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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及其影响——基于权力与权利双重视角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1-09-28 13:53:34
作者: 熊光清 (进入专栏)  

   在传统社会之中,话语权相对来讲主要掌握在权势者手中,而普通公民只能以受众的角色参与到话语行动中,话语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网络时代,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特征为普通网民的话语表达进行了技术赋能,网民可以较为自由上网表达自己的观点,权势者控制话语权的难度大为增加,网民可以较为便捷地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在互联网时代,话语表达的难度极大降低。在传统媒体时代,发表文章和进行演说,都需要进行专门训练,掌握较高、甚至非常高的表达技能才可以做到。但互联网时代,话语表达的要求不断降低。博客,要写一篇文章;微博,要写一段话;微信,什么都不用写,拍张照片或者发一段语音就可以了。网络媒体也不再像传统媒体时代一样,由权势者把持和控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媒体表达观点和想法,实现自己的话语权。

   网络的强互动特征也加强了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开放性。强互动特征对于网络媒体来说具有标明身份的作用。在此种情形下,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资源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演变成了信息资源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不可否认,在互联网时代,少数人仍然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并且,国家也仍然可以对话语权进行适度的控制,但是,互联网的开放性毕竟打破了传统时代权势者掌控话语权的局面,普通公民的话语权大大加强了。这使得网络话语权表现出很强的开放性。

   第二,互联网的多中心性特征嵌入到网络话语权中,使得网络话语权具有突出的分散性。

   在网络时代,多元网络行为主体通过技术赋权促进了话语权的分散。网络行为主体是指在网络空间具有行为能力并进行实践活动的行为者,包括政治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其中最为活跃和最为普遍的就是网民。在网络时代,所有这些行为主体都拥有话语权,话语权出现了分散。从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角度讲,权力出现了从国家向社会与个人流散的趋势。这样,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的集中性就被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分散性所替代。

   多元网络行为主体广泛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各个角落,他们都能够通过网络进行话语表达,传播自己的见闻、想法和观念。这弥补了传统媒体忽略或遗漏的许多重要事件或细节问题,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来源。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的分散使得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网络舆论发展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全新且重要的形态。应该说,网络话语权本身并没有特别强的强制力,但是,由于话语交往主体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网络话语可以形成非常强大的网络舆论,从而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产生重大影响,迫使相关组织或部门对相关事务进行应对或处置。

   第三,互联网运用的广泛性特征嵌入到网络话语权中,使得网络话语权具有鲜明的大众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互联网的普及使普通大众的话语权能够得以实现,无论从权利角度还是权力角度,大众的话语权都大大扩展和提升了。网络大众传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传播方式,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单一输出模式,为大众提供了广阔的话语平台和表达渠道。网络媒体的受众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接受的信息进行发布,真正使网络媒体成为大众媒体。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网络的出现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壁垒。从大众初步可以实现言论自由表达的Web1.0时代到大众话语地位大大提升的Web2.0时代,再到以全媒体传播为发展趋势的Web3.0时代,网络赋予了大众非常强大的话语权,并使得网络话语权的大众性得以充分彰显出来。

   获得一定的网络话语权必须有充分的话语基础,这既意味着掌握话语权的人不仅包括传统媒介中拥有一定受众的精英阶层,更包含在传统媒介时代不具信息传播优势的某些群体。网络话语权的形成既源于个体自身的话语表达意愿和能力,也依赖于大众共同参与形成话语空间环境从而对话语权的相互赋予。在互联网中,公民话语表达的自由度大大提升,彼此之间的话语联系大大加强,相互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从而使得网络话语权的大众性得以更好表现出来。

   三、网络时代话语权变革的影响

   话语权被互联网深刻改造和重塑,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网络话语权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点。在网络时代,普通公民话语表达的权利和通过话语表达影响他人的权力都得到了扩展,由此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会推动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权力(或权利)的相对平衡,增进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国家的存在一方面能够维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将网络话语权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时,其权力关系也表现为大众话语权与国家权力的一种平衡。相比于社会与公民,国家的权力是极其强大的,一方面,国家是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重要维护者,它有保护社会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但另一方面,它也很容易侵犯社会和公民的权利,这使很多人对国家权力或国家统治一直保持着警惕,并总是有人质疑其合法性。社会同样如此,它的存在一方面能够维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社会虽然是一种自主组织或自治组织,不具有国家一样非常大的强制力,但是,社会也存在一定的力量或权力,具有一定的强制力。

   相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公民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在大多数国家,一般情况下,普通公民不能合法拥有或使用暴力手段,在国家或社会面前是非常脆弱和无力的。应当说,在现代国家,公民权利是相对于特定国家而言、且载入该国法律的权利,是一种法定权利。但是,公民个人在法律形式和法定程序上被赋予某种权利并不等于他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现这种权利。法律赋予每个公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公民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要有效地行使和享受这些权利则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否则,公民权利就只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名义上而不能落实到具体实践领域。[16]

   在这里,公民的话语权就表现为,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或者当公民有需要表达某种利益需求的时候,能够表达出来,公民的呼声能够达至国家或者社会层面,使得国家或社会层面对此有所回应。在公民话语权可以有效实现的状态下,公民的呼声达至社会层面,就是可以形成社会舆论,通过社会舆论向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国家需要对此做出回应。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公民的利益诉求可能不需要经过社会这个中间环节,而可以直接达至国家,国家对此予以回应,满足公民的利益诉求。

   显然,在网络时代,由于网络话语权的开放性、分散性和大众性,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这种联系在频率、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很大扩展。网络话语权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塑造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新型关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改造国家本身和社会本身方面。在互联网时代,国家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发生着重大变化。例如,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观念、国家治理理念,甚至国家之间的战争形态,都在发生变化,这也影响到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现了网络社团这种准社会组织形式。网络社团在社会生活领域广泛并大量存在,其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它的出现,对于加强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联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渠道和平台。

   网络话语权的变化加深了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可以推动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权力(或权利)的相对均衡,增进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网络时代,社会的力量相对增强,而公民也获得了一定的与国家或社会抗衡的手段与工具,使得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权力(或权利)能够趋于相对平衡。公民在与国家和社会的联系之中,会增强对政治共同体、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认同与支持,也会与社会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增强对社会的认同与支持,推进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这种新状态下,国家和社会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可能会趋于主动,在侵犯公民权利方面会趋于收敛,从而缓解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增进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第二,网络话语权的下移和分散,有助于推动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促进政治发展的进程。

   在现代政治发展中,公民政治参与明显存在着精英政治朝大众政治发展的倾向,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大众性使得这一趋势表现更为突出。所谓大众民主,就是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代表民意,由大众的意见来决定,而不是由少数人来决定。民主的本意乃是由大众或多数控制甚至行使公共权力,非常明显,大众民主与民主的本意更加吻合。尽管大众民主具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与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或冲突,但是,现代政治一定程度上仍然表现出大众政治的特征,因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要面对大众大规模地走向政治生活领域的问题,都要解决如何把大众有效纳入到政治参与过程的问题。[17]毫无疑问,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必将推动政治领域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随着网络话语权的变革,大众民主正在成为一种现实和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常态。

   从政治权力掌握者的角度看,通过放权和赋权推动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发展能够巩固合法性基础,有效凝聚社会认同;从普通公民的角度看,对参与权和话语权的主动争取则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冲破社会结构化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有效途径。[18]网络话语权的提升无疑为此提供了重要渠道。话语民主具有平等性和去精英化的色彩,任何公民通过这种形式进行政治参与时,其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制度的限制。[19]同时,话语民主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大众政治形态,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哈贝马斯说:话语民主“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联系,并证明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在这些前提下,合理乃至公正的结果是可以取得的”[20]。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事务,以网络话语形式作为网络行为主体之间的重要交往方式,加之网络的开放性、便捷性和互动性,从而推进了大众民主的发展。

   第三,网络话语生成空间环境的变化,导致网络舆论容易产生激进倾向,可能危及社会稳定。

   网络话语权在政治方面的正面影响很显著,但它同样也会带来负面效应。网络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网络话语的复杂性。网民个人因自身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不平等造成的对公共事务的把握能力和信息传播能力会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持续扩大。同时,网络话语权的去中心化使得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引导网络舆论的难度增强。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非常容易产生“蝴蝶效应”“沉默的螺旋”现象和“群体极化”现象,这极大地增强了网络话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网络舆情的偶发性,使极端言论有可能大范围传播。

   网络空间中非常容易形成“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现象,这也导致网络舆论容易产生激进倾向。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认为:“群体极化一词所指的情形非常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存在某种偏向,经过商议后,人们更乐于倾向于这一方向,从而形成更加极端的观点。”[21]“群体极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群体心理引起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对群体心理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当群体无意识在更大范围内积聚起来的时候,结果便是疯狂,这是一种可能导致动荡、战争或类似事件的精神瘟疫。[22]在网络虚拟世界里,“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获得了非常有利的生成空间。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不利于培育理性的网络舆论氛围,相反可能对网络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性作用,并造成社会心理的激进倾向,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空间,这非常不利于维护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

因网民自身媒介素养及社会地位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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