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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占锋 李琳 李轶星:隐性冲突、制度调适与社会继替

——从费孝通《生育制度》论起

更新时间:2021-09-27 07:08:27
作者: 郭占锋   李琳   李轶星  

   “生”“育”行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行动,但是在人们普遍认知中,大多数情况下将生育等同于单一的生殖选择或哺育行为,将生育连续统中的“性”与“生”、“养”与“教”割裂开来。这种“生”“育”分离的认识割裂了生育作为统合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意义,割裂性的认知与单一的认同是隐藏在生育当中的隐性冲突,往往不易被识别。但是这隐性的冲突一旦扩大,将会引起生育连续统的断裂,使隐性冲突转变成显性冲突,造成无约束的性行为、堕胎的低龄化、家庭角色的缺失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进而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家庭伦理的维系以及社会整合的持续性带来了极大挑战。因此,制度化的生育系统被社会安排来调适上述冲突,以生育制度为核心形成基本的家庭组织,基于婚姻关系协调性行为和生殖,通过亲子关系规训生育分离的冲突,在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的维系之下形成了整体性的亲属社会,并在生育制度的调适下实现个体—家庭—社会的继替(见图1)。

图1 冲突—调适—继替解释框架

   三、隐性冲突的呈现:“生”“育”分离

   “生育”是日常生活中热议的话题之一,它关乎个体生命的诞生,也关乎人的绵延。其包括“生殖”和“抚育”两部分,生殖是指新生命的诞生,而抚育则是生活上的供养,两者密不可分。因此,生育是包含着性爱、生殖、哺育、抚育这一系列连续活动的统合概念。正如费孝通(2009a:214)所说,“生殖细胞的成熟,性爱的冲动,雌雄交配,生殖细胞的结合,新个体的产生,这一串在较高级的生物中是共有的现象,既属生物就无所逃于这一连串注定的连环”。然而,“生”和“育”的连环在人类身上却出现了分离,男女发生性爱关系却不生孩子,生了孩子不抚育是常有的现象。通常情况下,生育被认为是一项生物性行为,从性爱到生殖,从抚育到教育的过程皆是生物性本能的连续过程。实际上,生育也是一项社会性行为,“人类生理冲动的活动方式是出之于社会及文化性质的传统规律”(马林诺夫斯基,1987:205),因此,在文化的干预下,性与生,养与教之间就会呈现出不连续的状态。如传统社会,在生计处境和文化习俗的制约下,避妊、堕胎、溺婴等事件时有发生;现代社会中科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又新增了丁克家庭①、教育外包②等现象。受孕不生、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生”和“育”的断裂导致了生育这个连续统内部的隐性冲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性爱与生殖的冲突;其二是哺育与抚育的冲突。

   (一)“性爱”与“生殖”

   与很多生物一样,人类“生”的过程遵循着“性爱—生殖”的步骤,“生殖细胞的结合——受孕——乃是满足两性接近——性交——的可能结果”(费孝通,2009a:214)。性行为和生殖虽然相连,但并非一回事。性源于人类性冲动的本能,是生物性的行为,表现为男女两性间的亲密关系。生殖是两性生殖细胞结合并产生新个体的过程,并非是纯粹的生物性行为,具有生物性和半社会性的双重特质,“种族的绵延所要求的于人类的并不是生殖的两动物,而是生育的公民”(马林诺夫斯基,1987:205)。从性行为到生殖并不是连续的过程,尽管当前生殖仍以性爱为前提,但性爱不等于生殖。首先,有性爱可以不生殖。在很多男女关系中,性行为的满足是一回事,生殖却又另做打算。其次,有性爱也可以无生殖。生殖不是性爱的必然结果,性行为的发生并不一定会导致受孕和生殖,两者之间的联系极易断裂。

   费孝通(2009a:215)提道,“即使我们承认性爱是普通人都有的生物机能,可是人类性爱的满足却并不一定引起雌雄生殖细胞的结合……以特罗布里恩的岛上的土人为例:他们男女在婚前两性接触的机会极多,但是因而受孕的确极少”。从个体层面来看,性行为是两性间的欢愉,生殖却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十月怀胎的痛苦,临盆的危险和身体机能的损伤,自然是对个体无益的。从社会层面来看,经济水平的限制,文化习俗的影响以及生活成本的制约,生殖的选择、过程和结果已经逐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选择,不再止于单纯的生物性本能。进而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总会出现各类避妊的事实。雷蒙德·弗思(1991:369)在提科皮亚岛调查发现,在这类文化水准很低的人中,通过性交中断的方法来避免怀孕;并且,在文明较为落后的社会,“有很多关于性的禁忌,好像在某些时间不准同房;有许多习俗,好像哺乳期不必要的拖长;有许多宗教上的观念,好像清教徒的厌恶性感;虽则实行的理由并不在避妊,可是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来说,都能减少受孕的机会”(费孝通,2009a:215)。现代社会,日益成熟的避孕手段也让性行为与生殖的距离越来越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1949年以来历史新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0)。低生育率和时兴的“丁克”理念也充分印证了性爱与生殖关系的断裂。正如滕尼斯(1999:59)所说:

   性欲的本能不会使得某种程度上持久的共同生活成为必然。这种本能起初也不那么轻易就导致成为一种相互的关系,毋宁说,可能降低为女人的单方面被奴役,女人天生较弱,把女人降低为占有物,使她变为不自由。因此,如果撇开家世的亲戚关系和建立在此之上的社会力量不讲,来观察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主要必然是依靠相互习惯来支持的,才能形成一种持久的关系,形成一种相互肯定的关系。此外,不言而喻,还有其他的已经提到过的巩固的因素,特别是共同体所生育的、作为共同财产的孩子们的关系,其次是共同的财富和经济。

   实际上,性爱和生殖的分离既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类现象,也是一种时常被人忽略的隐性冲突,极易激发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显性冲突。当性爱不再以生殖为必然前提时,“性可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体”(费孝通,2009a:251)。无约束的性爱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家庭结构混乱,诸如出轨、堕胎等社会越轨行为严重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和社会运行的稳定。

   (二)“哺育”与“教育”

   哺育和教育说的是养和教的关系,虽然同属于抚育的过程,但是养和教的断裂是存在于生育连环中的另一类隐性冲突。在人类的生活成长历程中,需要经历两种类型的抚育。一方面,人是生物个体,子体生命诞生后,还不能够独立生存,还需要依靠母体的营养和保护来维持生活,因之母体需要担负一定时期的生活责任,即哺育工作,其最主要的是确保生命延续的责任。“在生理上已和母体脱离了关系之后,还要靠母体的乳汁维持生活”(费孝通,2009a:217),这一阶段的抚育被称作生理性的抚育。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来看,人类也使用种种文化手段来控制生殖,使新出生的子代能拥有被育和育成社会分子的机会,以发挥社会新陈代谢的作用(费孝通,1999:24—30;沈关宝,2016),所以生殖所诞生的新生命不单是个生物个体,也是一个社会分子。基于此,婴儿要长大成人,仅靠适当的营养维持是不够的,还要得到适当的教育,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一项工作,以确保生物性的个体能长成社会分子,从而获得能够独立谋生的技能。如费孝通所言(2009a:217):

   在断乳之后,生理上虽则可以说已经长成独立的个体,但是还要一个更长的时期去学习在社会中生活所需要的一套行为方式。这是人类所特具的需要。社会知识的传递对于个人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不能个别地向自然去争取生存,而得在人群里谋生活。一个没有学得这一套行为方式的人,和生理上有欠缺一般,不能得到健全的生活;他也就没有能为人类种族绵续尽力的机会。

   通过教育将孩童培养为社会分子的过程被称作社会性的抚育,社会性的抚育和生理性的抚育同样重要,如果说生理性抚育是借助母体的营养为个体提供生命延续的基础,那么社会性抚育则是凭借一套社会生活文化为个体提供种族绵续所需的规则,因此,哺育和教育是个体生存、成长与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

   在现实生活中,哺育和教育实际上却常呈现出断裂的状态,“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例子随处可见。婴孩的哺育和教育不能够独立完成,这重要的工作一定需要有人负责。费孝通(2009a:226)提道,“我们若观察任何地方孩子的生活,总能见到他周围有不少人向他负责的,并且这些人各有各的责任,不紊乱,也不常逾越”。子体的哺育是一项生物性工作,总是由母亲单独负责的,父亲在这一阶段是没有任何贡献的。雄性生殖细胞虽则给了子体生命,但却无法提供任何子体营养所需的帮助。而雌性生殖细胞则能够带给子体营养所需的养料。另外,在子体得到生命之后,仍需相当一段时间留在母亲体内。直到出生,新生的个体还得依靠母亲的乳汁来维持营养和生命。而子体的教育工作则需另当别论了,教育是人类习得谋生所需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过程,需要父母双方的分工与合作。

   男孩子不能在母亲那里获得他所需的全部生活方式,女孩子单跟父亲一样得不到完全的教育。全盘的生活教育只能得之于包含全盘生活的社会单位。这单位在简单的社会是一男一女的合作团体。因之,抚育作用不能由一女一男单独负担,有了个母亲还得有个父亲(费孝通,2009a:233)。

   然而,哺育和教育本身却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这过程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哺育消耗母体的营养和精力,而教育则更胜一筹,还有经济生活上的负担。加之父亲与子体之间没有牢固的生理联系,因而在抚育工作上拒绝承担责任也是常见的情况。于是,溺婴、杀婴、弃婴等手段使新生的个体即使获得生命也无法继续生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日益完善,社会生活日渐复杂,现代社会中孩子的部分抚育工作可以从父母抚育团体中分离,尤其是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分担了父母教育的责任。养和教的工作分属在不同的团体中进行,对于子代的生活和成长造成不少冲击,犯罪、自杀、抑郁低龄化背后所表露出的养而不教问题,正体现为哺育与教育断裂的冲突。

   生育是人类种族绵续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也是社会继替的保障。个体一己之力甚微,无法独自谋生活,是依靠社会才有了现有的生活程度。社会设下了一个分工合作结构,个体在这里工作,共同维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然而个体生命有限,社会结构却需保持完整,于是不得不建立一个新陈代谢的结构。新社会分子的长成需要经过生和育的连续环节。从性爱到生殖是生物性个体诞生的阶段,从生殖到抚育则是其在哺育和教育中蜕变为社会分子的阶段。上述过程是系统连续的,一旦发展断裂,便会激发生育中各种隐性的冲突,无益于社会分子的培养,也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甚至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四、制度调适的过程

   对人类来说,生育不仅是个体的生物性行为,还是一项社会责任。生育冲突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冲突。费孝通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2009a:221):

   新生命的产生没有不靠母体的消耗和亏损。做父母的尽管把孩子看得如何着肉,但究竟不是自己的肉;孩子对父母尽管觉得怎样体己,但终究不是自己。孩子的生活既须父母供养,在父母来说总是自己的牺牲……彻底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就得设法避免生殖。

但是同时,生育也是一项社会的责任,社会结构的完整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维持分工与合作的正常进行,生育正是为社会培养新陈代谢所需社会分子的过程。如果没有生育,社会难以运转,个体的生存也就无从谈起。个体想要跳出“生”和“育”的生物连环,而社会又需要将这连环锁住,为了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于是就有了生育制度这一套人为的文化手段。正如马林诺夫斯基(1987:27—28)所提道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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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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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1 年第 20211 期 第 143-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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