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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更新时间:2021-09-25 11:50:11
作者: 余永定 (进入专栏)  

  

   1941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当地的经济落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亏空很严 重。边区银行不得不靠发钞,即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亏空问题。边区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成为边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面对这种局面,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执行了非常灵活的政策。一方面,不拒绝财政赤字的货币融资( “发票子”) ; 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把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拒绝“发票子”,边区政府无法运转,边区生产也得不到发展。通过“发票子”为财政赤字融资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失控。事实上,当时边区的通胀已经相当严重。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陕甘宁边区银行很好地掌握了“发票子”的度: 既保证了边区政府的运转、为边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又避免了通 货膨胀的失控。当时的边区银行同时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因而它要承担许多中央银行不承担的微观和结构性职能。但无论如何,陕甘宁边区银行当年的做法对今天中央银行的 货币政策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朱理治,1907年7月25日生于通州余西镇。1927年4月,他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临时工委书记。1941年初先后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委副主任、主任。1951年夏调中央,历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1958年夏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年夏调华北局,历任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委主任等职。“四人帮”粉碎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一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一段著名论述: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违背了一条基本原则: 理论和实际统一。“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鄜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我在初中背诵《毛主席语录》时就开始好奇什么是“边币和法币”,就希望有人给我解释边币和法币,但始终不得其解。令我欣慰的是,60 年后,我终于在朱理治的金融论稿中找到了答案。

   我理解的“理论和实际统一”,就是指在理论指导下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写道:“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然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那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 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 即矛盾) 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提出来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 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朱理治讨论陕甘宁边区金融的文章,看上去很平实,并无惊人之语,但却高度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唯其如此,他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近80年前的一时、一隅,直到今天还具有很强的普遍意义和现实性。

   二

   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货币经历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那时由于全国处于混战状态,几乎各省甚至省以下的许多区域都发行自己的货币。据说,中国曾拥有过1000多种不同的货币。1935 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法币与英镑挂钩( 后与美元挂钩) 。

   1939年,为了抵制敌伪套取外汇,国民政府决定由各战区各省银行发行地方钞票。起初陕甘宁边区只发行光华商店的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1941年1月28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同年2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 。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货币。

   显然,没有货币,商品经济下的经济活动是无法进行的。为什么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呢?首先,边区政府没有法币发行权,无法征收铸币税。其次,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法币内流意味着边区物资的外流。所以,“只要我们不愿意饿死,同时又不愿意解散共产党、八路军,而要继续抗战,争取民族的最后胜利,那时我们就要拿出办法来解决生存问题,这办法就是发行边币,树立独立的经济基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掌握货币发行权意味着政府可以征收铸币税,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税收不足)的问题。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边币必须在发挥货币功能上优于法币。否则,人们不会放弃法币而持有边币。边区银行必须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要尽可能维持边币的“双稳定”; 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发边币以维持边区政府的运转。

   朱理治正是在那个时间节点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他对货币的性质有着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他把货币定义为:作价和交换的工具、储蓄及支付手段。在现代教科书中,货币是被定义为计价单位、交易媒介、结算手段、价值贮存手段。不难看出,从功能角度给出的这两种货币定义,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实体经济出现供不应求,物价是否会自动上涨? 货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如果从均衡状态出发,在供给和货币供应量都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因某种外部冲击而增加,物价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是现代货币理论经常讨论的问题。对此,朱理治在近80年前就作了回答。他指出:“边区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还存在矛盾。生产品不够边区之用,外货又不能进口,供求的这种矛盾不能不引起边区物价的上涨。”所以,他认为,“这点是边区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在这里,朱理治并未提及货币因素,他的论断同现代货币主义所说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的观点之间,存在很大区别。

   从均衡状态出发,由于某种外部冲击,实体经济出现供不应求,如果货币供应并未增加,物价是否也会上涨呢? 现代经济历史似乎可以证明,即便货币供应并未增加,物价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供不应求的压力下,由于货币的内生性,各种货币( 法币) 替代物会被创造出来。此外,货币流动速度会自动加速,以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当然,也应该看到,如果货币供应并未增加,实体经济“供不应求”导致的物价上涨程度应该小于货币供应增加时的情况。朱理治并不否认货币数量说的合理成分。他指出:“依照经济学的定律,假设货币数量不变,商品一少货物就会涨价的。... ... 现在边区内物价所以高涨,不只是因为商品缺,亦不只是因为票子多,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清楚的:当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的政策不应单靠控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控制货币供应增长,另一方面大力增加实体经济的供给。货币政策应尽量避免抑制商品供给的增加。朱理治的这种思想,对当前货币政策的制定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边币发行后,边区物价上涨,边币对法币的汇率下跌。朱理治列举了以下原因: (1) 友区物价上涨,虽禁用法币,但边币以法币为锚,友区物价上涨传导到边区。(2) 边区因遭到封锁、禁运,外货不能进口。(3) 边区生产与消费存在矛盾,生产落后,产品供不应求。(4) 入出口不平衡,贸易逆差。 (5) 财政虽有好转,但仍存在赤字。(6) 市场尚不健全,有自相竞争、囤积居奇、黑市买卖等现象。

   上述诸种原因并非处于同一抽象层次上的,而且也不是平行和互不相干的。朱理治在进行概括时指出:“生产和消费存在很大的矛盾,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便不能不发生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表现在边区财政的收支上,就是很大的不符。”朱理治还提到: “边区的金融上的问题,实质上是财政和贸易问题,而财政和贸易问题。实际上是生产的问题。”如果财政和贸易能够实现平衡,“金融上也就决不会发生问题。假使边区生产能够自给自足的话,那么,边区财政与贸易,也就不会形成这样的大问题”。朱理治的上述观点难道不是包含了“增长是硬道理”的思想吗?!

   三

   在指出边区物价上涨原因在于实体经济供不应求(生产不能满足消费需要) 时,朱理治同时提到了财政和贸易不平衡的两大原因。这两个原因同实体经济供不应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否逻辑上存在概念重叠问题呢?

   边区经济的供求不平衡可以定义为:

   供不应求缺口 = 边区消费品需求 - 边区消费品供给

   其中: 边区消费品需求=老百姓需求+政府需求+对区外输出; 边区消费品供给=边区生产+区外输入。鉴于当时边区生产的落后状况,为简化计,这里不考虑投资品的生产。因而: 供不应求缺口=(老百姓需求-边区生产+税收) +(政府支出-税收) +(对区外输出-区外输入)

   如果生产得不到发展,老百姓是只能量入为出的。因此可设:老百姓需求-(边区生产-税收)=0 (这里未考虑政府的生产) 。最后得出:

   供不应求的缺口=(政府支出-税收)+(对区外输出-区外输入)

   朱理治说:边区“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自给,所以,边区的生产与消费之间还存在着矛盾。... ...这一点是边区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在边区对外输出给定(无论多少)的情况下,顽固派封锁导致“外货不能进口”,应该是扩大边区供不应求缺口、增加通货膨胀压力的因素之一。

   朱理治指出,如果边区生产得到足够发展(自给自足),边区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实际上是指“边区生产-税收-老百姓需求”一项中的“生产”足够大,在老百姓消费和纳税之后依然有足够大,以致(老百姓需求-边区生产+税收) +(政府需求-税收)+(对区外输出-区外输入)=0,则边区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所以,把通货膨胀的原因按不同层次,从直接原因上归诸于财政亏空和外贸不平衡(“实质上”),从根本原因上(“实际上”)归诸于生产不足,是合乎逻辑的。

当年,边区的财政亏空很严重。1941年上半年,税收和借款后的财政亏空达71% ,边区银行不得不靠发钞,即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解决问题。边区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成为边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面对这种局面,朱理治一方面不拒绝财政赤字的货币融资(“发票子”) ; 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把 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应该看到,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尽量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但财政赤字的货币融资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胀。如果经济总体上处于供求均衡状态,财政赤字货币化产生的额外货币供应可能转化为非财政部门的储蓄,而不形成物价上涨压力。当经济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时,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助于克服通货收缩、刺激经济增长,因而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朱理治同时指出: “要使得银行能够多向私人企业放款,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财政上能够不靠发票子来维持开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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