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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路径与问题意识

更新时间:2021-09-26 17:13:19
作者: 赵月枝  
或者从东西方互构性和东西方二元论本身如何掩盖两者内部的复杂性角度来解构“西方”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这种解构脱离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直接与间接贡献,是非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这包括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事实,存在欧美资本主义的“一国建成资本主义”式的谬误;将基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经验和社会理论范畴去历史语境化,形成了“欧洲中心式的傲慢和资本主义融合”观;以及自由主义者在处理西方与(后)殖民世界关系时所持的“主人种族民主”(master-race democracy)理念。15欧洲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人种族民主”与美国的“帝国民主”(imperial democracy)有历史性衔接关系和结构上相似性。对于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来说,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在缺乏对“主人种族民主”或“帝国民主”的内省条件下,对作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核心的新闻自由/信息自由流动观的抱持自信,对福利社会条件下的传播公共利益体制和劳工体制不胜怀恋,导致这些研究一边抽象肯定“整体观”,一边坚持福利资本主义的渐进改良主义取向。16实际上,早在196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指出,西方内部的社会主义者与其他力量的斗争,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关于国际议题的斗争;西方社会的型构主要决定于国际斗争,而当时正在开启的福利社会只是这一斗争的“边际伴生物”。17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播学中,威廉斯以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超越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分野的奠基性贡献影响深远;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这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中,威廉斯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视野和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一旦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视野而变成“帝国民主”内部的批判性改良主义研究,就不仅无意间拥有了与二战以来的美帝国体制“共谋”的嫌疑,而且因为其在现有全球学术体制内占领了“鱼与熊掌”兼得的道义制高点而容易成为霸权性的学术话语,进而与那些满世界推进西方式新闻自由的“全球市民社会”组织一道,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道义“帮凶”或“帮闲”。

   也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改革开放时代的传播与中国工人阶级的问题不仅被归结到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劳资关系范畴,而且被置于道义制高点。这里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前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改革开放使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尽管因为还没有争取到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工会而处于劳资斗争的“落后”阶段),学者们也终于可以漠视国家政权性质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区别,把传播领域的劳资矛盾和劳工的表达问题当作“普遍”问题,来讨论全世界“信息劳工”联合的可能性了。18然而,没有比这样的理论前提更能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了。实际上,正如林春所强调的那样,考虑到非西方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尤其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维度,马克思主义意涵上的资本主义时代(capitalist epochalization)的世界历史,从一开始就内在于所有国家,包括那些“非资本主义”但不必然是“前资本主义”的国家。15一方面,中国最晚至鸦片战争,就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了;另一方面,自从1949年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基础上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就具备“后资本主义”性质了。如果必须套用“历史阶段论”,那么,甚至可以说,1949年之后,在政权性质和全球史“阶段”上,中国已经比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更“先进”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宣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了。中国工人阶级不成比例地承担了“中国崛起”的沉重社会代价,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中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劳工权利也有待提高,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因此,中国在与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整合过程中的劳工与传播问题十分重要。然而,对这个问题,是套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下的劳资关系框架或后殖民语境下的“底层抗争”框架来分析,还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的复杂的、动态的国家与阶级/阶层权力关系逻辑来理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学术立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西方资本主义知识霸权问题。19考虑到在现有国际学术体系中,往往是非西方国家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先跟着西方国家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做博士论文,然后再给他们的编著或主编与评审的刊物写文章的状况,这种知识霸权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总之,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不能局限于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批判,还应当包括对处于西方学术“边缘”的各种批判学术流派的跨文化批判。

   第二,由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把历史时间零点定为现代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并相应地把认同政治的对象锁定为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这是在批判和对立意义上的现代认同政治的奠基时刻,11现有研究往往在强调阶级不平等的同时,忽视人们在国族、种族、族群、性别、宗教、地域归属等方面的认同和情感,更看不到阶级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复杂交互关系。虽然一些学者也从信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少处理劳工以外的身份认同和情感问题。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欧美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对象们,一直在调用、煽动和操纵民众基于阶级认同之外的其他身份认同和情感维度,而且这些操纵者的主要对象恰恰也是白种男性——往往是居于内陆和农村地区(即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边缘”地带)的中下阶层。所以,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身份认同政治,许多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陷入失语的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方面暴露了欧美白种男性都市知识精英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认同局限,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颇。尽管欧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批判资本和市场理性,也谈基于阶级认同的“团结”,但是,这些研究不但不能充分处理国族、种族和族群问题,而且对欧洲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主的主体”(autonomous individual)概念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批判。而白人种族主义、男权中心主义和阶级偏见又往往导致女性和少数族群被推向“非理性”和“感情”的领域。所以,与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以欧美白种男性为主体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国外“文化研究”往往有更多的女性和少数族群学者。也正是出于这一深层次原因,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社会科学在阶级政治之外的“认同政治”转向和“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既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陈光兴的如下描述对许多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适用:

   以美国的左派为例,反思美国“帝国国族主义”(imperial nationalism)动力往往被阶级政治所置换,他们甚至不满“后殖民”研究中心化国族、种族与族群的议题,对任何形式的认同政治嗤之以鼻,好像左翼力量与美国帝国—国族打造过程无关,因为她/他们并不认同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左派没有能力将自身放入去/帝国化的过程中来反省,导致缺乏大规模的自我反省运动以抵抗“帝国国族主义”……如果911事件无法带动去帝国化的反思运动,可以预见,英美批判知识分子与帝国国家权力之间长期的共谋关系也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20

   第三,与西方中心主义共生的,是这一领域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在空间上,农村是资本主义圈地运动的牺牲者,在资本主义都市的边缘;在线性发展逻辑上,农村是“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社会”,必然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社会所代替。这是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论前提。正如现代印刷媒体本身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和都市文化的产物,作为对资本主义信息、传播与文化体制进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21而《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那个知名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the idiocy of rural life)论断,更强化了基于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的线性进步观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等级论”,进而被长期用来反衬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然而,有权威研究指出,马克思所用的19世纪德文词“idiotismus”不应被翻译为“愚昧”,而应该是“隔绝”(isolation)。22这一纠正,对于我们从历史时间多元性的角度,重新认识农村生活和农民的主体性,有非常重要意义。毕竟,“隔绝状态”可以通过信息流动和现代传播克服,“愚昧状态”意味着农村生活甚至整个农耕文明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中没有可资借鉴的智慧。

   与此不无关系,另外一个在具体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内部问题是,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汲取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和南美依附理论,来批判以冷战和反共为底色的美国“传播与发展”研究范式时,不仅漠视从马克思到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城乡分裂问题的研究,而且将美国主流发展传播范式对后殖民社会的农民问题的关注这一“婴孩”,也同“洗澡水”一并倒掉了。23农村人口不仅被排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对媒体消费者角色的研究之外。考虑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欧美和拉美学术背景,这一偏颇有深刻的知识地理学根源,即欧洲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发展、整个美洲基本消灭了原住民的垦殖主义历史,以及拉美在种植园经济和依附型资源经济基础上的高度城市化发展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新中国之所以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24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解决落后国家现代化问题上的成败比较,25也恰恰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西方语境下的工人阶级抗争意识是如何被消解的,那么,中国革命因为有了“共产党领导”这个“制度变量”,就把处于原子状态的中国农民锻造成革命的主体,变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先进”力量,26而这一历史性过程也就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中国的挑战”议题的历史性内涵。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聚焦的欧美和拉美地区城市化程度普遍高于亚非国家,乡村问题与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在这两个区域已经历史性地被转换为原住民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因此,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乡村盲点、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遗产以及在亚洲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的长期无语与失语,也就有了一体三面的同构关系。

   资本主义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中的“西方”不仅是地理和区域上的实体性概念,也是东亚学者在讨论“作为方法的亚洲”或“作为方法的中国”时所强调的一个“抽象化、原理化了的文化概念”。27正因为现代“西方”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就有了历史和地理层面的互构关系。这正是林春在批判把工业资本主义当作“历史上优越和不可或缺”时的洞见:这种观点与其说是西方中心的,毋宁说是“资本主义中心的”(capitalist-centric)。28一方面,反资本主义对欧洲而言也从来不是陌生的,“欧洲”不仅仅代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也代表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斗争;28另一方面,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也深深内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并且在资本主义霸权的建立过程中,扮演同谋的角色。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在学术立场上反对将资本主义自然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后冷战”时代,本学科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与监控化转型的同时,也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类似,不但清除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而且否定了诞生于20世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后殖民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历史终结论”的学术氛围,使这个早已破产的命题死而不僵,甚至深刻影响了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界。29

总之,一方面,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批判资本主义,在原则上认可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性制度;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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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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