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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辉 阙梓冰:不动产隐名权利的私法保护

更新时间:2021-09-29 06:19:13
作者: 姚辉   阙梓冰  
将会造成不良导向,使得行政管理目的无法实现。相反,将规避政策解释为具有“过错”,否定隐名人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使得隐名人承担可能失去财产等风险,是抑制不动产隐名人此种“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在法律政策的落实上具有合理性。(41)

   司法裁判固然应当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处理案件需要遵循的准则。(42)因此,在部分特殊情况下,限制不动产隐名人的权利以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属正当,但仍需谨慎。虽然隐名行为常常与规避法律、转移资产等违法行为存在牵连,但不可否认部分行为亦与新型担保(买卖型担保)、委托投资(信托理财)等合法的资本市场行为相关联,对于促进投融资颇有裨益。(43)其一,案件事实繁复多样,民事裁判追求的效果是否与政策行政管理目的完全契合,从而在追求政策目标的同时避免“误伤”,需要进行精细考量;其二,以民事裁判落实政策目标,必然会造成民事权益的减损,如何把握公法思维介入私法裁判的界限,以实现公法与私法的互动与共治,也是亟待讨论的问题。

   在私法上,基于前述分析与论断,应明定违反政策时的自甘风险边界。对政策的规避,当然具有行为的可非难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此种非难性具有程度上的区分,对其处理则需要回归于私法本身的判断。在第一个层次,如果政策的违反导致公共利益的损害进而可以认定合同无效,则此时不动产隐名人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自然也就无法再依据协议主张排除强制执行。(44)在第二个层次,如果规避政策行为并未达到导致合同无效的程度,则合同原则上有效,进一步,判断不动产隐名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时,就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外观主义的适用空间、是否符合善意取得要件、不动产隐名人是否具备出资占有等事实,亦即此时需要单纯地从私法角度考察对隐名人权利的保护,而不再受公法思维的影响。如果在第二个层次上仍秉承公法思维,认为隐名人的权利应一概予以否认,直接后果就是使得隐名人彻底失去取得不动产的机会(包括政策限制解除后的机会),这将使得隐名人的私权利完全丧失法律的保护,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也将因此丧失。

   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动产隐名人无须承担公法责任,须知,公法时刻发挥着实现管制目的的作用。详言之,登记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在审查发现存在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属于规避政策目的时,不会同意将不动产隐名人记载于登记簿,隐名人将持续受到无法正名的限制。另外,其他行政机关也可以通过公法上的多重手段确保政策目的的有效落实。比如,通过主管机关对规避政策限制、逃避税收的隐名人施行交易限制,强制隐名人将不动产对外转让等办法,均可迫使隐名人不仅无法取得收益,还要蒙受损失。(45)再如,通过行政手段对隐名人、出名人进行罚款甚至没收不动产等处罚,可以达到遏制“热钱”入市的行政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公法需要考虑的问题。行政执法本身带有惩罚性和强制性,能够带来更大的威慑,最终结果是将当事人因规避政策的获益收归国家;民事裁判的主要任务则是单纯地对当事人的私益分配进行调和,如果秉承惩罚思维对民法问题做出判断,实质后果是将当事人规避政策的可能获益从不动产隐名人转移给第三人。运用行政手段去实现政策目的,才是实现政策目的最有效率的做法。

   总之,民事裁判贯彻大政方针固然义不容辞,但政策的违反会引致何种民法效果,还是需要依赖于民法本身的判断。将公法思维直接带入民法裁判中,不仅无助于政策目的的实现,反而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相反,将惩罚的职责和思维交给公法,而将权利保护的功能保留于私法,使得民事裁判和行政执法各司其职,才是既保护真实的财产权利,同时又能贯彻落实政策目的的良好路径。(46)毕竟,民商事裁判作为私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捍卫和弘扬私权的道路上永远不可或缺。

   通过前述分析,笔者旨在说明,外观主义仅是论证的结论而非论证的起点,其适用存在边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面对的利益关系多种多样,“第三人”并非都是信赖利益所保护的对象,其范围应有所区分;以政策目的否认隐名人权利存在界限,需要进行精细化的考量。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面对不动产隐名人提出的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应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当执行依据本身系基于对登记簿信赖产生,或者执行申请人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能够证明其对于登记簿的信赖,此时应当主要审查执行申请人是否具有善意;如果具有善意,隐名人权利无法排除执行;当执行依据本身并不指向特定财产,由此不会产生信赖利益保护要求时,应着重考察不动产隐名人是否具备真实出资并占有合法财产的要素,如果均具备,则不动产隐名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立法的决断性特质往往决定了其只能抓大放小,舍鱼而取熊掌;而司法解释作为细微的技术性标准,更加关注于个案争议,其相较于立法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仍然扮演着实质法源的角色,其理性特质有助于克服《民法典》规则的刚性,以消解民商合一体例下部分的体系不和谐现象,实现法体系与法实践的良性互动。本文从执行中不动产隐名权利的私法保护角度来观察,可以充分佐证司法解释的上述特质。民商事案件事实本身具有多元性,事实不同引致出的利益关系亦有所差异,运用类型化思维处理繁复多变的利益关系,才是民商事裁判的圭臬和魅力之所在。

   注释:

   ①以不动产名实分离的典型“借名买房”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中,纠纷数量2016年为531件,2017年为1060件,2018年为1828件,2019年为2532件。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2016年为660件,2017年为1163件,2018年为1901件,2019年为2529件。上述统计虽不够精确,但仍可从中管窥类似案件大量增长的现实。

   ②参见魏海:《不动产事实物权的判定依据及冲突解决规则》,载《法律适用》,2010(4);司伟:《借名买房纠纷中房屋权属认定的物权法思考》,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6(2)。

   ③尹田、尹伊:《论对未经登记及登记不实财产的强制执行》,载《法律适用》,2014(10);赵晋山、王赫:《“排除执行”之不动产权益——物权变动到债权竞合》,载《法律适用》,2017(21);肖建国、庄诗岳:《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虚假登记财产的执行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18(15)。

   ④比较典型的几个案例包括:应某某与叶某某、张某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2635号民事裁定书;高某某、某酒业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淮中民终字第02030号民事判决书。

   ⑤马强:《借名购房案件所涉问题之研究——以法院裁判的案件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4(7);司伟:《借名买房纠纷中房屋权属认定的物权法思考》,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6(2);肖建国、庄诗岳:《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虚假登记财产的执行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18(15)。

   ⑥肖建国:《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的判断标准——以案外人异议的审查为中心的研究》,载《政法论坛》,2010(3);江必新、刘贵祥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理解与适用》,424-425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⑦尹田、尹伊:《论对未经登记及登记不实财产的强制执行》,载《法律适用》,2014(10);肖建国、庄诗岳:《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虚假登记财产的执行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18(15)。

   ⑧司伟:《论不动产登记与权属的确认——兼论对〈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2条的理解》,载《法律适用》,2016(5)。

   ⑨张伟强:《借名登记问题的经济分析——兼论物债何以二分》,载《法学杂志》,2019(8)。

   ⑩比如,在王某某与韩某执行异议纠纷案中,法院说理采用了权利外观说和自甘风险说。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349号民事判决书。再如,在程某某与李某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案中,法院说理采用了权利性质说和权利外观说。参见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3702号民事判决书。

   (11)应某某与叶某某、张某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2635号民事裁定书。

   (12)陈某某与朱某翔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9民终815号民事判决书。

   (13)某银行与王某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1民终1539号民事判决书。

   (14)某园艺公司与梁某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江中法民一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15)王毓莹:《股权代持的权利架构——权利归属与处分效力的追问》,载《比较法研究》,2020(3)。

   (16)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9条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判观点综述》第13条均否定不动产隐名人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17)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4版,160-1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崔建远:《物权法》,第4版,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尹田:《物权法》,1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第2版,19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18)崔建远:《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载《清华法学》,2019(5)。

   (19)赵晋山、王赫:《“排除执行”之不动产权益——物权变动到债权竞合》,载《法律适用》,2017(21);张伟强:《借名登记问题的经济分析——兼论物债何以二分》,载《法学杂志》,2019(8)。

   (20)有观点指出,外观主义只不过是给了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法律规则一个统一的名称,这种总结和概括是不够周延的,所谓“物权效力优先原则”也是如此。参见王轶:《民法典如何对待物权法的结构原则》,载《中州学刊》,2019(7)。

   (21)陈金钊主编:《法律方法论》,179-1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2)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答记者问,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86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

   (23)陶丽琴、陈永强:《不动产事实物权的适用与理论阐释》,载《现代法学》,2015(4)。

   (24)孙宪忠:《进一步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几点建议》,载《清华金融评论》,2017(2)。

   (25)程啸:《不动产登记法研究》,第2版,8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26)高富平:《物权法原论》,第2版,403-40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27)此种观察结论。见于孙宪忠:《〈物权法司法解释(一)〉与交易中的物权确认规则》,载《法律适用》,2016(11)。

(28)研究者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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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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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2021, (2): 125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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