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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依宪治国的中国逻辑

更新时间:2021-09-28 23:03:29
作者: 王旭  
[32]18世纪康德也区分了“统治形式”(主权形式)与“政府形式”,因此议会主权实际上并非论证主权的实质代表,而是论证一种政府形式,所以导致同期平等派对议会专制主义的批评。[33]尽管在“反对形式授权”这个维度上与中国的宪法理论有类似,但仅仅作为一种治权的实质代表理论显然又与中国的代表理论有本质不同。

   中国共产党实质代表理论的要义在于:党代表着一种政治成熟状态下的人民主权者。“人民宪法”的叙事区分了作为“一盘散沙”的人民和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中国人民在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革命使得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了。”[34]前者需要教育、发动和成长,后者则是一种政治成熟与完满的抽象主体,通过自身具象的先进组织形态来证明其存在。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先进组织(先锋队),基于政治世界观和政治道德的成熟,因为洞察到主权者共同意志的前进方向与先进内容而取得代表地位,其不是外在于人民的机构,无须基于选举、投票、商谈等授权(议价)形式而取得效力,也就是马克思·舍勒所概括的,党将契约论中基于利益刺激的“领袖—追随者”关系转化为基于道义感召的“楷模—群众”关系,[35]从而超越了契约论预设的个体在道德能力上的平等和均质。相反,作为人民中的政治精英,党选择以“牺牲”和“模范”作为最高政治道德准则,以体现全体人民最高共同意志的宪法作为根本准据。习近平指出:“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36]

   (三)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的同构

   “人民宪法”的第二个命题就是成功建构了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的同构关系,并体现出极富中国传统文化思考的民权观念,成功塑造了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主权者”。

   首先,“人民宪法”不承认“权利放弃”。与契约论理解的不同,个体无须基于让渡权利来获得主权者地位或受到主权的庇护。个体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之间不是相对性的契约关系,而是同构性的一致关系。尽管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但这正是这种一致性的表现:“人民既然完全地行使了国家权力,也就会以主人的身份尽完全的义务。”[37]

   其次,实现这种同构性的逻辑中介是“民主权利”这个概念。“人民宪法”所谓理解的“权利”不同于诞生于18世纪西欧市民阶层所追求的“市民权”与“自由权”, [38]由于中国宪法蕴含的公民个体与人民主权之同构性和非对抗性,因此个体的权利首先是一种民主权利,是平等参与建构共同体、实现共同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构成了其他自由权的根据,正如参与现行宪法制定的学者深刻谈到:

   “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三十四条(选举权)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宪法强调要保护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这是公民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们说最根本的还是政治权利,是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它是其他权利和自由的基础。没有根本的政治权利,就没有其他的自由和权利。”[39]

   因此,“民主权利”暗含了权利与主权的同构:行使建构共同体的权利就是取得主权者地位、建构主权的民主过程,也是公民个体权利实现的过程,并构成其他自由权的规范基础。由此,个体权利与人民主权具有同构性,我们无法将二者对立起来进行理解,正如邓小平在主持现行宪法修改时谈到:国家机构是根据人民的授权建立的。没有人民的授权,国家机构就失去了权力的来源和基础,将“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章节放在“国家机构”之前能较充分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40]就深刻反映了这种同构性逻辑。

   第三,“民主权利”的核心在于权利保障与实现的平等性,体现了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暗含着对传统共和式民权观的继承。彭真指出现行宪法的目的是“维护中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 [41]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42]与契约论理解的作为市民竞争与反抗暴政工具的人权观不同,“民主权利”意味着一种共和式民权观,[43]即对“天生之民”平等实现权利、共享权利的追求,是“四亿人民总体丰衣足食”(孙中山语),不但要实现政治权利,也要追求经济上的总体自由,这既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表现,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民权观所蕴含的大同精神。正如孙中山指出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三、决断型宪法与统合型宪法作为基本框架

   (一)“总章程”与决断型宪法

   “人民宪法”包含的“党领导人民制宪”和“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的同构”必然决定了我国宪法的内容不是“独立政治主体之间商议的结果,而只能由一个主体凭借自己意志制定”, [44]也不是基于公民防御、对抗主权者的工具,平衡人权与人民主权的装置而存在。这体现在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关于中国宪法一个深刻而形象的独有说明: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毛泽东总结宪法内容与独特地位的时候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45]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46]从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总章程”背后是总体政治决断的结果,是一种不同于契约型宪法的决断型宪法观。

   第一,“总章程”是特定政治原则的法律决断,是中国的实质宪法,[47]是决定特定宪法正当性的实质部分。[48]“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建立了中国实质宪法两个最重要的政治要素,“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则揭示了总章程来自主权者的根本政治决断。由此,与西方宪法观念中以凯尔森为代表的框架秩序模式不同,“总章程”意味着中国宪法重视实质性内容的建构,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文本是确认、规范、保障实质宪法的秩序,只有在实质宪法的维度我们才能更好理解和揭示作为形式宪法的规范或条款之含义。“总章程”还意味着这种决断是政党世界观的表现,因此中国的实质宪法不是价值相对主义的,而是呈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政治价值和政治方向,形式宪法必须守护体现这些意图和方向的“宪法核”。

   第二,“总章程”是凝聚共识、形成共同体意志的法律决断,而非两个主体之间对抗、妥协的契约。宪法作为总章程最核心的功能是凝聚共识、经由团结形成政治秩序。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49]这些都说明了“总章程”的团结、凝聚功能。这也与近代欧洲宪法观念的发展大异其趣。

   按照博肯福德(Ernst-Wolfgang Bockenforde)的梳理,从17、18世纪宪法作为贵族的权利清单与统治契约而存在,是封建领主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到宪法在绝对王权时期,作为君主单方拟定、允诺、对自身权力加以约束的文件,体现君主与市民阶层,尤其是代表市民的议会之间的斗争;再到通过革命推翻王朝政治或独立建国,表现出人民对制宪权的争夺,[50]宪法不再成为对既有统治加以约束的工具,而是论证统治根本正当前提的依据。[51]可以结论,近代欧洲宪法从形形色色的统治契约到人民主权的社会契约,其基本精神主线建立在斗争、对峙和妥协的秩序基础上。因此,宪法始终是一种防御和平衡机制,是在各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自由人权利清单和国家权力分配机器,可以说是一种“机械宪法”,是经典力学原理在权利与权力、权力之间分配、制约和平衡的表现。

   “总章程”则是一种“有机宪法”,它建立在追求、维护共同意志的团结秩序之上,通过宪法实现了涂尔干所言之“有机的团结”。一方面通过宪法,共同体确认、总结了自身的历史经验,具备了作为一个统一政治生命的高度历史自觉。在这个维度上,学者认为总章程是指“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52]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共同体决断了面向未来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原则,规定了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 [53]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将宪法概括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54]同时,现行宪法也明确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习近平指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55]中国宪法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机融合主权与人权的总章程”。上述极富中国特色的内容深刻反映出“有机宪法”与“机械宪法”“决断宪法”与“契约宪法”的根本差异。

   第三,“总章程”是在自觉的历史意识下决断的政治原则,因此必然体现具有思考意识的人民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章程是纲领,是方针,是指向未来的蓝图,而不是仅仅约束当下的契约。宪法作为“总章程”, “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恰恰说明它不是契约论预设的抽象时空的产物,不是自然状态的虚拟,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势下确认成就、总结经验、分析当下、决断未来的时间表、路线图与任务书,充满实践智慧,反映了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政治成熟与对自我存在状态的自觉把握。

   (二)“根本法”与统合型宪法

   现行宪法在对五四宪法进行修改的时候,为吸取历史上破坏法制、破坏宪法的教训,专门在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增加“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然而,我国的“根本法”观念归根结底是由宪法是“总章程”的实质意义所决定,来自宪法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这个根本决断结构,因此是一种“厚的”根本法观念,形成了一种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而将拘束力辐射到一切机关、组织、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和公民个人,形成了一种统合型的宪法观念,再一次呈现出自身鲜明特征。

根据格林、博肯福德等人的研究,constitution作为一种“根本法”,自17、18世纪以来,有四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作为fundamental law而存在的根本法(基本法),它是一种纯粹组建和调整国家机构设置、运行和相关关系的基本规则,任何一个领主国家都有这种意义上的根本法,是“一种国家组织规则”,但在效力上并不具有最高的地位;[56]二是作为higher law而存在的根本法(高级法),这种观念来自于绝对主义国家时期市民阶层与专制王权斗争的结果,有深厚的神学自然法和理性自然法传统支撑,宪法在这个维度上不是文本规范意义上的“根本法”,是一种具有约束绝对国家权力的精神意义上的理性法(康德哲学集大成);但这种宪法不具备实证法规范形态,例如格贝尔(Carl friodrich von Gerber)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国家权力自我限制命题”:“国家的权力不是一种绝对的意志。它只能服务于国家的目的;它必须并且只能为此而存在。在国家权力中包含着一种天然的限制,它约束着国家的活动范围。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国家的命令才享有最高的效力。”[57]这种限制并没有实证法规范的依据,实证宪法也没有建立起相对法律的优先性。[58]三是作为paramount law而存在的根本法(最高法), [59]以梅克尔—凯尔森的层级结构规范理论为基础,宪法成为实证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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