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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探析

更新时间:2021-09-25 15:15:51
作者: 杨洁勉  
形成了在外交领域的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相互贯通、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传统理念赋予更加鲜明的时代精神,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新高度。

   (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世界观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指导着中国外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奋勇向前。

   首先,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国内,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分阶段地走向共产主义。习近平十分重视和经常强调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2)“(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23)“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24)

   在国际上,习近平把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类进步事业结合起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25)为此,他号召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从现实出发,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需要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进而还要向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努力。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递进地倡导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分别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部分。

   其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更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底色和最大优势。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八九风波”、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后,美国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又掀起了反华反共的浪潮。在2020年的大选期间,“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出于拉抬选情的政治考量和维持单极霸权的需要,不惜全面否定中美关系的历史,毫无道理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不断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攻击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污蔑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执政党”。(26)对此,中国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全面贯彻党中央外交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27)事实已经证明,蓬佩奥之流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谋不仅破产而且致使其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最后,坚信世界发展的进步趋势。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28)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深刻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的各种主要因素及其互动规律,特别重视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但仍充满信心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29)

   (三)坚持科学方法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方法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进的过程中逐步减少盲目性和增加自觉性,从而不断科学和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一,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习近平指出:“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30)习近平在分析和应对当前的挑战时注意结合历史背景和发展前景,因而能够厘清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明确时代赋予的主要使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沉着应对严峻的挑战和困难,抓住用好重大机遇,不断取得外交新胜利。

   第二,坚持抓住主要矛盾的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用以分析和处置当前国际问题的主要方法。习近平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时强调:“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31)习近平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辩证地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认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32)此外,在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团结朋友和减少敌人、注重当前和着眼未来等重大问题上,习近平坚持对立统一和辩证应对,解决了许多重大和困难问题,实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

   第三,综合平衡目标和能力的国家定位。“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国家定位既是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国家制定内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33)而且,国家定位需要正确的角色观,习近平为此精辟地指出:“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34)在国家定位上,习近平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当权益,根据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通过互利合作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四)执政为民和造福世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强调执政为民的最高和根本宗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新的高度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36)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确保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理论保障和重要力量源泉,也是对全世界的庄严宣示,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造福全世界的承诺。他还在外交领域倡导“共商共建共享”“造福人类”等理念,“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37)在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后,习近平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我们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38)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已经形成了“十个坚持”(39)总体框架,而且还在以下四个核心理念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指导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与时俱进的主权观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争取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外交理论始终把维护和发展国家主权放在首位。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权观具有以下明显的时代特征。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的主权观念。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涉台涉港涉疆问题上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有力地推进了世界各国需要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使命。

   第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主权观念。当前,国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公共卫生和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威胁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一旦国家主权被过度削弱,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深重灾难。习近平强调既不能弱化主权又要加强国际合作,树立与时代潮流相符合相一致的主权观念,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维护本国利益和拓展国际共同利益。

   第三,维护信息化时代的主权观念。信息化和网络时代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习近平强调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41)为了维护网络安全,中国努力推进国际共同标准,坚决反对双重标准。中国正在与世界各国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进而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

   (二)共同持续的全球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倡导综合国家安全观后又进而要求“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42)。

   第一,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当前,全球安全问题凸显并且呈泛化趋势。霸权主义、大国博弈、集团对抗等战略态势恶化,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国家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风险持续增加,安全威胁的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国际安全风险系数增大,世界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第二,安全理念亟须更新。形势决定任务,需要产生新理念。在新形势和新需要下,亟须清理和淘汰诸如“独家安全”和“赢者通吃”等陈旧理念。为此,习近平倡导“四个坚持”的新全球安全理念:“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43)

   第三,安全治理和共同体的方向。安全是人类的普遍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只有形成安全共同体,才能建设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提出“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重大倡议,认为“安全和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关乎各国核心利益。我们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营造良好地区安全环境”。(44)这一倡议丰富了全球安全合作内涵,为建设全球安全共同体指引了共同行动方向。

   (三)正确的义利观

   中国在由相对贫弱进入逐步富强时,需要处理和世界各国的复杂利益关系。为此,习近平不失时机地提出正确义利观,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崇尚道德、秉持道义、主张公道、伸张正义、义在利先、利在义后的价值观念。

第一,中国传统义利观。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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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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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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