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基层政府的申诉渠道，对于随时间发展不合理的“属地管理”事项进行及时的清理，对于新涌现的遗漏事项，进行及时研判、补充，对于主体责任与配合责任进行及时调整。第二，构建交办事项的准入制度。“属地管理”的权责清单不能实现对所有事项的全面覆盖，对于清单外的交办事项，需要建立准入制度，经审核批准之后，才能转移至基层政府，同时需要根据事项内容，提供必要的相应支持。第三，构建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严格落实“属地管理”的权责清单，上下级单位部署工作、下放文件等凡事涉及基层部门的工作任务都必须严格遵循“属地管理”的权责清单，避免上级职能部门规避责任，以“属地管理”之名向基层转移责任，对未按清单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的行为进行问责。责任追究同样依据权责清单，按“分级负责”的原则，厘清主体责任与配合责任，避免基层政府承担“无限责任”。

　　 需要清晰认识的是，“属地管理”的权责清单无法实现对所有事项的全面覆盖，其落实保障制度也无法完全保障权责清单的落地实施。管理实践往往被认为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属地管理”既需要在制度上构建清晰的权责清单、相应的配套机制，也需要充分认识到因地制宜、应时而动的重要性。一方面，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确保“属地管理”权责清单与基层实际相吻合。另一方面，面对风险社会中不断涌现的突然性和临时性的任务，要有特事特办、敢冲敢闯的魄力，助力有效治理的实现。

　　 其次，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为基层“赋权”，让基层政府成为“权责均衡”的政府，为其有权力、有能力干事奠定基础。为基层“赋权”既包括制度性“赋权”，也包括柔性“赋权”。制度性赋权是指将一定的参与权、审批权、执法权等直接赋予基层政府，要增强基层政权的行政执行能力、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平安建设能力，比如，对涉及本区域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强化基层政府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对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交由基层政府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的事项，赋予基层政府审批权；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通过多种法定方式，依法赋予基层政府综合行政执法主体地位和执法权限。柔性“赋权”是指通过畅通基层政府与上级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增强其协调配合能力，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权责均衡。在具体实践中，“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乡呼县应”等基层治理创新有效增强了基层政府的权责一致。例如，面对基层治理中需要多个部门协同配合的事项，街乡等拥有“吹哨权”，能够迅速集结相关部门解决基层面临的实际问题（“报到”）。同时，每一次“吹哨”都将构建一个“发现问题—吹哨报到—事件处理—结果反馈—考核评价”的闭环，基层不仅拥有“吹哨权”，还能对上级职能部门进行考核评价，甚至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人员具有人事任免的建议权。

　　 最后，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的激情和活力。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人，在实践中，部分干部缺乏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魄力和能力，面对决策事项，顾虑重重、推诿避责，用实功虚做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消极应对，严重损害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因此，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构建容错纠错机制，消解干部避责动机，全方位强化对干部干事创业的激励，充分提升广大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增强其关心人民利益、谋求人民福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面对复杂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以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主动担责，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属地管理”的权责失衡困局。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