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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和发问艺术

更新时间:2021-09-29 16:02:07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有些较差?

   科技发展速度在各个时期有别,不同社区工作的成效不同,这是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能想到的,或者说即使对案例毫不了解,也应该能这样发问。但是这三个发 问没有提供其他信息。这样,前面提出的差异性发问的四个优点(能迅速把我们带入复杂性、能立即给出一个初步的研究方向、 能迫使我们走向价值中立、能更快地在与材料和同行的互动中将研究不断深入)就得不到体现。缺乏信息的差异性发问与过程性发问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差异性现象发问的一个关键在于发问能引发困惑(puzzling)。但是,没有信息的发问往往没有困惑可言。

   (三)过程性差异性发问

   过程性差异性发问与过程性发问都以时间序列为基础,但是它们有一点不同。试比较以下两个问题:(1)我想研究“反右运动”的发展过程;(2)我想知道为什么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6月8日后发展成了“反右运动”。以上第一个发问中没有任何差异性现象,因此属于过程性发问。而第二个发问则建立在某个时间点前后所呈现差异的基础上,因此属于过程性差异性发问。

   平时我们会经常碰到诸如此类的过程性差异性发问:“你的手怎么肿了?”或者“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对此类问题回答的一般形式是:“我的手被砸了一下”, 或者“邻居浇花不小心浇到我身上”。 可以看出,这类发问所唤起的逻辑不是演绎和归纳,而是溯因(abduction),即在时间/事件序列中通过回溯来找出导致某一转折点(即手从不肿到肿,衣服从干到湿)产生原因的一种逻辑。绝大多数自然现象都是在变化中得以呈现的。因此,在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时,过程性差异性发问非常普遍,而寻求过程性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所采用的溯因逻辑也往往是进一步寻找更具普遍性的科学规律的起点。但在社会学领域,从过程性差异出发的发问往往会导致理论意义不大,经验上有误,并且也不能带来常识的结论。笔者在下文中将通过一位小有名气的美国学者在一个重要的学术报告中所犯的错误来说明这一点。

   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个典型的过程性差异性发问:为什么美国警察在20世纪初步入了军事化进程?他的论点可以总结成一句话:美国警察走向军事化是因为伯克利警察局第一任局长奥古斯特·沃尔默(August Vollmer) 曾在菲律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役,退伍后他任职于伯克利警察局,并把军队的一套带到了警察部门。该学者在寻求因果关系时仅仅用了溯因逻辑,而没有采用演绎和归纳。如果从过程性差异性发问出发,并且在推理中仅使用溯因逻辑,所形成的结论势必会有多方面的缺陷。在这个例子里,该学者至少犯了四个错误。

   第一,有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改行后往往会去找那些需要这一知识和技能的工作。军人退伍后进入警察局、当保镖或保安实属正常,把原先的知识和技能带入新领域也属正常,问题是沃尔默的个人行为是否就是整个美国警察军事化的来源?对这种论点笔者是怀疑的。毕竟,面对20世纪初美国的各种激烈社会抗争,对跨行业工会进行选择性暴力镇压是当时美国精英的共识 (Mann, 1993:chap.17-18)。我们分析美国警察的军事化绝不能离开此背景。第二,加强警察军事化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共性,而不是出于偶然的知识和技能转移。第三,虽然警察军事化是个常态,但各国的发展形式不同, 形成的时间点不同,军事化的程度也不同。只有对这些差异展开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警察军事化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动因和规律。第四,在自然科学领域,即使是一些很特殊的过程性差异性(比如手被砸后变肿,衣服淋雨后变湿),因为前后差异有确定性,也至少会带来常识(因此我们一般不会砸自己的手,下雨时出门一般也会带雨具)。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像“美国警察军事化起始于沃尔默对伯克利警察局的改造”这类结论不会指向普遍性的规律,也不带来常识,因为其他地方的警察军事化完全可能出于其他原因。

   过程性差异性发问并不是不可行。布朗(Brown 1963:48)的“为什么大国在1775年左右开始出现”就是一个过程性差异性发问。孙砚菲在她最近的两篇英文文章中用的也都是过程性差异性发问:“为什么基督新教在1949年前的中国发展缓慢,而在1978年以后却取得了快速发展?”“为什么在1949年前的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势头不亚于基督新教,然而在1978年后其发展远远落后于基督新教?”(Sun, 2017,2019)为什么以上的发问在方法论上没问题,但那个关于警察军事化的发问就有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发问的背后是否有一个或数个具有一定新意的结构/机制性因果关系假说,或者说在发问前至少对结论的方向性和可能性有一定的直觉。孙的发问背后就有这样的假说。比如,她对第一个发问的回答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基督新教在1978年后取得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民众对宗教的需求,不是基督新教作为宗教“产品”的质量,也不单是基督新教的制度特征,而是近代中国国家的结构性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宗教生态的根本性改变。“近代中国国家的结构性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宗教生态的根本改变是基督新教在1978年后取得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她试图论证的结构/机制性因果关系假说,而她所试图否定的那些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主要理论起到的则是替代假说的作用。替代假说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如果不认真考虑那些在逻辑上也行得通的替代假说,我们很难逃脱如下局面:所谓论证其实只是一个用有利证据编织成的在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叙事。第二,把该领域一些主要理论作为替代假说不但能显示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同时也是突出理论新意的有效途径。研究警察军事化的那位学者因为缺乏这些考虑,结果就提出了一个只能得到没有社会学意义的特殊性回答(ad-hoc explanation) 的问题。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出如下方法论准则:一个有社会学意义的差异性发问必须伴随着结构/机制性的因果关系假说和替代假说。对于过程性差异性发问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此类发问很容易引向时间序列过程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从而导向缺乏社会学意义的答案。

   (四)含有错误的隐含假设的差异性发问

   由于知识局限、价值倾向或文献误导等原因,发问中往往会隐含着一些不能成立的假设。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研究,很难不得出错误的结论。试看以下三个问题:(1)为什么在传统儒家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熏陶下,还会发生各种造反事件,如农民起事、臣子篡位?(2)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但是为什么年轻人仍然对历史知识没有兴趣?(3)为什么互联网的繁荣和威权统治能齐头并进?我们来分析它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第一个问题的误区在于发问者对儒学的理解有偏颇。正名是儒学的核心概念,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是正名具体化的表述。正名思想可以用现代社会学语言表述如下:等级结构是社会的功能性需要,它本身并不会带来社会动荡,但当等级失去了其存在的功能,或者说上层人士的行为不再与其权力和地位相称时(即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时),社会矛盾就会加剧,动荡与混乱就会接踵而至。因此,虽然儒学是一个保守的哲学体系,但它同时也可以是叛乱的道义基础。

   第二个发问的误区在于发问者不懂以下社会学原理:对历史的兴趣就其本质来说属于一种品味。品味的背后则是价值观,它与审美、历史记忆、世俗价值观和宗教等现象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因此具有以下性质:第一,价值观是无法被明确证伪的,因此单靠辩论很难定出优劣。第二,价值观本身只有劝说性力量。除非被强迫,没有人必须听信和服从他人的价值观。第三,对某价值观的理解总是基于个体经验,而个人的体验又非常不同 (Zhao, 2015:chap.1)。从这三个性质出发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原理:如果没有外在力量,一个群体的价值倾向自然会高度多样化。换言之,如果某个群体在某价值观上取得了一致,肯定不是因为该价值观优于其他价值观,而是因为有着某种来自国家、教育机构、教会、媒体、网红推手公司等机构的强制性/半强制性力量的驱动。如果该发问者懂得这个原理,他就会知道社会越开放越复杂,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就越多,历史知识能获得的关注就会相对减少,获取信息成本降低只会加强这一倾向。笔者提出这个原理是受到如下认识启发:牛顿认为物体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不需要解释,而运动状态的改变才需要解释。这一发问视角的改变促成了加速度、摩擦力、万有引力等概念的产生,奠定了整个经典力学的基础。在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在社会上高度多样的存在也不需要解释,而某种意识形态取得主导才需要解释。但是理解和准确运用这一发问视角转换要难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连曼恩这样的世界顶级历史社会学家也会误以为笔者的理论是在说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不具有重要性 (Mann, 2018)。对于普通学者来说,犯此类发问错误再正常不过,但沿循这个发问视角往下做的文章却会陷入各种误区。

   如果说前两个发问的问题主要出在发问者在某些方面的理解有偏颇,第三个发问的问题则与西方政治学的误区有关。长期以来,基于麦克卢恩 (McLuhan, 1964)的“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 的思想,大量西方学者研究了各种新的传播形式的出现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赵鼎新,2006:第12章 ) 。这类研究本身没问题。但在近几十年,特别是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后,一类以威权统治和互联网难以共存为出发点的研究逐渐盛行。于是就有了该学者的发问。从今天来看,与 “民主历史终结论”(Fukuyama, 1992)、“民主和平论” (Brown et al., 1997; Dixon, 1994)以及“世界社会理论” (Krücken & Drori, 2009)一样,威权统治和互联网不能共存的观点也只是个谬见。具体来说,国家是具有主动性的行动者,互联网则主要是工具,国家的互联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互联网的性质。只有当互联网对一个威权国家是全新事物或者当该威权国家尚不知道怎么控制、操纵互联网,并且该威权国家正经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时,互联网才会成为摧毁威权统治的关键。在其他情况下,互联网和威权统治的关系十分复杂。该学者的问题因此不成立。

   (五)答案过于简单或过于发散的差异性发问

   笔者把答案过于简单或发散的发问归为一类,主要是因为这两种错误有一定对称性。以下是一个典型的过于简单的发问的例子:大学寝室分配具有较高的随机性,为什么学霸更容易集中出现在同一寝室?这个发问的核心是学霸在学生寝室中的差异性分布,就其本身来说是完全能成立的发问。但是它有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可能的答案太简单——它指向的是一个单一的、大家都能立刻猜出的答案:学生间的互相影响,即社会网络的作用。

如果说上面发问的问题出在答案过于简单,以下发问的问题则是答案过于发散:为什么有些艺术家(比如达芬奇、梵高、毕加索等等)和他们的作品被长期追捧,有些则没有?检验一个发问过于简单还是过于发散的准则就是你能提出多少针对发问的理论假说。如果假说只有一个,并且结论事先大家都能毫无悬念地猜到,那么此发问肯定是太简单了;如果能提出的假说不但很多,并且还指向多个性质各异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原因,那么该发问也许就过于发散了。具体而言,我们知道艺术家成名的原因太多了。收藏家的兴趣和商业炒作,某些名人的力推,新的艺术技巧、形态乃至范式的重要创始人,艺术家生活经历和相应艺术语言的独特性,艺术风格与主流艺术理论的高度契合,政治原因(如A国的异见人士艺术家在B国被追捧),后世发掘出来再成名等都有可能,并且这些原因不一定彼此冲突。除非我们把发问明确到具体时代、类型或具体某位艺术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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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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