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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占锋 李琳 李轶星:隐性冲突、制度调适与社会继替

——从费孝通《生育制度》论起

更新时间:2021-09-27 07:08:27
作者: 郭占锋   李琳   李轶星  

   内容提要:生育在人们普遍的认知中等同于单一的生殖或抚育,这种将“生”和“育”分离的认知割裂了生育作为一个从性行为到生殖,从生理性哺育到社会性教育的连续统的过程。单一性的等同和割裂性的认知成为隐藏在生育系统中的隐性冲突,并且在结构性因素的诱发下,生育连续统断裂导致隐性冲突的扩大和转化,最终引发显性的社会危机。基于此,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给予上述问题以新的诠释视角,将生育制度作为一种调适冲突的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以此在调适家庭内部隐性冲突的同时,也消解了社会的显性隐患。在“父母子”稳定的关系结构中,通过婚姻关系来协调性行为和生殖,通过亲子关系来规训生育分离的冲突,在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中推动亲属社会的维系,最终实现个体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蜕变、从人的绵续到社会继替的衔接。因此,本文从生育制度出发,围绕“冲突—调适”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呈现生育系统中的隐性冲突、剖析制度调适的具体过程和社会继替的机理,并由此反思现实问题。

  

   关 键 词:隐性冲突  制度调适  社会继替  费孝通  生育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进入后发性现代国家,社会越轨行为、社会冲突现象层出不穷,小学生自杀、青少年犯罪、堕胎低龄化、非婚生育、弃婴溺婴等行为不断出现。快餐化的性体验冲击着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防线,使性体验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刘运来,2010)。同时,未婚情况下的生育和家庭角色的缺失导致的极端事件也层出不穷(路琦、张萌,2020;赵杜灵,2017)。这些事件具有明显的破坏性和持续的社会危害性。虽然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制约这些越轨行为,如《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但这些现象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由此可见,上述现象不仅是某一时期、某一时段的外显性具体问题,更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在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单元内部寻找其背后的隐性因素。因此,应该把关注和反思的重点回到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当中,寻找所有显性冲突背后的隐性机制和根源。

   1946年,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西南大学任教时撰写了《生育制度》一书。全书围绕婚姻、家庭、生育、亲属等内容展开,将生育制度作为一种调适冲突的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深刻剖析了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我们诠释上述问题新的视角。其中,关于“生物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定是该书讨论的伊始。因而,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与差异是本文讨论生育现象现实意义的基础。在《生育制度》一书的论述中,“人性被假定为一种具有各种冲突和分化需求的生物,因此人必须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这种假设意味着有人和社会两个对立的实体”(吴柳财,2016)。社会实体的形成过程发端于生物人的进化。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人获得了其他生物类别所没有的特质和能力,因而能够与他人进行分工与合作,从而完成共同的目标,达至共同的理想。此时,人“已经不仅是一个个生物体,即生物人,他们已超出了自然演化中的生物界,进入了另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社会界”(费孝通,2009d:218),生活在社会界中的个人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称作社会人。费孝通(2009d:219)指出,“生物实体和社会实体是属于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两个层次。人有两个属性,生物人和社会人”。人的生命是针对生物人而言的,随着生物人的个体进入集体生活之后,便要接收一套先于本身存在的文化体系,从而获得社会人的身份。因此,生物人是没有接受过社会文化熏陶与影响的具有生命的个体,而社会人则是在个人生物属性基础上的更进一步,通过习得文化而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其实,在生物人与社会人论述的背后,蕴含着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即人与自然的对立。人被看作自然的主宰者,认为文化由人创设并成为人控制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手段,衍生了一种“将文化成为人利用自然来达到自身目的的成就”的价值观。这一思想突出了生物人的主体地位。然而,文化功能学派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是先于人而存在的。社会为了维持其运行的稳定,预先创设了一套文化制度,规范着个人的生物性,使其习得社会规则并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社会人。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对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各有侧重,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潘光旦(2000:285)所言,“人为‘社会化’之‘动物’,然生物学者但知其为动物而不顾问起社会,社会学者但知其研究社会化之进行手续,几乎怀其为动物之一,于是彼推此诿,不相合作”。同时他也指出,“鸟类蜂蚁是完全本能的,人类则除了起码的一点而外,全是文化的,在事理上总有一些讲不大通”(潘光旦,2000:75)。受文化功能主义的影响,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也提出,人的生命延续优先于“秩序”。而“秩序”构成应服务于人的生命延续的主张(王铭铭、杨清媚,2020)。

   费孝通认为,人同其他动物一样,无法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实现生命的延续,因此,人类在聚居的过程中,凭借共识、学习和模仿来维持生命,“这时人们已从生物人变成了社会人。每个生物人都在幼年逐步变成社会人而继续生活下去。而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生物人生命才得以绵延直至死亡”(费孝通,2002:16)。

   实际上,生物性和社会性是综合在人身上相互勾连的两个面向,往往难以明确区隔开来。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则尝试从“生”“育”两大问题入手,以家庭为出发点创设出生育制度这一种统合生物性和社会性、个体与社会的调适制度,缓和了存在于二者内部的隐性冲突,从而实现生育的连续统和社会的继替。这一思路有助于我们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显性冲突背后的隐性机制,在人与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解释框架

   在《生育制度》日译本的序中,少时的费孝通(1999a:472)写道:“想当年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还只有三十多岁,满怀抱负,要一探社会的究竟,还立志要写‘三部曲’:一是描述人们在社会体系内的共同生活,二是探讨人们维持和延续的社会体系,三是展现社会体系通过人们的创新行为而发生的变化”。《生育制度》则是他对第二部曲的回应和尝试,回答人何以延续自身,社会何以维持和继替的问题。因此,费孝通将其视为自己最得意的著作,也是他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之作(费孝通,2009d:232)。

   纵观费孝通的学术思想脉络,《生育制度》不同于早期《云南三村》等的社区研究,也不同于同期的《乡土重建》等关于现代转型的探讨之作,而是费孝通先生叙述通论性质的社会学著作,呈现了其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形态(王铭铭、杨清媚,2020),尤其是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形态。费孝通(1999b:250)曾明确指出,“我是学社会学的,可以说我就是从家庭入手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同时,费孝通在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社会心态”等观点都可以从他早期的家庭社会学思想中找到源头。以《生育制度》为代表的家庭研究是费孝通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部分,同时也是他在现代化变迁中思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议题之一。

   在当前有关《生育制度》的经典研究中,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三类脉络。一是分析解读《生育制度》的基本内容,深入剖析此书的成书背景、核心概念以及理论价值,它是费孝通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也是其学术反思的开端(张子毅,1982;李明建,2008;宋立军,2010)。二是围绕家庭、生育、婚姻、人口、抚育、继承等问题,梳理费孝通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思想,阐述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和以“双系抚育”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功能论(潘允康,2010;石艳,2013;沈关宝,2016)。并且,这类研究结合社会变迁和实际情况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将生育制度在解决当前家庭结构变迁、家庭抚育分化以及人口问题中赋予重要的意义(陶格斯,2007;陆萍,2015;李敏嘉、李枫,2009;解韬等,2010)。三是评析《生育制度》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研究方法。费孝通运用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切入,综合了涂尔干、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深入分析家庭结构、家庭制度、家庭与社会关系,《生育制度》是其对“人类维持和延续社会体系”回应的试笔,即对人和社会再生产问题的解答(杨雅彬,2001;韩明谟,2005;余红、钱灵犀,1990),这也是我们理解费孝通社会学方法论及其转向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一时期的费孝通更偏向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偏离了马林诺夫斯基以生物需要为出发点的功能论(费孝通,2009d;王铭铭,1997)。

   当然,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构建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与批评,其中潘光旦先生(2000:285)认为该书关注的重点是在“制度本身,用意是种族绵延的起点和制度完成的终点之间那一大段社会的与教化的文章”,在他为《生育制度》所写的长序——《派与汇(代序)》中评价此书“偏而不全,未能允执其中”,虽然“不失一家之言,但忽视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生育制度除了“种族绵延的生物需要这最起码的一点而外,都算作社会与文化之赐而和自然的倾向完全绝缘了”(周飞舟,2019)。尹海忠(2007)注意到潘光旦先生对《生育制度》的批评,认为潘先生新人文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费孝通晚年的反思。吴景超(1948)从对婚姻的认识中,认为该书过分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婚姻对人感性生活需求的满足,这一点正是很多社会现实难以解释的。

   对于上述批评,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也曾予以回应,认为他在《生育制度》中摆脱了马林诺夫斯基以生物需要为出发点的功能论,而靠近了布朗重视社会结构的功能论。此时的费孝通“已经从人是‘生物人’还是‘社会人’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中解脱出来,真正体会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的整体性”(费孝通,2002:16),将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且有其自身发展过程的实体,个人及其行为是既定社会结构的规范下的结果,认为“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社会学重建后,他提出了新的看法,“我确是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个人即是载体也是实体”(费孝通,2009d:235)。“社会的目的还是在使个人得到生活,就是满足他不断增长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费孝通,2009d:239)。他还这样写道,“我回顾一生的学研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费孝通,2009d:239),“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费孝通,2003:3)。因此,在这个层面上,“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费孝通,2009d:237)。《生育制度》一书是费孝通早期社会学方法论的集大成之著,也是晚年他反思的起点。

   如果说“生”和“育”是贯穿《生育制度》全书的一条主线,那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所指的最终线索。费孝通基于“个体—家庭—社会”的路径来解释个体的新陈代谢与社会的长存是统一的,“社会体系中个体的新陈代谢是社会成员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单纯依靠生物机能来完成,而还必须有社会性的抚育工作”(费孝通,1984:447),家庭正是承担这个工作的基本载体。个人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家的再生产,家是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形式(石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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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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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1 年第 20211 期 第 143-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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