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旭:依宪治国的中国逻辑

更新时间:2021-09-28 23:03:29
作者: 王旭  

  

   摘要:  “人民共和国宪法观”是依宪治国的理论前提,也是“宪法的中国学”得以形成的基本立场。“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以“人民宪法”为立宪之基础,包含“党领导人民制宪”“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同构”两个基本命题;“人民宪法”形成了以“总章程”和“根本法”为两轴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宪法实施服务于治国理政的目标,进而建构了适应这个逻辑要求的全覆盖合宪性审查。

   关键词:  依宪治国;人民宪法;宪法实施;合宪性审查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1]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重大战略判断。从一种大历史观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产生了多部命名为“宪法”的文件。但同样的宪法概念(concept)并非共享着同样的宪法观念(conception),前者是对事物某种属性的概括和命名,后者则是对这种属性具体证明的各种理据和原则。[2]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将中国近代以来林林总总的宪法概括为三种势力所要求的宪法观,即“晚清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伪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和“人民共和国宪法”。[3]厘清“人民共和国宪法观”的真切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依宪治国的理论方案,才可以展现“依何种宪法治国”“如何依此宪法来治国”的完整逻辑理据。

   近代中国三种宪法观的比较归根结底是“宪法的中国学”问题,是面对西方的宪法观念,中国宪法能否作为一种文明主体而存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清末改良派最初提出的“立宪救国”,到清廷的“仿行立宪”,还是辛亥革命后以一部临时约法“行宪护国”,乃至后来各种政治势力“利用一些资产阶级宪法的形式装点门面”, [4]另外两种宪法观都是“西方中心论”在宪法中的观念投射,即“从属于欧洲体系的中国形象”,是“以世界为榜样、以世界为标准来斟酌中国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5]“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不仅是“中国革命同反革命激烈斗争”在“国家制度上的反映”,归根结底体现的是是否“以中国为中心”“在中国发现宪法”的方法论差异。“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不仅要完成对资产阶级抽象法权虚假性的揭示,[6]它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要贡献一套世界历史图景的普遍宪法叙事,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世界观的根本反映。[7]

   一、“人民共和国宪法观”:解构与建构

   (一)“人民共和国宪法观”对西方中心论的两重解构

   作为方法的“人民共和国宪法观”本质上要挑战“宪法的西方中心论”,进而实现“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理论建构。这种方法如果借用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的框架,是对两种传统上支配中国研究的“西方中心论”的解构。

   首先,“人民共和国宪法观”解构了“冲击—回应”说。“冲击—回应”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入侵,中国作为有着“绵延不断历史”的文明体,其国内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入侵所推动的。[8]“人民共和国宪法观”并不否认外力对于中国立宪、行宪的影响,但“冲击—回应”模式只是另外两种宪法观的基础:“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间,中国一切有志救国的人还只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向去寻找中国的出路”, [9]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将“回应”变为一种对侵入者制度的比附,中国彻底沦为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的伴随物。“人民共和国宪法观”就是要彻底否定“冲击—回应”背后的客体历史哲学,建立起“人民主体的历史哲学”。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我们始终从自身视角出发,强调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10]“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 [11]从而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历史“剧情主线”, [12]在看似连续的历史叙事中实际上揭示出前两种宪法观与“人民共和国宪法观”的巨大意义断裂:只有第三种宪法观才真正建立起“人民主体的历史哲学”,即以“人民”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这种理论气魄在现行宪法序言中达到顶峰:“《序言》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其中有四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他三件都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13]将人民制宪上升为把握客观规律的活动,上升为体现自身意愿的抉择,从而彻底否定了“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对西方经验的回应和追随。

   其次,“人民共和国宪法观”解构了传统—近代框架。传统—近代框架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模式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14]这种模式的本质是进步主义,“传统—近代”背后是“落后—进步”, “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端方语),始于应急反应的前面两种宪法观都默认了“技不如人”“迎头赶上”的前提。“人民共和国宪法观”同样秉持进步主义立场,但正如毛泽东论断“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15]习近平在回顾中国宪法发展史的时候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种优越:“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扫除一切旧势力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宪法制度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其次,“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16]而这种解构恰好联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道德宇宙观。[17]例如,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对带有道德正当性的天下主义的追求,到孙中山以“公理的中国”对抗“强权的欧洲”,以“固有的道德和平”作为国家基础,[18]都是在寻求解放个体与实现公意的政治道德图景。这种论述思路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对应落后”的窠臼。

   (二)“人民共和国宪法观”建构了“新—旧”宪法叙事模式

   由此,“人民共和国宪法观”通过解构“西方中心论”跳出了“中—西”叙事框架,建立起“新—旧”宪法叙事模式。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既不同于西方宪法,也不同于近代以来我国曾经出现的旧宪法”, [19]“正是由于我国宪法跳出了一切旧宪法的窠臼,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高度一致,因而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20]

   “新—旧”宪法叙事,既不同于“冲击—回应”模式背后的空间概念,也不同于“传统—近代”背后的时间概念,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将中国置于西方秩序所规定的时空坐标中谈论其存在方位的逻辑,建立起以政党政治的世界观为尺度衡量文明优越的道义坐标,这种叙事的核心命题可以归结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以“革命—解放”为目标的宪法进步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儒家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将天下主义改造为谋求人类普遍解放的无产阶级政治世界观图景,以证明其对资本主义宪法的超越;第二,将“人民参与历史的哲学”发展为“人民建构历史的哲学”,通过“人民主体”不仅证明了中国宪法是一个自变量,而且实现了对“公意”的彻底追求。

   二、“人民宪法”作为立宪基础

   (一)“人民宪法”的双重命题

   “人民共和国宪法”既然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彻底超越,我们不妨先考察下作为近代“标准”的西方宪法观。迪特·格林(Dieter Grimm)曾从价值与功能两个维度发展出一种宪法观念类型学,[21]提出尽管各国宪法内容各不相同,但从宪法所追求的“政治价值观念来看”,可以将世界宪法观念谱系分为自由—民主型、自由—非民主型(例如拿破仑制宪、日本明治宪法)、非自由—民主型(例如法国1789年宪法)、福利国家宪法(例如魏玛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22]在这个谱系中,格林指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是自由—民主宪法,它是指作为法律文件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将自由原则和民主原则作为其成立的正当性基础,并在这两个原则之间寻求平衡。格林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原则奠定在基于“同意政治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是制宪主体”的人民主权说之上。[23]现代契约论集大成者罗尔斯将这个逻辑概括为:人民作为主权者诞生于社会契约的拟制,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行使制宪权赋予宪法正当性,进而通过宪法蕴含的公共理性守护人民主权者地位。[24]

   对勘这种逻辑,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基础与社会契约论大异其趣:尽管“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明确记载于我国现行宪法,但它不同于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以“授权”为核心的代表制。我国宪法建立在有特殊理论内涵的“人民宪法”基础之上。概括地说,它在逻辑上包含双重命题:第一,党领导人民制宪;第二,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的逻辑同构。

   (二)党领导人民制宪:中国的实质代表制

   社会契约论对人民主权的证明建立在以“授权”作为核心的形式代表理论之上。[25]这种理论认为,第一,“契约”预设了平等而独立的立约者;第二,“契约”的内容是立约者通过明确“授权”的方式产生具有统一管辖和最高地位的主权者,无论是洛克将“授权”理解为“代理”, “人民”最终还原为享有自我所有权(self-property)的个体,[26]还是霍布斯将“授权”处理为“转让”(transfer), “人民”是每一个个体放弃自我的权利融于一体的产物(甚至就是一个君主), [27]还是卢梭将“授权”判断为“交换”, “人民主权”体现为个体互相让渡权利形成公意,[28]都预设着在一个抽象、虚拟的自然状态下,个体与主权者的对峙与互惠。[29]

   然而,“人民宪法”并不承认抽象时空的自然状态,“人民”作为主权者的诞生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共同体意识“觉醒”,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过程。与自然状态下自由而平等的个体基于自我保存而选择互惠原则不同,共同意志是理解“人民”之关键,这个意志必须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建国进程中来理解,因此,是否属于“人民”也就必须基于个体意志是否与这种革命的共同意志相一致来判断。中国的人民主权概念因而是具体的、实践的、历史的,并非基于一次拟制的授权形式而固化。“人民宪法”不承认个体的抽象平等,相反,强调个体的差异性,由差异而产生分化,由分化而演化出领导人民共同意志的力量,那就是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制宪”成为人民主权诞生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党与人民之间并非契约论所预设的基于形式授权而产生的代表关系。因为“授权”只能发生在两个不同主体之间,自我无法也无须授权。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具有共同意志的人民,本身就是“人民”的同构和缩小,体现的是人民作为主权者具有的成熟、完满、最高的政治属性。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30]因此,党领导人民制宪最终建立起来的是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哲学,“在我国,人民是‘现实的宪法’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成文的宪法’的创造者。这就保证了‘成文的宪法’与‘现实的宪法’的高度一致。”[31]这既不同于洛克理论对共同意志的消解,也避免了霍布斯理论对被授权者绝对权力的鼓吹,这种“高度一致”的中介就是实质代表理论。

实质代表理论在西方宪法学里可以追溯到17世纪四十年代英国议会党为制约王权提出的“议会主权思想”,核心在于反对将人民主权建立在普遍授权(普选)形式上。按照博丹(Jean Bodin)的考证,“主权”意味着最高、不可分的权威,任何一个具体机构分享的只能是治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77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