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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秋:社会学的人文性及其意义:从潘光旦的“自明”和“去蔽”理论谈起

更新时间:2021-09-27 07:05:51
作者: 刘亚秋  

   内容提要:所谓人文性是指围绕人之存在方面的知识,其旨归是安顿身心,使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得以协调。费孝通在2003年提出“社会学的人文性”概念,认为这个人文性会让中国社会学更加成熟稳健,同时还可以位育社会。“位育之学”是潘光旦提出的,其基础内容是人的安所遂生,核心是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自我认识是人的“自明”,须经由理性的“去蔽”过程。建立在“自明”基础上的自我控制,是一种自由,潘光旦认为最高境界的自由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潘光旦主张对科学进行省思,坚持社会学研究中人的“主体性”(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在人文性的传统下,探究相关知识生产的方法,对理解潘光旦的人的科学具有积极意义。潘光旦的位育之学是社会学人文性的核心,但还需要吸收各种资源,在不同层面予以丰富和发展。

   关 键 词:社会学人文性  潘光旦  自我认识  自我控制

  

   问题与背景

   什么是人文性?综合来自不同学科的观点,所谓人文性是指围绕着人之存在方面的知识,其旨归是安顿身心,使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得以协调。张华军认为“人文性”的关键议题,就是重建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安置自我心灵,并与世界生发出良性的互动关系。①那么,怎样的知识有利于安顿人心?姜涛指出,新文化真正的意义在于创建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新关系,重新让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人的不安定的内在经验没有得到很好地整理,则可能进一步固化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疏离。②

   上述学者对“人文性”的界定,有一个核心意涵:那就是探寻个人的身心安顿之路,其中的重要方面则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恰恰是中国社会学人文性的核心意旨所在。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人文性?费孝通在2003年提出“社会学的人文性”概念,并认为这个人文性能够使中国社会学更加成熟稳健,同时还可以位育社会。位育社会之学是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它的基石是人的安所遂生,即安顿人心之学。它与文史哲学科讨论的人文性有内在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本文试图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讨论何谓人文性的问题。就人文性的旨归而言,培养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个人,也必须有社会学的视野。因此,有必要提及社会学视野下的人文性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在中国社会学传统中,自2003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的人文性”概念后,人文性问题便进入了社会学的主流视野。本文在回溯费孝通的“人文性”的基础上,重思潘光旦社会思想的“人文意涵”,一方面,是为了推进今天我们对“人文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丰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维度。当然,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传统并不限于费先生和潘先生,本文暂且以这两位先生的思想为核心,初步挖掘社会学人文性的价值。

   费孝通所认为的社会学人文性,是社会学对人的“心态”的研究,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态”研究路径,其含义是以中国社会文化为基础,在“究天人之际”的格局下思考人与自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首先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并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社会学人文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回到人的文化性和历史性维度,回到人们世代传递的文化中去。社会和文化可以使具体的个人“不朽”,而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世界。费先生还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关系的人文性为例,说明“意会”在理解社会时的重要意义,它构成一个社会和文化的核心部分。社会学的人文性在费先生这里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心态”,譬如他对“讲不出的我”和“将心比心”的讨论。“心态”意味着一个社会和文化的精神世界的深层性,“讲不出的我”是意会的主体,同时也是主体“我”的核心与关键。费孝通提出,从主体角度对人际关系进行研究,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挑战。“将心比心”意味着一种由内而外构建世界的方式。“心”在中国古典人文思想中是个人自我体验和修养的一个核心概念,也可以用于解释人际关系,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含义。以“心”为基点,表达了费孝通对由内及外构建社会途径的方法自信: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理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③

   可以认为,费先生所探讨的社会学人文性,聚焦于中国的文化特点和中国人的生活体验,目标也是“位育之学”。由费先生晚年提倡的社会学人文性扩展开去,我们可以追溯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品格。本文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肇始于潘光旦选择并经由费孝通先生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传统,即位育社会学传统;二是当代叶启政先生对社会学人文性表述方式的讨论,这在一定意义上补充了潘先生的位育之学。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对什么是社会学的人文性、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社会学的人文性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以期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传统。

   什么是社会学的人文性

   潘先生的社会学理论和费先生晚年的“心态”研究,有很强的接续关系。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中国社会学人文性的品格和基本格局。费先生提出社会学的人文性,主旨在于使中国社会学回归到中国历史文化情境中去,成为能够承载传统文化精神的社会学。他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即提及潘先生的“位育”之学,希望社会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关乎人的文化)不仅可以推进本学科的发展,同时可以“位育”社会和人,“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④。事实上,费先生所倡导的回到“人文性”,其根本就是回到“人”的问题上,即他所说的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接续了潘先生的社会学传统。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潘先生的位育社会学特征的把握,来进一步理解费先生所提出的社会学的“人文性”问题,以期对中国社会学的人文传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人文传统在潘光旦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表述。而且,当代社会学的人文性还可以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延展,因为潘先生的社会学就是关于人的社会学,其人文性所包括的两个最核心的部分,便是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这也是社会学人文性的核心所在。前者涉及人是什么的科学研究;后者涉及的是人化道德的研究。潘先生对儒家的社会学化,涉及的主要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潘先生认为,自我控制是十分难且重要的,涉及的是自我修身之学。在今天看来,自我认识同样是非常不容易的,它同时也是自我控制的基础。

   那么,潘先生是如何讨论自我认识的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认识自我?人文性传统的第一要义是关于人之存在方面的知识。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我认识”是最难的,因为道德说起来相对清晰,有经可循。只有达到清晰的自我认识,才能建立自我控制。也就是说,有了自我认识后,才能有自我控制。潘先生是秉持这一主张的,即自我认识是自我控制的基础。

   (一)自我认识

   在潘光旦的社会学理论中,有关人的自我认识的学问,需要一个“汇”来实现。潘先生指出,各种学问,包括生理学、生物学乃至文学、艺术等,都是促进人自明的学问,都关涉人之生存。尽管“自我认识”的学问最后会服务于一个道德性的存在(自我控制),但它自身是一个客观之学。也就是说,促进人之自明的学问需求是客观的,尽管经过“自我认识”后的那部分知识需要经历一个“主观化”的过程。

   在潘先生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如果不先考察清楚,则其所以为其他事物之尺度者,在效用上势必有限。传统儒家是唯人论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⑤也就是说,一切人间之“道”都应该围绕着人来设定。自古以来,中国一切客观的学问都不太发达,而西方既有“尺度之论”,也有“学问对象之论”。近现代以来,中国关于人的研究仍很薄弱。潘光旦认为,这种状况造成了两个缺陷:一是关于人的研究在质量上远不及关于物的研究;二是人的研究变成物的研究的一部分,把人当作物来研究,或把人拆成若干物质的片段来研究。这导致了我们对于人究竟是什么的认识,难以取得新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即便关注了人,但若把人降低为物的层次,或作为物的一部分,或仅对人的某一方面进行理解,都不能称其为“人的科学”。有了整全的人的形象,才能有人的科学认识。

   那么,什么是自我认识?潘先生认为,自我认识是一个人对自身的一个“智识”上的义务,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来的,强弱如何,智愚如何,有些什么可以发展的特别长处,或须加补救的特别缺陷,这个特别缺陷如果不能补救,又如何才可以制止,可以自克,可以相安,可以不希图非分?⑥潘先生认为,一个人如能回应这些问题,就有了自知之明。我们传统文化中即有这方面的智慧,如“德”和“诚”,其实就是“自我”。明德、明诚、度德量力,就是自我认识的修行实践。在自我认识方面,需要学识的积累,近代教育只注重知识的灌输、技能的培训,都是自我认识方面的“末节”,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可以教人对自己多认识几分的。

   潘先生在1946年两次提到的“去蔽”,事实上就是一个“自明”的学问。“自明”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的。潘先生指出,人自己也是一个物体,这物体是一个机械体也罢,是一个有机体也罢,它总是一个极复杂的力的系统。根据物有本末、事有先后的道理,也应该先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但科学专注于“物”而未能顾及到人。潘先生认为,人在科学研究中还没有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第一是动物学和植物学不管;第二是人类学和社会学也不管,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创造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是人创造的制度,二者所研究的内容都不是人本身,只是绕着人的外围打转;第三,人体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研究虽切近人身,但犯了“支离破碎”的弊病。⑦潘先生认为,能为人的自明提供切实支撑的是一个整全的人性假设思想,潘先生提出的人性假设是:人是囫囵的、整个的,并且是个别的,而零星片段拼凑的总和并不等于整个。⑧

   潘先生的人性假设,是以生物人为基础的,有着遗传学的物质基础。在精神层面,人的“觉知”是一个重要因素,“人是比较唯一有个性而能自作主张的动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产生了关系复杂的生活与制作丰富的文化”。⑨因此,他主张学术和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教人认清自己,“学不为己而为别人,是错误;学不为人而为物,是错误之尤”。⑩在潘先生看来,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不能认识自己。

   “自明”的前提是“去蔽”。对于人来说,去蔽就是去除让自己不明的那些先在的状态,如意志与各种情欲、见解、记忆和习惯,这些会导致个人不能客观地看待事物,妨碍对事物真相的认知,因而这些都是“蔽”。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助人去蔽的智慧,如《论语》中孔子提到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都有祛除成见和保持客观之意;《大学》中的“诚意、正心、修身”也涉及去“蔽”。荀子对“蔽”的认识比较全面,“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也就是说,不仅情感是“蔽”,个人的客观处境也可以成为“蔽”。潘先生认为,个人的理智和见识也可以是“蔽”。如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1)潘先生还谈及西方思想中有关“去蔽”的思想,如斯宾塞所说的理智之蔽、主观情感之蔽、各种处境或际遇之蔽等。因此,“去蔽”(即自明)的方法就在于人的全面自我认识(自我和世界)。

潘先生还谈及《大学》中的静、安、虑、得,以及“治心”、内圣外王之学。从这里可以看出,潘先生所说的“自我认识”也带有“修身”的意涵。他从方法论上阐述了“自明”的条件,就是“去蔽”,就是要对人生获得一个整全的认识。“人生是一个整体,凡属整的东西,全的东西,我们不能以一偏来概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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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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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 2021年第2期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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