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洗礼或重新洗礼都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因为, 这篇文章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上, 尤其是传播学术研究上, 在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与缺失的基础上, “再出发”前必修的学术理论和学术伦理功课。

　　 这篇关于韦伯的长文写于2010年10月, 而且被新雨当作本书的首篇, 我想是非常意味深长和有现实针对性的。它不仅仅是为纪念韦伯逝世90周年应景而作, 而是如新雨自己开宗明义所言, 为了“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正是在2010年的春天,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界, 更确切地说, 在学术和媒体这两个“场”中部分长期集聚的力量互动中, 发生了一场由《南方周末》对学者汪晖的所谓“抄袭”问题的人身攻击、道德讨伐, 甚至对其进行行政调查的舆论胁迫。对于任何真正关心中国学术和媒体的健康发展的人来说, 学术共同体的撕裂是如此残酷, 一家以“改革先锋”和“专业主义”自居的媒体以如此方式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工具理性, 的确令人痛心疾首。然而, 新雨不是就事论事———事实上, 她的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更没有被当时学界和媒体界的普遍戾气和犬儒之气所绑架, 而是以极大的理性和专业性通过“重读韦伯”来谈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以及何为政治、何为学者和学术为何与新闻为何等问题。对于2010年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 对于一个不断在提升社会科学地位和加强公共投入, 并希望其在建设中国“软实力”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国家来说, 无论如何来评价这篇文章的良苦用心和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建设性贡献都不为过。

　　 当然, 在这个官商学媒早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时代, 在这个学术伦理和媒体伦理普遍沉沦, 在这个学术场和媒体场上语言暴力肆横, 在这个“公知”已是骂人的词汇, “教授”被耻笑为“会叫的野兽”, 学者和记者可以在北京的朝阳公园门口约架的时代, 新雨借韦伯的思想资源正本清源, 一边探讨中国现代性道路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一边呼唤重构中国学术共同体和知识分子对自己“天职”的认识的努力也许是天真的、一厢情愿的, 甚至是迂腐的。但是, 就像我对一位向我提出同样看法的年轻学人所说的那样, 既然我们选择了学者这一职业, 既然我们手中只有批判的武器, 那么, 除了一边精心锻造自己的批判武器, 一边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基本伦理, 还能有什么别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呢?在这篇文章中, 新雨写道, “在韦伯那里, 以学术为志业, 正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立场。这其实正是韦伯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期许”。在我看来, 这何尝又不是新雨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期许”呢?

　　 或者, 也有各种投机取巧者, 更有眼睛向上层看的知识分子立场定位———我自己就曾面对一位博士新生真诚的诘问忍俊不禁:“赵老师, 你都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 为什么还批判?”虽然我的一位访问学者说:最怕我拿学生和访问学者作例子说事, 但以下的故事的确让我很有感触:一次, 我收到了国内一位素不相识的学者的访学申请。出于学术公共性和这位学者在研究兴趣、所处地域、年龄、性别等方面的代表性的考虑, 我推荐她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高额访学资助。她来了, 第一次与我见面, 就以一位受压制和被剥夺者的主体性对我说, “我是没有话语权的”。我问, 你和谁比?她说, 跟我们领导。我问, 作为一位大学教授, 你跟工人农民比过吗?她很坦率地回答道, 没比过, 这个问题也没想过。

　　 的确, 在这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已被“文革”悲情彻底否定的时代, 在当年作为对“臭老九”的矫正和赎补而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面政治定位早已被遗忘和抛弃的今天, 在这个不是主动就是被逼去西方访学的中国学者 (月初回国讲学, 知道国内一所地方性普通大学的新规定:没有在国外一年以上的访学经历, 就不能提正高职称) 可能比到中国的工厂农村做田野研究的学者多的时代, 谈学者的“天职”近乎奢侈, 而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又怕要被扣“回到‘文革’”的帽子。但是, 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之所以还被社会认为是一种值得投入和关注的事业, 我们之所以还能吸引除了把学术当作进入中产阶级的阶梯、把导师当“老板”的异化学术劳动之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子, 不正是因为还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坚守韦伯意义上学人的“天职”吗?而且, 当一位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 使学生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发现自我, 确立自己的学术伦理, 不再做自我异化的学术, 并对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所占有的话语权有超越自我认识的时候, 他们不是为学术共同体注入了一份新的“正能量”吗?

　　

　　 三

　　

　　 新雨所实践的正是她所描述的那种在韦伯意义上既客观专业又立场、价值鲜明, 以人民利益和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学术。在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的篇章中, 她从高屋建瓴的学术高度, 以丰富的世界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理解为背景, 娴熟地调用各种理论资源, 以精到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激扬的文字就种种影视传播文本和传播现象进行了精彩分析和富有建设性的批判。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 无论是对2002年、200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鞭辟入里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 还是对重庆卫视建立“公益电视台”的改革尝试所做的开放和审慎的评析, 还是就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所展开对媒体公共性的社会政治基础的分析, 新雨无不以学术的公共性为依托来为中国媒体的公共性寻找理论和道义的基础, 媒体制度和政策的支撑, 社会阶层的依托, 以及在具体媒体实践中实现的途径。在这一努力中, 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珍视和正视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许诺和历史性实践, 反对浅薄的“国家对社会”二元论框架, 批判把市场等同于自由和民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 并毫不讳言“锻造国家的左手”的正当性和迫切性。她没有从西方教条和任何历史目的论, 更没有像我们的访谈中所批判的那样:去历史化和去阶级化地生搬硬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她不但把中国媒体的“公共性”作为一个历史的和具体的“社会过程”来看, 而且注意到国家内部的公共性立场空间和媒体人对这种立场的坚持可能性:“国家并不是别人的, 国家属于人民,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社会主义的承诺。国家需要我们去锻造, 其空间需要我们去争取, 民主需要一个在国家内部争取, 需要锻造国家权力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社会意识的保护。这种锻造需要我们去践行, 需要中国的媒体去奋斗。”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 新雨主要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国家“主人们”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呈现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复杂和多面的, 甚至充满冲突的, 这些影像作品和这些影像内外的人们———包括作为学者的新雨自己, 都在这样的冲突中。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把每一个体都深深地嵌入阶级、性别、种族、国家、区域和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后, 中国社会在阶级和性别等社会关系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由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现实正是学术和媒体的“公共性”问题得以展开的场域。

　　 如果说, 有关《铁西区》的文章是以集体群像的形式讨论了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主人”, 城市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和他们在当下作为“底层”的存在, 那么, 在这部分的其他主要文章中, 新雨把视角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更为底层的庞大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 以及“底层”的“底层”———农村女性和城乡接合部的女性性工作者, 以及那些“行走”在她们中间的同样属于“底层”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们。如果《铁西区》关注的更多是我们熟悉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毫不暧昧的“公”领域, 那么, 在其后的几篇文章中, 尤其是在《“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和《当女权主义遭遇纪录片》这两篇文章中, “公”和“私”的界限问题、“底层能否自己发声”、能否被呈现, 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院女权主义相对于“底层”的学术特权和阶级地位等差等问题从来没如此尖锐和深刻地被讨论过。

　　 在这些文章中, 新雨一方面通过对“女权主义何为”等问题的探讨丰富和深化了本书第一部分有关学术伦理和“知识分子为何”的讨论;另一方面也从女性主义的视野和通过对女性主义内部复杂性的呈现, 丰富和深化了本书前几部分有关媒体“公共性”的讨论。如果女性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注定要经历华人批判学者林春所说的“最长的革命”的话, 那么, 正是在这些文章里, 新雨作为一个中国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的“激进性”———也即对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解放问题的研究———得到了体现。然而, 就像她在与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交锋中所表现的那样, 她不但反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 并对把“资本家/劳动者、剥削者/被剥削者、主流/另类、上层/底层做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区分”的道德主义立场持批判态度, 而且对西方“基于个人解放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能在多大程度“切入中国社会现实的能力”, 尤其是中国底层社会的能力, 提出了疑问。

　　 不过, 新雨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 就像她不是盲目的国家主义者一样。与当下国内知识界的其他一些批判学者一样, 她在认识到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必然性的同时, 一直强调这个国家的人民性和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立场。在这里, “人民”, 正如新雨所言, 是“一个无法被‘市民’和‘公民’所取代和消解的政治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她在评论《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成功时, 不但把这个纪录片与她自己一直在关注的“乡土中国”相联系, 而且认为,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命意义、对文化与社群关系的理解上, 因此, “中国真正的软实力是体现在百姓中间”。

　　 当然, 作为世界性的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立场就必然包含着国际主义的立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新雨非常看重中华民族在反帝反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国际主义遗产, 以及这一遗产在今天的重要意义。这一立场在本书第四部分有关英国和加拿大的纪录电影运动重要人物格里尔逊和中国电化教育创始人孙明经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中依稀可见, 而在那篇题为《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的有关知名荷兰国际主义者伊文思与20世纪中国的文章中表现得淋漓酣畅。

　　 从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中,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一个共产党人, 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并献出了生命, 从而成为国际主义精神的化身。从新雨的文章中, 我们知道, “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伊文思一辈子却信仰和投身于社会主义”, 而且“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 也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录片导演”不但把中国作为他最后的归宿, 而且还把自己对中国1970年代的独立观察和思考留在了一部与《愚公移山》同名的长近12小时的电影鸿篇巨制中。就像重读韦伯和研究梁漱溟是为了重建今天的学术和媒体公共性, 并为重新弥合今天的城乡鸿沟和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和精神危机寻找出路一样, 新雨相信, “在三十年过去的今天, 当重新清理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成为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内在要求的时候, 重新去看待伊文思对中国七十年代的描述会是一个重启历史的契机”。

　　 的确, 在“中国崛起”成为显学和资本主义深陷多重危机的今天, 梳理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遗产不仅事关中国的未来, 也事关世界的未来———而事实上, 中国的发展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一直不只是中国人的事业。这也使我又一次想起自己更熟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 我在西蒙菲莎大学的前辈达拉斯·斯迈思。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 斯迈思在197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 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中国的1970年代提出了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可喜的是, 斯迈思的专著《依附之路》有望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中出版, 而他的传记性著作《逆时针:斯迈思论文集》已列入我们这套书系中。

　　 然而,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像我们这套书系一样, 一切刚刚开始。我们需要一头扎进中外文献的书斋, 一脚踩在中外传播实践的田野, 风雨无阻, 有恒心, 有定力, 像在法西斯的监狱里写出不朽《狱中杂记》的葛兰西所说的那样, 以“思想上的悲观主义者, 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 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前行。

　　 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 新雨的学术是用心血写成的, 更是用脚跑出来的。就像她在讨论梁漱溟时所说的那样, 最重要的, “就是努力地深入社会的脉络, 建立与社会血脉相连的有机联系”。在作为本书后记的对新生的演讲中, 我们看到了她在有关亚里士多德《诗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 初入新闻传播学之门时去媒体实践、为田野调查奔波的身影。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