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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升级

更新时间:2021-09-25 15:18:01
作者: 钟飞腾  

   内容提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发展战略调整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正重新受到关注。中国政府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从过去倚重国际大循环转向平衡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同时更加重视国内市场需求这个战略基点。本文认为,人均GDP是研判发展阶段的最关键指标。中国提出新发展阶段,正是立足于人均GDP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并将很快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趋势。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战略。中国不会转向进口替代战略,而将更加侧重运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具有改变比较优势的能力。随着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中国对外战略将更加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并将出现五种明显的变化:第一,内政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两者的分离性将增强;第二,中国生产和消费并重的特色将影响对外关系中的身份定位;第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有更大的上升空间;第四,经贸模式和规则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价值支撑。

   关 键 词: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中国对外战略  大国经济  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

  

   2020年5月中央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发各方关注,特别是有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循环的关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但并不是说中国要完全退回到自力更生、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积极主动构建新的国际循环。2021年3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①这意味着2021-203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需保持在年均5%左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目标仍然是维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率。随着“十四五”规划的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一项中长期战略。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意义上也已成长为“大国经济”,因而中国主动推进发展战略的转变,将对外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的国际背景之一是国际循环的动力在减弱,并且也都将中美关系的变化视作重要原因。事实上,发展战略与对外关系是密切联系的。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离不开一个开放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推动形成改革开放时,就极为注重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③当时,我国人均GDP约占美国的3%。在这样一个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中国只有与外部世界搞好关系,才能通过开放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都是重要目标。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当初确立这一战略的重要基础是国际力量对中国实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当前,传统的国际秩序呈现重构的迹象,“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④在中国政府形成和出台有关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和政策部署时,国际环境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将崛起的中国视作比鼎盛时期苏联更胜一筹的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速发展阶段的10%下降到目前的6%左右,未来仍将继续下降。而实现2035年的既定目标,却需要维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中央多次强调,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是密切相关的。目前来看,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讨论,基本上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的,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双循环”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实现,而对新发展格局与对外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关讨论还不够充分。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势必影响到对外关系。那么,需要聚焦的问题是,中国试图推动形成的新发展格局到底需要并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对外关系?与以往相比,新发展阶段的对外政策将呈现哪些新的特点?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考量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⑤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正式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研究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二是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由此可见,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有密切关系。5月2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⑥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认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⑦在两个月内,中央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表态更趋紧迫,从“逐步形成”提升为“加快形成”,并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中长期发展战略。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文件第五部分写明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将扩大内需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但是国内外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仍存在一些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倡导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可能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对于这种论调,中央明确加以否定,中国学术界也基本不认可。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⑨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⑩8月16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认为,中国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提出应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中国政府也在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中央现在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11)

   与国内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否定国际大循环不同,国际上对两个循环的关系持有更加复杂的看法。2020年8月25日,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清华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认为,“双循环”并不是一种新的战略,至少从2007年起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类似看法,当时即强调要把内需作为“再平衡”的重中之重,但是这种“再平衡”并未取得良好成效。例如,2019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仅比2007年高出2个百分点。佩蒂斯进而强调,如果要扩大内需,势必提高工人工资,而这将削弱以低工资为核心竞争力的出口能力。因而,在他看来,“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12)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来是基于对中美关系出现巨大断裂并可能形成“脱钩”局面的反应,一旦“双循环”格局形成将加速中美的分裂。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提出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以全球化特别是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国际框架,那么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全球化退潮的局势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执行一项新的发展战略,既是对新形势的回应,也必然对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两位中国问题专家朱迪·布兰切特和安德鲁·波尔克认为,“双循环”新战略体现出中国的新理念,“表明中国将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不断上升的全球不确定性和日益敌对的外部环境下可能的新机遇相结合,将全球供应链的持续脱钩视为一种持久的趋势,平衡国际化和自给自足,标志着中国版本的‘对冲整合’(Hedged Integration)。”(13)

   在中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中美关系正面临20世纪70年代建交以来最大的冲击。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事务》上曾发表竞选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其对华政策基本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第一,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领域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14)与此同时,2020年5—7月,美国特朗普政府高官很罕见地密集发表攻击中国的政策言论,其污蔑的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特朗普政府直接将中国定位为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有能力的竞争对手。(15)

   中美关系和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对中国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持续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开放的全球经济,也包括稳定的大国关系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按照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力量的快速崛起将引发权力格局的重组,权力相对下降的国家更可能采取好战行动。(16)21世纪初,在中国加入WTO时,经济总量约占全球4%。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接近18%,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31.4%下降至2020年的24.8%。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3万亿美元,美国为10.6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11.8%。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4.9万亿美元,美国约为20.8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71.4%。(17)显而易见,就经济层面而言,以“中国快速崛起、美国相对衰落”概括中国加入WTO近20年后的全球经济新格局并不夸张。中美实力对比的快速转变,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调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国仍被美国视作最大的对手,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复杂而高度不确定的发展趋势中,中国获取技术、资金和市场的潜力与方式也在发生较大的改变。

中国实力地位提升、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势必对处于转变中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对此,不同学科视角所依据的理论和讨论的路径并不一致。例如,多数经济学家考虑的是外部环境变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而较少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调整发展战略也将影响外部关系。进而,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再次影响中国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前景。在经济学文献中,绝大多数模型假定的都是“小国经济”,即作为全球市场的价格接受者,不具备以国内价格影响世界价格的能力。显然,中美贸易摩擦表明,中国已经上升为与美国一样的“大国经济”。国际关系学者从权力角度出发,长期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素来认为大国具有特殊利益和特殊责任。因此,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中国的行为都是一个大国的行为。不过,在理解人均收入不高的大国的对外政策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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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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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1,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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