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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辉 阙梓冰:不动产隐名权利的私法保护

更新时间:2021-09-29 06:19:13
作者: 姚辉   阙梓冰  
必须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在某类情况下做出决断。但是,利益衡量作为一种保护社会中的某种特定利益而牺牲其他利益的法学方法,虽然在法律方法体系中处于最高境界,但该方法仅只是在个案或类案中采用,而非确定普适性原则。(21)进言之,利益衡量后形成的尊重权利外观的结论,只是对部分特殊情形的概括,而非法律规定的原则,即使部分特殊情形被固定于《民法典》的条文之中,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外观主义乃是为保护交易安全所设置的所有权绝对原则之例外的本质。(22)在诸多真实权利保护与信赖利益保护不相冲突的场合,外观主义没有适用的空间。

   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若将外观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对待,有违反甚至颠覆物权基本制度的风险。易言之,在物债两分的框架下,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因是当事人所为的与物权变动相关的行为或者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登记公示行为在物权变动中仅具有从属性。在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场合,当事人取得物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支付的对价,所有权保留制度和物权期待权理论,亦是以支付对价作为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法理基础。(23)从反面论证,如果外观主义被确立为物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则将形成登记才是对不动产物权的授予或者确认的理解,这无疑将在法理上否定物权来源于民事主体自己创造、交易中的物权本来只是民事主体自己的权利的本质。(24)事实上,行政机关并没有被授予对权利人的物权归属和内容的决定权,更不能认为登记是行政机关对民事主体的不动产物权这一基本民事权利的确认或授予。(25)物权变动的“权源”是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而非登记机关的确认,这也是登记最为根本的民法属性之所在。因此,如果当事人通过提供证据证明实质权利的正当性,就能够以真实物权排斥登记物权,或者以事实排斥权利表象,则外观权利应屈从于事实。(26)

   最后,从实践层面分析,司法裁判如果过分“迷信”外观主义,将之视为无须论证即为正确的说理前提,容易造成诸多不当后果。(27)典型例证是部分裁判扩大化地界定“第三人”的范围,认为只要案件中存在第三人,就应适用外观主义,而往往不加甄别和区分具体情形。比如,在因执行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类纠纷中,虽有第三人的存在,但执行程序中发生的物权变动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这就不必然存在外观主义的适用空间。例如,在无担保的一般金钱债权执行中,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都将作为一般责任财产具有可执行性,此时执行申请人仅是普通债权人,其只有对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一般期待,并不能产生对特定财产的信赖,也应当知晓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具有随时发生变化(如特定财产于此期间被处分)的风险。(28)再如被执行人系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而进入到执行程序,其全部责任财产都具有可执行性,此时执行申请人并不是因为被执行人名下登记有案涉财产才申请的强制执行,其执行依据乃是源于和案涉财产无关的生效裁判,无论有没有案涉财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权利外观,都不会影响执行程序的展开,故而在此情境下也无外观主义的适用空间。(29)

   综上,外观主义仅是一类现象的概括,而非可以类推适用的普适原则,在方法论上无法作为演绎推理的起点,在实践中也不应被扩大使用,面对具体案件,应具体考量不动产隐名权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状态,并寻求二者问的平衡。

   (二)价值反思:第三人何以承载信赖利益

   回顾前述通说进行分析时所秉承的价值理念,其认为只要案件中存在善意的第三人,就应偏重保护,这是因为对第三人进行保护实质上就是对信赖利益进行保护,由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才能得到维护。该种论证看似具备充足的说服力,但实则并不必然能够成立,在存在第三人的场合下,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处于不同情境下的第三人,方可明定第三人是否承载着需要法律进行特殊保护的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关涉不动产隐名人与第三人产生的利益冲突主要有两大类情形:第一类是因信赖登记簿记载而与出名人展开交易的交易第三人;第二类是出名人的债权人,其已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对债权的认可,并以此为执行依据申请对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的非交易第三人。在第一类情形下,交易第三人的权利之所以能够得到优先保护,如通说所言,背后的价值考量是对信赖利益的倾斜维护,进而促进交易效率、保护交易安全。但在第二类情形下,存在执行依据不直接指向案涉财产的情形,前述无担保的一般金钱债权执行、针对保证责任的执行便是典型例证,此时很难再说执行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系基于对特殊财产的信赖,因此,也就不存在信赖利益维护的问题。虽有意见认为,执行申请人虽然只是金钱债权人,但亦与被执行人存在交易关系,而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是其履行债务中的担保,故难言申请执行人对此毫无信赖。(30)但是,法律所保护的信赖利益并非广泛意义上的“相信”,而应是特定的因符合法律的特定要素而需要受到倾斜保护的信赖,所谓信赖全部责任财产的说法难以成立。此种区分交易第三人和非交易第三人的说理模式,已在股权代持问题的讨论中被充分运用。(31)

   更进一步,在第一类情形下,交易第三人要取得案涉不动产,除存在因登记簿记载而产生的特定信赖外,还需满足善意取得的其他条件。但在第二类情形下,如果依据通说进行处理,判断非交易第三人能否取得物权就只需要考察非交易第三人是否具有善意。至于执行申请人是否支付了合理价款以及是否变更登记的问题,则在所不问。如此带来的结果便是,非交易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条件要低于交易中第三人,本是要保护信赖利益进而提高对交易第三人的保护程度的法律规则,如果遵循通说的推演,难免得出的结论会与制度初衷背道而驰。如果一概遵循通说的处理方式,甚至还可能会造就道德风险,使得第三人通过执行手段规避善意取得制度,直接获得案涉不动产物权。

   可见,虽同为不动产隐名人与出名人以外的第三人,但交易与非交易情境下第三人所处的利益状态完全不同,如果遵循通说的处理方式,将会不当扩大信赖利益的保护范围,甚至使得本是偏斜保护交易第三人的制度价值错位,也让非交易第三人利益获得不应有的袒护。

   由上述分析可知,以外观主义和信赖利益为依据得出应对善意第三人进行绝对保护、全盘否认不动产隐名权利得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做法存在较大局限。在部分情形下,外观主义没有适用空间,第三人即使是善意的,也不承载信赖利益,故不应被倾斜保护。但此种结论仍不足够,从建设性的立场来看,应当寻找针对类似案件更加精细化的解决思路。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不动产隐名人的权利和执行申请人的权利竞合时,何者应当优先,这就需要将分析重心由第三人转为不动产隐名人,以判断不动产隐名权利是否可能具备产生优先力的要素。

   四、执行中对待不动产隐名权利的考量因素

   (一)不动产隐名权利的来源、性质与效力

   依据《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断不动产权隐名人能否排除执行,需要审查其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32)前述对待不动产隐名人的不同理论与实务观点,在权利性质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分为“债权说”和“事实物权说”两大阵营。从不动产隐名权利的来源看,不动产隐名权利人的主要行为是与出名人之间签订了隐名合同,只要合同有效成立,隐名人据此享有债权自不待言,但隐名人的权利又与一般的债权有区别。申言之,隐名合同通常会约定标的财产的对价全部由隐名人支付,物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均归属于隐名权利人享有,出名人不得使用和处分财产,同时应当依照隐名人的要求对财产进行管理等。这事实上是通过一项相对权法律关系实现了对一项绝对权的控制。(33)但控制仅是表象,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法律层面去探究表象背后的法律内涵。

   考察不动产隐名权利不同于债权形成的原因,如前所述,一般可以分为法定和意定两大类。法定的隐名权利主要来源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但权利人未办理登记的场合,如继承、受遗赠等;而意定的隐名权利则源于不动产隐名人和出名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前者涉及第三人的纠纷较少,实践中多为隐名人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确权纠纷;后者则常见于实践,裁判者在考量能否支持不动产隐名人诉求时会有如下担忧:如果承认不动产隐名人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够排除执行,则被执行人可以随时与他人签订执行申请人根本无法知晓的协议,从而逃避强制执行。如此,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就与意思主义毫无二致,登记外观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将荡然无存。(34)此种担心诚有道理,要支持不动产隐名人的诉求,就必须打消此类质疑。而且,在论证责任分配上,主张不动产隐名人能够成为排除执行的权利人,属于对依照协议无法排除执行的一般原则的突破,持该主张的论者就必须要对此承担充分且正当的论证责任。(35)其实,不动产隐名人的权利并非来源于形式上的协议而是实质上的出资,对外效力则来源于占有的公示状态。

   详言之,不动产隐名人除在形式上与相对人之间达成有效的合意外,还应在实质上支付取得不动产的对价,方具备权利要素。以实际出资支付对价不仅是履行买受人的主给付义务,也是不动产隐名人保有最终所有权的正当依据和原因,这才会使不动产隐名人具备排除强制执行的基础。在与本文讨论情况类似的隐名持股的法律纠纷中,虽然认缴制下股东不必然需要实际出资,但法官仍倾向于审查隐名股东是否具有真实出资,以认定隐名股东是否为真实的股东,此种做法同样是基于出资与取得权利相关联的法理。(36)另外,以具备真实出资限制真实权利人的范围,也是防止出名人和不动产隐名人串通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发生。但是,支付对价与权利取得如何建立准确的关联性仍存疑问,例如是否要全额支付对价,或者支付到什么比例才能正当化隐名人的权利基础,都无明确依据。(37)同时,支付对价尚不足以引起不动产隐名人地位的根本性变化,因为这些要素仍然限于隐名人和出名人内部。从物债两分的角度考虑,要使得不动产隐名权利具有对外效力,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公示。

   较为理想的公示方式是隐名人对不动产的占有。占有作为事实状态,不仅意味着占有人可以实际控制和支配不动产,也意味着占有人对不动产的公示。占有对不动产的公示效果和随之产生的对抗力可以从诸多现行规范中寻得佐证。比如,《民法典》物权编第405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该规定改变了原《物权法》规定的绝对的“抵押不破租赁”规则,增加了租赁人需要占有不动产才能对抗成立在后的抵押权,实质上就是肯认了占有作为不动产的公示方式能够产生对抗力。(38)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规定,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一定条件能够排除执行,其中明确买受人应在查封前合法占有不动产,这实际上也是以占有不动产作为公示手段以产生排除执行的对抗效力。

   司法裁判也能印证上述出资、占有与对抗力相关联的论述。比如,在丁某某与李某物权确认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丁某某在购房之初的转账行为系借款还是房款性质不明,故没有支持丁某某对房屋主张的权利。(39)该类案件实际上是以审查出资为标准判断不动产隐名人是否具有权利基础。再如,在赵某福与赵某威等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本案虽有付款事实的存在,但是因案涉房屋自购买后即用于出名人居住使用,仅付款事实并不足以证实房屋权属,故隐名人主张出名人无法处分房屋的证据不足。(40)该案实际上就是采占有标准来判断不动产隐名人能否具有对抗力。

   (二)不动产隐名权利的政策限制

在我国语境下讨论不动产隐名权利的问题离不开对政策的顾忌和考量。实践中,大量的不动产隐名人之所以没有将不动产登记在其名下,往往是出于规避限购令、逃避税收、转移债务等目的。正是基于此种现实,论者们才会产生如下担心:如果在法律上承认不动产隐名人的权利具有优先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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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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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2021, (2): 125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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