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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辉 阙梓冰:不动产隐名权利的私法保护

更新时间:2021-09-29 06:19:13
作者: 姚辉   阙梓冰  

   内容提要:在对待不动产隐名权利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上,理论通说多倾向于援引现行法确立的外观主义结论,保护善意执行申请人的信赖利益,而实践中却常有裁判肯定不动产隐名权利能够产生对抗力。审视通说观点秉承的价值理念和解释方法,诸多方面可资探讨。外观主义在物权法体系中应属例外而非原则,优先维护信赖利益不等同于一概保护善意第三人。支付对价的事实、占有的公示方式与隐名权利的对抗力存在关联性,以政策目标限制民事权利应遵循一定限度。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区分对待不同情形,有条件地对不动产隐名权利加以保护。

   关 键 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外观主义  信赖利益  不动产隐名权利  The opposition of execution of nonparties  Rechtsschein Theory  Reliance interest  Right of anonymity of real estate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部分当事人为规避政策、享受优惠条件或者设计财产配置安排,会以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其出资购买的不动产登记在他人名下;部分当事人因继承、受遗赠等法定原因取得不动产,但未能及时办理登记,由此带来了不动产权属名实分离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因不动产权属名实分离产生的纠纷数量呈现大幅增长之势。①在类似案件的处理上,如果名实分离问题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则学说理论和法院处理结果较为一致,即偏重于尊重隐名人的真实权利。但在部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案件中,如何妥当处理,存在争议。学界多数观点倾向于认为,若案件存在隐名人和出名人外的第三人,只要第三人是善意的,就应对其优先保护,因为这是贯彻外观主义以保护信赖利益的应有之意。②具体到涉及三方关系较多的执行异议之诉类案件,学界通说同样认为除非能够证明执行申请人(出名人的债权人)存在恶意,否则隐名人无法对抗善意的执行申请人。③

   然而,翻开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却会发现,针对前述问题,实务裁判结果远非学说般“一边倒”。其中,认为不动产隐名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执行的判决大量存在,肯定不动产隐名人能够取得实际权利的判决也并不少见。④此外,无论是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还是新近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征求意见稿),对待不动产隐名权利的态度都可谓纠结往复。前者在讨论阶段出现过支持不动产隐名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条文,但被最终稿删除;后者则罕见地将处理该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均在征求意见稿中列明。本应回应实践亟须、立场鲜明地表达确定性结论的司法解释和“纪要”,无法在看似简单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也间接印证了实务界在对待隐名权利问题上的左右为难。

   在方法论意义上,法官进行裁判活动应受到成文法的约束,此种约束体现为裁判者必须尊重立法已经固定的价值共识,而不得另行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但是,以现行法体系为基础配合逻辑自洽的解释方案得出的通说在适用于具体案件时,为何无法得出一以贯之的裁判结果?司法解释的制定者在面对不动产隐名人和第三人利益冲突时,缘何又会摇摆不定,始终无法将清晰统一的结论付诸成文?迄今为止,如何对待不动产隐名人的权利诉求,仍是司法实务迫切需要解决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拟首先系统性地梳理对待不动产隐名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这一问题时趋同的理论观点与差异的司法判决;其次,详细审视通说观点的说理,以《民法典》的规定为基础,对说理所秉承的价值理念和解释方法进行评述,明确其中的优势与不足;再次,厘清不动产隐名权利受保护的法理基础,明定执行类案件中对待不动产隐名权利时的考量要素;最后,基于前述论断,得出应对执行中的不动产隐名权利有条件进行保护的结论。

   二、对待不动产隐名权利的理论趋同与实践鸿沟

   (一)主要的理论阐释路径及其相似性

   针对隐名人有证据证明其系不动产的实际出资人时,能否排除出名人的债权人申请启动的强制执行的问题,现有学说多持否定态度,即认为除非执行申请人具有恶意,否则隐名人的请求就不应得到支持。其中,论者又主要秉承以下五种学说和论证方法。第一,权利性质说。该说认为,虽然隐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约定了不动产物权归属,但该约定仅具有内部约束力,而不具备物权法上的效力,隐名人享有的权利仍属于债权。基于债权的平等性,隐名人的权利不具有优于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地位。⑤第二,外观主义与信赖保护说。该说指出,登记簿的记载形成权利的公示与外观,固守外观主义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无论隐名人的权利来源于约定还是法定,第三人都无从知晓,若赋予隐名人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将挑战乃至颠覆公示公信原则,极大地增加了交易风险和不确定性,徒增交易成本,且容易引发和鼓励虚假诉讼。⑥第三,自甘风险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多数情况下,不动产隐名人往往系明知政策的存在仍然加以规避,其不具有道德依据,需要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可能被强制执行的风险。⑦第四,法政策考量。持该种分析方法的学者认为,无论是房产限购政策还是税收政策,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的裁判当然应当与政策保持一致,否则将会架空政策,增加社会管理成本。⑧第五,法律的经济分析。该种方法指出,除非执行申请人明知隐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否则其无法以合理成本对风险进行预防,因此风险应当分配给隐名人,隐名人的权利无法排除强制执行。⑨

   以上阐释路径,虽然角度各不相同,但实质上论者都分享着相似的价值前见。申言之,在不动产隐名人请求人民法院排除出名人的债权人申请启动的强制执行的情境下,无论是支持不动产隐名人还是支持出名人的债权人,另一方利益必将受损。但论者均认为,现行立法对此已经做出价值取舍,即要求恪守外观主义,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因此,利益可能受损的风险需要分配给不动产隐名人。此外,否认隐名人的诉求被认为是落实法政策的必然选择。

   判断趋同的理论观点,似有终结该问题讨论价值的意味。但颇为诡异的是,上述看似完满自洽的理论,不仅没能最终促成旨在统一该问题的司法解释的出台,更是在实践中屡屡被轻视乃至无视,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肯定不动产隐名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甚至认为不动产隐名人能够取得实际权利的判决。

   (二)裁判分歧与司法解释纷争

   在通说多元解释方法的影响下,司法实践中不少判决驳回了不动产隐名人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判决理由未超出前述五种路径。⑩但不可忽视的是,人民法院的过往裁判也有不少支持了不动产隐名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请求,考察相应说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稳健型”说理,认为部分案件中第三人不属于公示公信的保护范围,因此,不动产隐名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如在应某某与叶某某、张某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中,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应某某对登记人仅享有金钱债权,不属于公示公信原则需要保护的交易第三人,故叶某某、张某某作为真实权利人有权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11)再如在陈某某与朱某翔等执行异议纠纷案中,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陈某某的请求权源于朱某翔对相关债务担保所产生的金钱债权,并未特定指向案涉房产,故朱某凡对案涉房产主张的请求权应当优于陈某某的债权请求权。(12)

   第二类是“激进型”说理,认为不动产隐名人可以取得“事实物权”,从而具有对抗力。如在某银行与王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案中,法院认为王某借名购买了案涉房屋,其对案涉房屋已享有了事实物权而非债权,可以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进而排除执行。(13)再如在某园艺公司与梁某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案中,法院认为虽然案涉房屋在权利外观上为郑某某所有,但梁某某能够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实际购买者和占有使用人,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事实物权,能够排除强制执行。(14)

   此种裁判态度也影响了司法解释和裁判性规则的制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时,曾有意对与不动产隐名权利类似的股权代持的对外效力问题进行规定,但由于分歧较大,司法解释最终稿对此保持了沉默。(15)此后,虽有地方高院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否定不动产隐名人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但该问题并未得到全国性司法解释的确认。(16)2019年《九民会纪要》征求意见稿,曾于第119条规定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实际出资人时能够排除执行,同时也附上了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即不支持排除强制执行)”,但《九民会纪要》最终公布的版本中还是删除了该条内容。新近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征求意见稿)第13条规定了“隐名权利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但仍然呈现出两套截然相反的处理方案。

   可见,无论是旨在维护“裁判尺度的统一”的司法解释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的现状,还是个案裁判中面对上述问题的同案不同判现象,都印证了各方在对待不动产隐名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问题上,远未像通说般高度一致。这不禁引起反思,究竟是学界通说存在缺陷,还是裁判实践存在错误,下文将对此问题展开剖析。

   三、通说的体系诘问与价值反思

   (一)原则还是例外:外观主义在民法典中的体系定位

   如前所述,否认不动产隐名权利具有对抗力的核心理由是,在类似案件中保护善意的执行申请人,是对外观主义的贯彻,从而达到维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此种说理方式事实上预设了如下前提:外观主义在现行法体系中应被定位为原则,除非有足够的理由提供反证,否则就应对外观主义严格恪守。此种前提看似有着充实的实证法基础:其一,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第三人因登记产生的信赖应被法律所保护,这被概括为是公示原则引致出的公信原则,外观主义被认为属于公信原则的范畴(17);其二,无论是《民法典》承继的表见代理规则(第172条)、善意取得规则(第311条),还是新增的所有权保留物的对抗规则(第641条)、融资租赁物的对抗规则(第745条)等规定,均体现了外观主义的内容。(18)正因如此,“登记—公示外观—信赖受保护”的论证模式同样被许多理论同行奉为圭臬。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外观主义亦被广泛用于裁判说理。如前述裁判现状所揭示的那样,不少法院倾向于认为,执行申请人启动的强制执行程序不仅是基于信赖登记公示的外观,而且也因此付出了诉讼法上的成本,故案外人即使能够证明其享有真实权利,也无法排除强制执行。(19)

   诚然,外观主义作为一类理念原理的概括,具有重要的物权法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外观主义就当然地能够成为一项无须佐证即可适用的“原则”。因为无论是从规范、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分析,都无法得出外观主义系一项基本原则的结论,相反,外观主义在物权体系中仅属于特殊情况下的例外,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规范层面分析,《民法典》并未像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一般将外观主义明定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而只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其实,外观主义就像“物权优于债权”一般,仅是“归纳推理”的结果,而非“演绎推理”的当然前提,亦即只是在特殊交易情境下的利益衡量产物。(20)详言之,现实交易中时常遇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权利表征等因素“表里不一”的情形,此时,如果选择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将会导致第三人利益受害,如果选择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则又会使真实权利人利益受害,在二者“不能两全”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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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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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2021, (2): 125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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