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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畅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马克思——评《马克思归来》一书

更新时间:2021-09-26 17:27:10
作者: 吴畅畅  
信息乌托邦主义者坚信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 将促进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对此, 海外媒体记者、观察家以及政府智库研究人员也持相同的立场———它们应当为现实生活与政治公共领域中既有的社会或群体性事件提供“激进化策略”的可能, 推动吏治改革。另外, 持互联网中心论, 或言之, 技术决定论的知识分子或媒体人, 倾向于认定互联网所形成的大众生产、群包或众包等生产方式与分享经济, 能够推进私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民主化, 甚至能够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设想的“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活动, 晚饭后从事批判”这一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图景。

   因此, 《马克思归来》向我们呈现出一个自下而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路径, 可以有效地中和有关信息社会的想象过程和意识形态霸权, 由此揭示出“信息社会”这一政治—学术—工业联合体所推动的计划所蕴含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维度。首先, 关于扁平化社会的论述, 起源于卡斯特的网络信息三部曲。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勾勒, 建立在他区分生产方式与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在文集作者普雷和迈克·韦恩看来, 对发展方式的过多着墨, 特别是对生产者之间水平关系的放大, 容易使人产生“网络社会代表了一种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的错觉。实际上,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网络社会中依然呈现为最根本的劳资双方的垂直关系, 以及资本与资本之间动态的水平关系。从中观的层面上看, 詹姆斯·库兰向我们揭示了谷歌内部并非实行平行结构, 而是自上而下的营运权力和战略控制———这些等级结构和发展战略旨在使公司资本积累最大化;所谓平行、开放和连接一切, 只是它的商品流通和销售模式。从宏观的层面上看, 互联网经济所奉行的长尾理论对二八定律的颠覆, 最终催生的依然是资本积累的最大化, 以及垄断集中局面的再次出现, 例如几乎每个互联网大型应用领域都由一到两个新媒体企业所主导。这说明, 所谓的新经济并非独立于旧经济之外, 反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等级结构, 造就并巩固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现象。而近年来出现的平台经济或者说互联网平台的“圈地化”现象, 按照胡凌的看法, 更有可能将传统的看不见的手转变成黑箱算法中看不见的手, 这样一种“数据计划经济”的形成加剧用户与信息之间的不对称, 最终在“创造性破坏”的基础上向私营资本主义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要理解这种根本性的“垂直关系”和“水平关系”, 《马克思归来》的撰稿者使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重新诠释网络社会中“产消者”、大众生产以及众包等新型劳动概念。他们重新梳理从电视到社交媒体, 受众的闲暇时间、消费行为如何延续了劳动时间, 如何被占有和私有化进而转变成剩余价值这一微观层面的过程。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说”尽管被批评为庸俗的经济还原论, 但他突出了“受众作为用户其行为被媒体商品化之后进入资本流通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对于Web 2.0时代下的社交媒体或“维基经济学”而言, 该事实依然成立, 甚至更具指导性。用户在“社交媒体—用户—广告商”所形成的互惠互利的三角关系中, 因其同时所享受到的社交媒体使用红利和参与式消费, 与“用户生成内容”, 自发而非自为地转变为“产消者”阶层。文集中不少学者关于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的经验主义研究已经表明, 这一“产消者”阶层的出现, 代表了新经济模式下资本与劳动的新的关系的形成。当“产消者”或者“产用者”的“免费劳动”内容被资本挪用, 或者数字和通信技术成为更精确地提炼和归类用户数据的工具时, 不仅帮助生产者消化时间和开发成本, 在富克斯看来, 更使得“产消者”似乎变成“传统工业劳动的一个被剥削阶级”。甚至有学者 (例如安德烈亚斯·维特尔) 激进地指出, 用户从重新圈地化的云端或闭合平台“选择性退出”所付出的诸如社交自杀、失去工作机会等代价, 可以与出卖用户自身所有的信息和活动给资本和广告商以获得的参与机会相互抵消。这导致社交媒体的日常实践, 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潜在剩余劳动领域, 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

   《马克思归来》一书中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劳动、剥削等理论的重新阐述, 辅以经验材料和田野调查, 不仅佐证了信息社会所提倡的“非物质信息”“无纸化办公”背后的唯物论基础, 更揭示了开源运动与知识产权、经济分散与资本垄断, 及其背后的信息乌托邦主义与赛博新自由主义并存的矛盾性, 这正是内在于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之中的二律背反:历经2008年次贷危机, 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正急于寻求新的途径, 数字与通信产业对用户的“实质吸纳”, 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商品化进而纳入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和新自由主义逻辑之中。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正日益实现对日常用户 (“产消者”) 的生命体验的占有, 杰瑞米·里夫金将这种所有权称为对用户“时间和精神的使用权”或“近用权”。这对应着不少批判学者如格拉厄姆·默多克或安卓耶维克所提出的“双重剥削”“剥削2.0”现象, 它们有助于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资本剥削与异化劳动等现象是只存在于工业生产过程, 还是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讨论。

  

   三、认识论断裂:马克思归来’停留多久?

  

   彼得·戈丁和默多克四十余年前就已致力于发展一套整体性的传播理论框架, 并列举三个层面的分析步骤:关注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层结构之间的同构性关系、大众传媒对社会不平等的合法化过程以及彰显社会抗争和冲突。这三个层面, 恰好与《马克思归来》所总结的媒体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四种角色相互对应:商品化、意识形态与受众接收, 以及另类媒体的使用。《马克思归来》所实现的对传播和媒体现象的批判, 已经跳脱出康德主义式或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政治的批判, 而成为解剖当下现实问题的一把利器: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但“理论已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不过, 这本书依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 文集名为《马克思归来》, 却唯独缺少来自中国学者的文章或者关于中国互联网或传播问题的反思, 即吕新雨在关于此书的读书会上所提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不存在”。这也导致本书在回应、处理和分析当前信息工人、网民或者社交媒体用户的各种抗争行为时, 只能采取“可替代”媒体的解决路径, 而基本上忽略了中国或拉美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抗争形式。

   尽管如此, 此书依然为中国与西方在市场化层面上的“接轨”而产生同构性的传媒与社会问题, 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理论被引进中国, 信息、传播、受众、效果、反馈等概念和基于实证的各类传播模式逐渐取代工具论、喉舌等党报党刊理论, 价值中立取代某种前设的价值观或道德哲学。随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媒体行业相继启动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和资本化发展战略;相应的, 传播学界借助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科, 大规模地展开媒体经营和管理研究, 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媒体经济学 (而非媒体政治经济学) 项目堂而皇之地占据传播业务的主流。与此同时, 遵照美国传播学科的内部划分, 国内传播学也有意将自身的研究领域一分为二:传播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不过, 批判一词似乎无所不包, 尤其当“集中于传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 并强调社会实践”这一原本的批判旨趣转变成某种被掏空所指或去情境化的文本游戏时, 反而让传播学的主体性失去意义。在中国与全球“接轨”的市场化逻辑下, 在中国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和网络金融的大环境下, 《马克思归来》作为国外学者对新/媒体与传播问题进行反思的文本, 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发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上重拾“批判”之意, 重新考虑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互联网发展迷思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 进而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层面重新明确中国传播研究的前提、对象和方向。

   此外, 在数字资本主义情境下, 《马克思归来》一书所具有的另一种启示性在于, 要重新激活传播学研究的批判性, 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开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作为一个动态而开放的过程, 信息或数字革命的发生只有超越现有的“经济人”和市场关系叙事, 才成为可能;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过程注定存在着社会抵抗、阶层冲突或城乡/社会性别/种族差异, 不会也无法建成一种无阶级的、扁平的、非政治的赛博空间。马克思的归来, 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在全球范围内, 信息社会如何基于社会平等、经济公正和数字革命的原则进行建构, 一如乔蒂·迪恩对传播资本主义或丹·席勒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式分析, 而非单一地在资本逐利、全球市场融合和产业转型的前提下想象信息社会。只是马克思的归来, 这次会停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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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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