某些材料更感兴趣,在这样的材料上建立起来的叙事和理论只会更接近该学生眼睛的底色,而不会是事实。

   只会过程性发问的学者到最后往往得靠照猫画虎来解救自己。以上有关土改运动的第二类发问方式就是一个例子。这位青年学者声称他想研究土改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情感动员,说明他读过裴宜理的关于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的著述(Perry, 2002),甚至还可能读过美国学者通过引进情感视角来批判建立在理性选择假设基础上的政治机会理论的研究 (Jasper, 1997,2011;Goodwin, 1997)。但照猫画虎式发问最大的弱点就是视角过于机械。该学者大概没想过,情感和理性选择是人类行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简单强调任何一个侧面其实都意义不大。就美国的社会运动发展来说,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情感能驱动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的发展,而那时候的学者也更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但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受到组织者的理性策略驱使,而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也在美国取得了主导地位。该学者可能也没想过,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不可避免地受美国本土学术脉络的影响, 但对我们来说,中国革命仍然与今天的社会方方面面血肉相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亦步亦趋地照搬美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呢?话说回来,这类发问方式虽然无趣,却很保险。试问哪个集体行动中没有情感成分?无趣的人也可以从土地改革的档案里找出一些与“情感”有关的资料拼凑出文章。国内外社会学专业期刊中不少文章其实都接近于此类,原因就在于这种学问容易模仿。

   与过程性发问相比,差异性发问有四个优点:第一,能把我们迅速带入某一议题内部的复杂性,从而促使我们进行比较和分析。第二,对价值倾向不强的学者来说,这类发问可以马上为研究者确立初步方向,使其能比较明确地知道什么是有用的材料,哪些是与发问相关的可能的因果关系,以及所收集的材料是否已足够。第三,对于价值倾向很强的学者来说,差异性发问能迫使他们在研究时保持一定的价值中立。价值观肯定会关系到学者对什么案例、案例中的什么现象感兴趣。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很难避免。差异性发问的好处在于,不管研究的初心是什么,从差异性出发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与价值观无关。比如,无论一位学者最初对土地改革抱有什么态度,为了对自己提出的各种差异性现象作出合理解答,就不得不放下自己的价值倾向以及对土地改革过程肤浅的认识,进入到当时中国高度多样的社会结构、共产党组织内部的各种张力以及这些复杂性在各地土地改革的表现中。第四,差异性发问包含更多的信息。他人因此就能透过这些信息看到提问者对案例的了解程度以及价值观、兴趣及弱点所在。同时,他人还可以要求提问者针对各种差异找到可靠的测量方法、合适的对话对象,推动提问者寻找新的差异性现象并探索各种差异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对其提出挑战,迫使其深化研究、修正观点。也就是说,差异性发问不但给出了研究方向,并且该方向也能在研究中逐渐充实甚至改变,因此并不机械。差异性发问的这一特点给同行互动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准确地说,本文讨论的是差异性发问和过程性发问,而不是“为什么”发问和“怎么”发问。虽然差异性发问中一般都会含有“为什么”,而过程性的发问中一般会有“怎么”,但这并不绝对。比如,布朗(Brown, 1963:48)书中给出了两个例子:“为什么大国在1775年左右开始出现?” “大国是怎么在1775年左右开始出现的?” 然后他指出我们可以从这两类不同发问出发,得出完全相同的解释性结论。笔者认同他的观点,但要加个说明:布朗给出的其实都是差异性发问的例子(即1775年前后的不同),这也就是布朗认为这两类发问能指向相同结论的原因。不过,按照语言习惯,差异性发问中通常会出现 “为什么”,因此把差异性发问称为“为什么”式的发问在很大程度上也无不可。

  

   二、错误的差异性发问

  

   并不是所有的差异性发问都能指向某种具有学术意义的结构/机制性因果关系。比如,布朗的两个发问都有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国”的含义在问题中并不清楚。为什么1775年前的俄国、大清、大不列颠、奥斯曼、西班牙不算大国?如果它们不算大国,那大国的标准又是什么?发问者的一个通病就是对案例之间的差异性没有清晰的表述,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测量方法。笔者在下文中会列举发问者比较容易犯的其他五类错误。需要指出的是,很少人犯第一类错误,但是从第二类错误到第五类错误,犯错的可能会不断加大。而且,这些错误彼此之间并不独立,多个错误经常会在同一发问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一)非因果性的差异性发问

   非因果发问是极常见的发问方式。它往往是提问者对某种指令、习俗、规则或法律不理解和不愿接受时所采用的发问方式。例如,为什么我必须守法?为什么我每天要吃维生素?我把它们归于差异性发问,原因在于此类发问隐含如下差异:做还是不做,守法还是不守法,每天吃维生素还是不吃。此类问题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因为这么做对你好,因为不守法就会受到惩罚,因为妈妈要你每天吃维生素。显然,此类发问引出的回答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指令、习俗、规则等等。这类发问在解构俗见和常规时会有意义,但对注重于因果性的社会学意义不大,也很少有学者采用此类发问。这里不多讨论。

   (二)缺乏信息的差异性发问

差异性发问的优点在于问题中有信息。一般来说,发问中所含信息越多,说明你对案例的了解越深入,并且你提出的解释也会更贴近事实(关于解释与经验事实契合度这一认识论问题,后文还会专门讨论)。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学生甚至学者提的问题信息量却非常小。例如,为什么科技的发展在有些时期较快,另一些时期较慢?为什么杭州有些社区工作开展得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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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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