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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意识分析的两种基本形态——兼论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莱布尼茨道路

更新时间:2021-09-25 07:33:57
作者: 倪梁康 (进入专栏)  

   摘要:通常意义上的意识现象学是指意识体验或意识行为的现象学。胡塞尔一生在公开发表著作中所做的意识分析,绝大多数都是对意识体验的静态结构的现象学分析。但在胡塞尔一生的讲座稿和研究手稿中,他自1905年开始就已经进行意识发生结构的分析。这一意识分析已经不再局限于意识体验分析,而是自1916年起就明确地指向意识能力或意识权能的分析。在这个方向上,意识权能现象学与功能心理学和无意识理论的研究并行不悖,但具备自己在方法和内容方面的鲜明特色和显著成果。

  

   关键词:莱布尼茨;胡塞尔现象学;意识行为;意识权能

  

   作者:倪梁康,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8期。

  

   目录

  

   一、引论

  

   二、知性本身:1908年作为“超越的功能”,1916年作为“心理的权能”

  

   三、1916年前后的超越论−发生现象学中的实事脉络或要素

  

   四、关于意识权能的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方法思考

  

   五、结束性的、也是开启性的思考

  

  

   一、引论

   1962年,耿宁发表了关于《胡塞尔哲学中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三条道路》的重要文章,并借此指出胡塞尔为从哲学方法论上澄清哲学史上常常出现的下列问题所做的多年努力:“哲学的知识是根据哪一个思想步骤产生的?在非哲学的生活中如何产生出认识并成为真正的哲学认识?”耿宁对此写道:“历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曾像埃德蒙德·胡塞尔那样如此急切地并一再重新地启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在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标题下阐释这个问题。”耿宁将胡塞尔的所谓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三条道路刻画为“地理地形图”,“它们是那位永不疲倦的哲学漫游者为我们留下的导向真正现实家园的入口通道”,此外他还将其比喻为柏拉图式的“脱离洞穴”的出口通道。

  

   这篇文章在胡塞尔研究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且为理解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方法提供了帮助。耿宁在两年之后也出版了他的专著《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关系的研究》,如今它已成为胡塞尔研究的经典,关于三条道路文章基本上构成其中的一节(第18节)。

  

   如今的胡塞尔研究者们大都知道,在此文章中讨论的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道路−或者用胡塞尔的话也可以说:“进入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Hua VIII, 225)或“进入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的道路”(Hua VI, 114)−可以分为:笛卡尔的道路,意向心理学的道路,实证科学批判的道路,以及本体论的道路。耿宁指出,这些道路中的第三条和第四条“最终涉及的是同一个道路类型,以至于我们原则上可以说只有三条道路”。

  

   由于这三条道路都是由对在笛卡尔与康德之间进行的疑难问题之诠释引发的“由历史动机引发的道路”(Hua VI, 150),我们原则上也可以将它们称作:笛卡尔的道路(或方法论的道路),英国经验论的道路(或心理学的道路),以及康德的道路(或本体论的道路)。由此也就表明,胡塞尔自觉地想要将自己纳入近代哲学的传统,并且在近代哲学的动机中找到他的还原理论的支撑点或出发点。这三条道路都是胡塞尔在其1923/24年冬季学期每周四小时的“第一哲学”讲座中讨论的,或者是以最纯粹和最成熟的形式,或者是以完整论题的方式和系统化的方式,这也并非偶然。因为这个讲座本身由两个部分组成:历史的部分作为“批判的观念史”,系统的部分则作为“现象学还原理论”。在三条通向还原的道路与超越论现象学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相似。笔者在后文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诚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回顾并再次褒扬耿宁对胡塞尔研究所做的贡献,尤其是他对胡塞尔的三条道路的研究,也不在于重拾和继承关于这个问题的接续讨论。笔者的意图更多在于对耿宁的研究做一个尝试性的补充,它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是否可能在胡塞尔那里还存在着第四条由哲学史动机引发的道路,即一条最终会导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道路?例如一条莱布尼茨道路?若可能的话,那么笔者就还想像耿宁当年那样尝试踏上这条道路,并检验它是否会导向被期许的目标。

  

  

   (一)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专门通道

  

   上述三条道路所涉及的都是进入超越论现象学一般的入口通道,无论这里所说的是超越论−静态的现象学,还是超越论−发生的现象学。在笔者看来,至今尚未发现胡塞尔曾在方法上有过关于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一个专门通道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胡塞尔虽然在1917−1921年期间已经构想了一门发生现象学的观念,但对此却持极为保留的态度,而且仅仅在其讲座和研究手稿中对此做出表述。在其发表的著述中,他对此谈论很少,仅仅留下只言片语的论述,遑论对这门新型现象学及其特有方法做出详细的阐释。

  

   我们固然可以从他于此期间发表的研究手稿中获得对发生现象学的观念与方法的了解,例如,在一篇写于1921年的研究手稿中,胡塞尔从方法的角度来区分发生现象学与静态现象学,以此说明发生现象学的特有进行方式:“因而在纯粹意识中以及在其于可能理性王国的目的论秩序中,在‘对象’与‘意义’的标题下,作为合规律发生的现象学的‘说明的’现象学以某种方式区别于作为可能的、无论怎样生成的本质完形的现象学的‘描述现象学’。”(Hua XI, 340)而在其《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后期著作中,胡塞尔还谈到发生现象学的特定说明方法:“在此形式−普遍的意义上,对所有科学而言都存在一个必然的描述的基础阶段以及提升了的说明阶段。”据此,这种描述就意味着一种方法,它仅仅“需要从现实地自身被给予的直观,即从明见性中”来汲取,而说明则相反表明一种“超越了描述性的领域,超越了一个可以通过现实经验直观来实现的领域”的方法。(Hua VI, 226f.)

  

   胡塞尔用“提升了的说明阶段”来暗示发生分析的特性:它虽然不像静态分析那样是基础阶段,但却是一个更高的阶段,并越过了直观的基础。阶段更高也就意味着眼光更高,可以纵观整体,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目光的直观性更少以及明晰性更少。

  

   这个对发生分析方法的特征刻画也适用于发生现象学一般。还在1917年时,胡塞尔就已经在这个意义上谈及“整体”:“特殊的认识论问题和理性理论问题一般与理性这个首先是经验的权能标题相符合(只要它们产生于其超越论的纯化之中),它们只是意识与自我问题一般的横截面,而一个横截面只有在其整体得到研究时才可能完整地被理解。”(Hua XXV, 197f.,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在与1905年时间讲座的关联中,胡塞尔就已经使用了这个对意识流的“横截面”也包括“纵剖面”的比喻。他用它来标示时间意识或“关于相互接续的意识”(Hua X, 217ff., 233ff.)。还需关注的是,胡塞尔同时还使用两个值得注意的表达:“横意向性”与“纵意向性”(Hua X, 81f.),它们事实上展示了意识生活的最基本结构。与此相关联的是−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对在进行时间构造的现象与在时间中被构造的现象所做的基本区分。

  

  

   如果将这个论题放在一个扩展了的视域中考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很可能是受到了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 1871−1938)的影响,后者曾谈到“穿过心灵生活的横截面”,而胡塞尔在时间讲座手稿中也引用过斯特恩的观点(Hua X, 406)。当然,用“横截面”与“纵剖面”来比喻心灵生活的结构联系的做法,更早还可以在狄尔泰那里找到(1890, GS V, 101),后来同样还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1920, GA 59, 157 f.),但海德格尔的说法最终还是要回溯到狄尔泰那里。

  

   如果意识生活看起来像是一条流淌的河,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存在不多不少的两个切入点:横截面和纵剖面。前者会展示意识生活的静态的、无时间的和结构的方面或方向,而后者则相反,展示意识生活的发生的、时间性的和历史性的方面或方向。这两个方向因而代表了对近代欧洲哲学两个最重要动机的意识哲学延续:笛卡尔的动机和黑格尔的动机,通过对古代哲学的回溯,它们也可以被视作巴门尼德斯的动机与赫拉克利特的动机的近代版本。从哲学−人类学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在胡塞尔的哥廷根学生普莱斯纳那里发现一个对此的恰当标示,即关于世界整体之思考的“一个双重的方向”:朝向对象之物的方向与朝向起源之物的方向。

  

   可以说,胡塞尔在时间讲座之前所看到的是静态的、无时间的方向,但在时间讲座中,即在1905年,就开始注意发生的、时间性的方向。至于他在这年3月认识了狄尔泰并在同年夏季学期开设了一次历史哲学的讨论课,说到底还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因为在这个时期,胡塞尔应当还未建立起在时间性和历史性之间的思想联系。

  

   (二)由历史动机引发的“莱布尼茨道路”

  

   在此期间还无法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一条由历史动机引发的通向发生现象学通道的痕迹。但很快,即在1908年,胡塞尔已经看到了一条可能的通道。这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莱布尼茨道路”。它处在“第一哲学”(1923/24)讲座的周边范围中,而上述三条道路恰恰是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表达。不过胡塞尔看起来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认定,这条可能的莱布尼茨道路是无法开通的。

  

这里以莱布尼茨为标示的道路也完全可以被称作单子论的道路或神义论的道路等,它们会导向各种不同的超越论−现象学的还原,例如“向作为交互主体性的主体性的还原”(Hua XXXIX, 412),向“作为观念的神”的还原(XLII, 174),或向“作为普全科学的神义论”的还原(Hua XLII, 176, Anm. 2),但笔者在这里首先想要依据胡塞尔写于1916年的两篇研究手稿来集中关注以上所说的莱布尼茨关于“知性本身”学说的特殊通道入口,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普全数理模式”的学说和关于“白板”的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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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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