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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舒明:美国犹太教“极化”进程中的以色列因素

更新时间:2021-09-29 06:44:08
作者: 汪舒明  

   内容提要: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以色列是加剧这一“极化”进程的“分化剂”。以色列在全球犹太人中“精神中心”地位的凸显、全球化时代流散地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关联的增强以及不同宗派群体在对以关联中的地位差异,导致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籍由此种紧密但不平衡的关联,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冲突和“极化”得以“外溢”至美国犹太人群体。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以“受邀”或“回旋镖”模式卷入以色列社会政治的纷争。进入21世纪以来,右倾化和“民主危机”使以色列犹太人正统派在身份认同、政党归属和政策倾向等方面与美国正统派犹太人趋近,同时却更加疏远非正统派群体。日趋右倾化的以色列加剧了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的“身份冲突”。

  

   关 键 词:美国犹太教  正统派  非正统派  极化  以色列

  

   20世纪末,美国犹太社团日益呈现出类似于美国社会整体“文化战争”①的景象。围绕“谁是犹太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美国犹太教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加剧对立。此前在支持以色列和反击反犹主义等议题上曾向外部世界展示内部协调性和组织性且经常能以“同一种声音”出现的美国犹太社团,在当时被称为“一个分裂的民族”。②进入21世纪后,美国犹太教进一步呈现“极化”趋势,诸如“两极模式”“一个民族,两个世界”“两个犹太教”“部族内部矛盾”等提法纷纷涌现。③有学者认为,当今美国犹太人是“双头怪物”:一头向右,宗教上渐趋正统,政治上日益保守、狭隘和亲以,并经常与共和党和福音派联盟;另一头向左,更倾向于自由、进步和世界主义。④以正统派为一方,以非正统派为另一方,美国犹太教内部“极化”趋势表现为以极端正统派为代表的正统派犹太人与以改革派为核心的非正统派犹太人之间始终深度分裂、高度对立和力量均衡的动态发展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教派力量对比趋于均衡。根据1990年美国“全国犹太人口统计”数据,在成年“核心犹太人口”⑤中,改革派占38%,保守派占35%,不信教群体占10%,正统派占6%,重建派占1%,其他零星犹太教派数量占9%。⑥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10月发布的关于犹太成年人口调研报告数据显示,美国犹太教改革派人口占比达35%,保守派占18%,正统派占10%,无教派倾向群体占30%。⑦美国犹太教正统派成年人口年轻、早婚、早育、高生育率⑧的群体特点,使得正统派实际人口占比远高于皮尤民调统计数据。若将基本脱离犹太社团的世俗派排除在外,美国犹太教教派人口结构呈现从“橄榄形”加速转向“哑铃形”的趋势:改革派人口相对稳定,保守派人口加速萎缩,正统派人口明显膨胀,尤其是极端正统派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作为传统美国犹太人口分布重心的纽约犹太教派,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哑铃形”的“两极”人口结构。自2002年至2011年短短九年间,纽约犹太教正统派人口占比从27%升至32%,保守派从23%降至18%,改革派从24%降至20%。从2011年17岁以下纽约未成年犹太人数量来看,正统派更以20.8万远超非正统派13.1万的人口数量。⑨不同教派人口在参与美国犹太社区生活的积极性方面差异巨大,这也是影响教派力量均衡的重要因素。正统派人口积极参与犹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美国犹太社团的中坚力量。非正统派出现日益疏离犹太会堂和其他犹太建制派机构的倾向。在正统派犹太会堂和相关组织总体上仍展现出强大活力和生机的同时,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非正统派教派组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

   其二,社会文化领域分裂。包括世俗主义者在内的非正统派犹太群体和个人已经高度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成为精英化的“成功群体”和“美国梦”的代表。他们与其他族裔和宗教群体混杂居住、密切交往并通婚,推崇美国的政治体制、个体自由、世俗教育,大多从事现代服务业和专业技术职业,居住在城郊的中产阶级社区,倾向于离开美国东北部移居新兴的西部和南部“阳光地带”。在父系血统、授予同性恋者和女性拉比圣职、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身份政治问题上,非正统派犹太人朝着自由化方向行进。而正统派犹太人总体上坚持维护和复兴犹太教传统,各分支派别不同程度地抵制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占正统派人口三分之二的极端正统派各分支尤其呈现出明显的自我隔离和基要主义倾向。他们在纽约等美国东北部大城市中长期处于“穴居”的社会边缘状态,于社区内部严格实行犹太教法,抵制通婚及美国社会的世俗文化和大学教育,从外表服饰上就与主流社会形成鲜明反差。极端正统派强烈反对授予女性拉比圣职,对同性恋、通婚等问题持抵制立场。他们将同化、通婚视为犹太民族在美国生存的严重威胁,主张以自身为范,将回归《托拉》(Torah)和犹太传统价值观视为唯一、长期的解决方案。⑩自20世纪末以来,脱离市井、依书(11)而行的“本本主义”在正统派内部盛行,美国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文本文化”(text culture)倾向尤其严重。严格遵法席卷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12)在具体的社会政治议题上,此种社会疏离倾向经常导致现实利益和社会政治联盟相对立。正统派犹太人似乎就像属于美国中部共和党基本盘的“红州”,而自由派犹太人却更愿意住在阿姆斯特丹或斯德哥尔摩的郊区。(13)当然,20世纪末以来美国犹太生活中最持久、最难解的论争大多围绕以色列展开。(14)非正统派为以色列偏离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理想而深感焦虑和失望,正统派则接受和支持一个日益符合其保守神学政治立场、右倾化的以色列。

   其三,犹太社团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恶性”互动加剧。长期以来,美国犹太社团组织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维系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文明交往和友善共处。但自20世纪末以来围绕犹太教法和教规的分歧以及在巴以和平进程、以色列宗教多元主义和非正统派在以合法地位等问题,美国正统派和非正统派犹太人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1994年11月,长期以来维护犹太教三大教派之间沟通与合作的“美国犹太会堂理事会”解散(15)标志着三派正式关系的解体。社区活动和公共辩论经常被高声怒斥、个人羞辱、愤怒指责等不文明举止所扰乱,讨论话题一旦涉及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包括不同教派组织在内)之间经常充满敌意和恶毒攻击。(16)左右两个阵营相互攻讦和妖魔化,矛盾变得难以调和,以至于涉及以色列的讨论难以为继。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会堂,拉比不敢对会众谈论涉以事务。(17)2015年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经历了激烈内斗,不同阵营之间围绕伊朗核问题的争论最后演变成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支持伊核协议的犹太人被抨击为“犹奸”“叛徒”等。特朗普任内在涉以、涉犹、抗疫等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犹太社团的内部裂痕。这场大分化深入犹太人家庭、朋友圈、会堂和社区组织(18),左右翼甚至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也不再相互关切和同情。

   美国犹太社团在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社会关联。除长期以来犹太教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竞争和20世纪末以来美国社会政治不断加剧的“极化”趋势,以色列正是影响美国犹太教“极化”的关键外部因素,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宗派纷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以色列对美国犹太教内部“极化”趋势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以色列逐渐成为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极化”外溢至美国犹太人群体;21世纪以来右倾化日益加剧的以色列对美国犹太教不同宗派的身份认同和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社群不同宗派间竞争的关键“战场”

   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群成为当今世界犹太民族精神文化发展进程中遥相呼应的两大支柱,两国的犹太人数量约占全球犹太人的80%。犹太人传统上将自身视为某种“扩展家庭”的一部分,这种强烈的亲缘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责任观,成为推动两国犹太社团建立紧密关联的天然动力。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认为自己与美国犹太人同文同族、命运与共;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也承认对以色列有着不同程度的情感,关切以色列是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本质或重要属性。(20)

   自以色列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高度集中化、成规模的大型犹太社团组织一直是美国犹太人了解以色列、参与涉以事务的主要渠道和“代理人”,美国犹太社团对涉以事务维持着一种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群众动员”模式。这些组织一方面向美国犹太人筹集款项以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则在美国国内致力于塑造亲以共识,并为美国奉行亲以政策积极开展游说。美国犹太人中很少有人学习希伯来语、反复前往以色列游历或认真考虑阿利亚(aliyah,即向以色列移民)(21)。他们大多对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认识有限,基本不直接参与以色列的社会政治事务,对以色列持一种理想化、浪漫化的模糊认知,将之视为犹太民族“浴火重生”的象征和中东地区的民主典范,以及一个受到充满敌意的邻国围困的国家。尽管内部时有“异议”,美国犹太社团对以色列的态度整体上仍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不同群体之间在涉以问题上的立场相对“和谐”。

   此种“群体动员”模式顺应了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之间“互不干涉”的立场。长期以来,锡安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致力于建立和建设“犹太民族家园”,呼吁全球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地区。这一目标和立场对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不同程度地造成“双重认同”和“双重忠诚”的困境。以色列建国后,该国领导人一再呼吁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引起当时致力于融入主流社会的美国犹太人不安。1950年8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主席雅各布·布劳斯坦(Jacob Blaustein)飞赴以色列与时任总理本-古里安谈判,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达成后来被称为《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Ben-Gurion-Blaustein Agreement)的共识。根据这一共识,以色列不谋求代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不干涉其他国家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美国犹太人是否移民以色列取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美国犹太社团则在以色列尊重美国犹太人的美国公民身份及其敏感性的条件下,对以色列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1957年和1960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先后就这一协议设立的原则和规范一再获取以色列方面的确认。(22)

   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进程使得美、以犹太社团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已经高度内化。美国和以色列犹太社团之间以“互不干涉”为重要特征的“群众动员”模式,因受到呈现个体化、组织分散化和极化特征的“直接接触”模式的冲击而支离破碎。(23)更具独立性、单一目标、派性鲜明、权威私人化的组织,不断冲击此前中央集权化、联合会或伞形构造的全国性主流犹太社团组织的权威。如果说“群众动员”模式下的以色列对美国犹太人而言是一种抽象且模糊的象征,那么“直接接触”模式下的以色列已经日益变成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面对的、具体而清晰、但又充满复杂性的国家实体。分散化的“直接接触”模式为以色列对美国犹太社团社会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更多途径和手段,而增强对以色列的联系、直接参与以色列事务,也成为助推美国犹太社团“极化”的重要动力。

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美、以两国犹太社团之间的信息传递变得空前迅捷,两大社团之间相互了解、交融、参与对方事务的意愿日益增强。《耶路撒冷邮报》《国土报》等以色列主流媒体纷纷设立英文版面,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了解突破了此前简单化、模糊化、浪漫化的状态,变得更加复杂、清晰和实际。不同的美国犹太社群纷纷越过大型社团组织,拓展更加便捷的途径,直接向以色列相关机构提供捐赠,并就相关议题公开发表自身立场,参与并影响以色列政府的决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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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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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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