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冯珏: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能力

更新时间:2021-09-27 06:55:57
作者: 冯珏  

   内容提要: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是民事主体理论与制度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将个体与共同体的积极联系委于任意,对于人格体之理性提出了超过以往任何社会的期待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权利能力取代人格,构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并成为承载人格体理性能力的概念。为了克服生物人意志天赋不均的结构性障碍,法学通过行为能力概念在具体经验领域判断具体的理性能力,维持了权利能力概念承载抽象理性能力的功能。生物人扮演组织角色的可能性,使得组织可以生物人独占的意志为基础,从生物人的不自由中获得自身的自由。与自然人需要不断磨砺自己在法律交往中的目的导向理性能力不同,法人需要磨砺的是其相对于自然人所取得的独立性。法人相对于自然人的独立性是其内在自由的外显或“定在”,法人权利能力的核心构造将围绕此种独立性而展开。

   关 键 词:自然人  法人  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  独立性  Natural Person  Legal Person  Capacity for Right  Capacity for Act  Independence

  

   法人的社会基础是组织;法人与法人之外的组织的本质区别,即为法人的本质特征。将法人定位于组织,确定了法人的相邻属概念,①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法人的本质属性。②依现有学理,法人的本质属性即其权利能力,这种权利能力,使法人组织与法人之外的组织得以区分开来。《德国民法典》将“权利能力”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本质属性。权利能力,首先是指人能成为权利的主体的能力。③

   从研究法人概念的角度出发,关于法人本质特征的这一既有观点,仅能作为假定的、待证明的命题,需要在进一步的论证中展示其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现有研究表明,权利能力概念从其在理论上的提出到成为实在法的命令,其内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其中的关键在于权利能力与意志能力的分离。并且,权利能力除了历时的变迁之外,在自然人与法人之并存的共时状态中,也可能针对自然人和法人而异其内涵,从而使得法人的本质特征不得不处于模糊的状态。为了深切理解作为法律中的人的本质特征的权利能力,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概念的最初涵义,并致力于理解其后来发展变化的原因。

   一、作为意志能力的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作为“人法”的核心内容

   1.个体、人格体与主体

   民事主体之谓,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主要就是权利和义务,所以民事主体就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这又被简称为权利主体。由此可见,主观权利、法律关系等民事法律体系构建的根基,也是民事主体这一概念的背景。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主体,也被称为“民法上的人”或者“法律上的人”。关于民事主体的法,即为“人法”。“人法”规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每个共同体的规范系统都要回答的首要的重大问题。

   罗马法是通过“人格”这一概念和制度,来规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人格”(person)这个概念,据学者考证,最初是指舞台上角色的面具,后来用来指个体在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制度思想其实至今仍然被接受和继承,学者使用“人格体”这样的概念,以表征被共同体所承认的个体。仅当个体被某共同体接受为自己的成员时,个体才转变为这个共同体的“人格体”。在法哲学层面,作为个体与主体之间的过渡性概念,“人格体”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主体即自我理解的人格体”。④“人格体”是一个相对于外在看法的概念。这一被解释为人格体的生物,可以为自己接受这种解释(或者预先推定),并且因此而成为主体。⑤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从个体到人格体,再从人格体到主体的转变过程。

   从个体转变为人格体(主体)的关键,在于得到共同体的承认。法律主体总是相对于制定法律的共同体而言的,因此,仅当共同体承认某一个体的成员资格时,即个人被附加了表征共同体之承认的某种资格或能力时,个体才成为该共同体中的法律主体。“在法律实践中并不涉及去创造人格人的本质,而是经由法律使得在法律之外被创造的人适格。”⑥共同体对于个体的承认以何者为条件,则取决于共同体对于其中的人格体的期待。

   2.依角色和任务定义的人格体

   人格体首先意味着自由,正是自由切断了自然界的因果联系,表现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自由既是主观权利的条件,又是客观法对其加以规范的基础(即可以响应法律的行止要求)。近代以来的哲学范式,将人格体所需要的“自由”立基于生物人的“理性”。正如狄骥在其《宪法论》中所说:“法律仅能适用于了解目的的自觉意志,而这些目的正是限定这些自觉意志。就我们所知,之所以只有个人才能成为法律主体,是因为只有个人才掌握着一种了解自己目的的自觉意志。因此只有自觉和能支配自己行为的个人才是法律的主体。”⑦按照现有的观点,意志、自由是生物人的“天赋”。

   但是,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来看,恐怕无法仅凭自由来定义人格体。人格体是根据共同体需要他扮演的角色来定义的。⑧角色的扮演,是扬弃个体性而融入共同体的关键。角色是通过规范性相互理解所获得的形态。雅科布斯说,共同体对于人格体的承认“只能被理解为通过某种构造他们的规范——通过一个抛锚基底——所形成的诸人格体的结合,只能被理解为诸角色的归属。在这一理解过程中,主体自己构造了自己。特别是,如果承认应该意味着什么的话……所涉及的毋宁是,把角色理解为对完成一项扬弃诸个体的任务来说是必要的过程”。⑨在这种角色中,诸义务和诸权利被绑束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创立了一种地位:人格体是为此目的而确定的,因此,人格体不能简单地从该群体中被除去。⑩每一个不再是孩子并且接受其角色的人大概都知道,主体性不是某种划一的东西,而是需要与各种角色相适应。(11)

   共同体为诸人格体所设定的诸角色,又是根据共同体的任务来确定的。共同体在与其他共同体的竞争中提出自己的任务。抽象地说,人格体按照其地位和能力的情况支持共同体的福利和安全,是人格体所要承担的主要义务。为此,才需要为人格体设定相应的权利。

   (二)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期待

   1.市民社会中“缩小的”人格体概念

   根据亚当·斯密的表述,“市民社会”或“交换社会”是一个“人人皆商”的社会。(12)在这个地方,商人、交易所、企业、公司并立,它们在世界市场或国内市场中彼此贸易往来。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期待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按照目的导向理性作出选择,二是对于自己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对应于劳动分工和信息能力的限制,人格体拥有作出关涉自己的决策的最充分的信息,也最能够作出符合自身利益、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定。由此,“‘任意’在其所存在的程度上——在经济的领域,不是指活动的内容,而是仅指活动的方式——解消了市民的公共位置。举例来说,在营业自由的情形下,一项职业就萎缩成劳动力投放的方式和方法”。(13)当然,无论在法学还是经济学中,这种理性的、责任自负的主体,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市民社会中,形成各种关系的不再是宗教的精神,也不再是民族的精神,而是经济的精神,因此就必须在经济的精神中寻找人格体的积极确定:在“按照其地位和能力的情况支持共同体的福利和安全”这种义务的位置,出现的就是为经济过程作贡献的义务。人格体是在群体中必须进行经济活动者,并且享有为进行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各种权利。(14)

   事实上,在康德的法概念中,也可以看出规范性纽带的稀薄化。“能够使一个人的任意按照自由这种一般的法律与另一个人的任意统一在一起的许多条件的总和”,仅具有一种消极的内容,即不损害另一个人,不扰乱另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基本原则上被设想为相互孤立的诸个体,他们的共同性局限于在其存续中不得互相扰乱。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人们探究是什么构成了人格体,那么回答是,谁不允许被侵害并且在他那方面不实施侵害,谁就是人格体。无疑,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状态,任何社会都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一状态上,那就是把所有积极的联系都委于任意。这种“缩小的”人格体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以便把诸个体解放出来,使他们作为市民和工业的劳动力从事经济活动。同时,也没有忽视群体的需要,而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满足群体的需要;并且,“劳动分工”使劳动合理化的程度越高,群体满足其需要就越快,以至于在最后“人类能够从那里消失,而让机器来代替”:“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这种依赖性和相互性中,主观的利己心就转化为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作贡献——作为辩证运动,通过一般就转化为特殊的中介,以至于每一个人为自己营利、生产和享受,他就因此而为其他人的享受而生产和营利”。(15)

   这种“缩小的”人格体概念,也源于近代以来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分。(16)罗马法中的“人格”是一个杂糅了公法与私法的概念,罗马共同体中的一员是一种集公法地位与私法地位于一体的角色,从而公法对于共同体中的个体的要求也被作为获取“人格”的条件,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身份对于“人格”的影响。仅在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前提下,私法中的法律主体才能够在简化的关系基础上处理其与所在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人格体对于共同体所承担的公法上的任务、在公法上所扮演的角色,才可能与其私法地位无关。在公法与私法区别开来之后,私法仅规定每个人在私法上的地位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公法设定的条件就不再是私法中的人格体的要件,从而也为市民社会中“缩小的”人格体概念奠定了基础。

   因此,对于生物人的人格体(主体)地位的普遍承认,对应于近代以来经济领域的大生产和劳动分工以及随之而兴起的市民社会。以商业经营为主导的现代生活,其最直接、最简单的形态即经济交往和相应的、以契约为特征的法律事实。从启蒙精神来看,这也是“天赋人权”理念在实定法中的落实。这种新的经济、文化、社会条件对于共同体中的人格体的期待,已经极大地简化为“相互尊重原则”,(17)从而只要“做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就同时是为他人以及整个共同体作贡献了。“市场和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构成了以纯粹的自我利益互为取向的行动类型,这是最重要的行动类型,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典型特征。”(18)

   2.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理性期待

   正因为这种“缩小的人格体概念”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所有积极联系都委于任意,所以它对于人格体之理性,提出了超过以往任何社会的期待和要求。也就是说,这种“缩小的”人格体概念,在另一方面对应着与劳动分工相对应的、每个个体均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的内在要求。

   在康德的自由与义务伦理中,“道德的人格就是道德律令之下的理性本质的自由”,道德的或法律的人是作为唯一的、独立于具体的规定的、纯思想建构的、思辩想象中的人。(19)自由不是渴望、本能、无法估量的东西——所有那些经由人可能产生的东西都能够违背秩序的法律。自由仅是人格人,他的意志涤净了个性、偏好和欲望,其是作为理性、作为道德。人只有通过理性的内在立法约束住情感并基于此种方式成为道德律令之下的一个理性的存在,才是自由的,即作为人格人除了受制于自己单独或至少同时和他人所给出的律令以外,不受制于其他任何律令。(20)

启蒙运动的根本,在于将理性用于一切事物,让知识领域里没有层级之分。对于人格体的这种理性期待,必然导致一个抽象的人格体概念,这种抽象的人格体概念也导致了抽象的平等概念。经济交往中的平等是抽象的平等、货币的平等,从来都不是从事交换的具体的人的平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743.html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