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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意识分析的两种基本形态——兼论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莱布尼茨道路

更新时间:2021-09-25 07:33:57
作者: 倪梁康 (进入专栏)  

  

  

   我们首先考察前引胡塞尔写于1908年的手稿,它是在发生现象学观念被构想之前撰写的。他在这里仔细地斟酌过莱布尼茨的“知性本身”的学说以及形式学说,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否定性的。

  

   胡塞尔从一开始就将莱布尼茨的“知性本身”的学说定义为假说,并写道:“莱布尼茨的‘知性本身’假说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这个假说对于胡塞尔来说首先意味着:“有些概念是精神从自己本身中汲取的,而不是从来自外部的刺激中产生的;此外,由这些概念组成的所谓先天法则所表达的应当是那些纯粹属于精神的内在本质的合法则性。”在反复斟酌思考后胡塞尔得出结论说:莱布尼茨关于“知性本身”的学说和形式学说“初看上去是十分诱人的理论。但我仍然认为:它们什么也不能证明,而且它们本身是未被证明的”(Hua VII, 379)。

  

   但莱布尼茨的“知性本身”学说究竟应当有义务证明什么呢?众所周知,它产生于对洛克哲学的反驳文字中。如果这位英国哲学家所倡导的是一种“白板说”,它将人的心灵视作“没有任何字符、没有任何观念的白纸”,是经验随后将所有的东西描绘上去,那么莱布尼茨用来反对洛克的就是他自己的“知性本身说”,即“心灵中的一切,无一不是来自感官,但在这里必须将心灵本身以及它的状态排除在外”(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 excipe: nisi ipse intellectus)。

  

   这里当然会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即莱布尼茨将其置于顶端的“心灵本身”(intellectus ipse)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不愿将它称作“白板”,而是更愿意将它比喻为“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因而莱布尼茨的“心灵本身说”也可以与洛克“白板说”针锋相对地被称作“有纹路的大理石说”。

  

   但随之还会产生进一步的问题:如何理解“有纹路的大理石”?这首先是指,这个作为心灵的“大理石”是有纹路的,但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纹路,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纹路。而且,“大理石”的纹路不是从感官而来的,而是心灵天生就有的概念。莱布尼茨自己的回答是:“因而心灵包含了存在、实体、一、自身、原因、感知、思维以及一大批其他的观念,它们是感官不能赋予的。”在这里还可以参照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的“前言”,他还列举了“延续、变化、活动、感知、享受以及我们心灵观念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对象”。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无论是在较早由卡尔·沙尔施密特翻译的德文本《人类理智新论》中,还是在1926年才为恩斯特·卡西尔提供的德译本中,对拉丁词“intellectus”的德文翻译都是“心灵”(Seele)。“心灵”(沙尔施密特也用“思维”来翻译)确实是对“intellectus”一词的恰当翻译,因为莱布尼茨也将它用来对应洛克使用的“心灵”(mind)或“灵魂”(soul)。但更为合适的做法应当是将它译作“理智”或“知性”(understanding / entendement / Verstand),它构成洛克和莱布尼茨的两部相关著作的论题:《人类理智论》和《人类理智新论》。下面的讨论还会表明,莱布尼茨式的“intellectus”后来差不多就相当于康德所说的“理智权能”(Verstandsvermögen),再后来也相当于胡塞尔那里的“心灵权能”(Seelenvermögen)。

  

   二、知性本身:1908年作为“超越的功能”,1916年作为“心理的权能”

  

   如果回顾胡塞尔在1908年对莱布尼茨“知性本身”学说的坚定拒绝,那么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他的拒绝所涉及的并非“知性本身”,而仅仅是它的被给予方式。当时他似乎仅仅是为自己而写道:“作为无疑性被给予我们的仅仅是现象。我们的对象构成的功能并没有被给予我们。我们的天生的素质本身还不是被给予的。心理物理的构造还是假说。而且首先,这些功能的法则并不是被给予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还是超越。”(Hua VII, 380)换言之,即使像心灵这种作为“对象构成的功能”“天生的素质”“心理物理的构造”的东西是实存的,它们也只可能是形而上学或功能心理学的论题,而不是现象学的论题。因而胡塞尔认为,

  

   我们对心理功能、尤其是对所谓思维功能的生物学发展的生物学问题不感兴趣,也对生物的保存与促进的目的论功能的生物学问题不感兴趣。……作为被给予性摆在我们的仅仅是表象的、感知的、回忆的、期待的、判断的“现象”,各种科学的“现象”。(Hua VII, 378f.)

  

   因而在这个时期,胡塞尔将“知性本身”主要理解为各种意义上的“功能”,例如,目的论意义上、心理学、心理物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功能,它们与“现象”正相对立。胡塞尔在回忆领域所做的研究正好为他对心理功能与意识现象的态度提供了一个例证:他在对作为意识现象的回忆分析方面进行了长年的和多方面的工作,既在其发表的著述中,也在其未发表的文稿中。但他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探讨过记忆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更属于生物的、机械的或心理的功能的讨论范畴。胡塞尔在与他的回忆分析的关联中仅仅有少数几次谈到“记忆显现”(Gedächtniserscheinung)、“记忆图像”(Gedächtnisbild)、“记忆表象”(Gedächtnisvorstellung)等(Hua X, 158, XXIII, 313f., 436),并未将它们当作专门的论题来处理。

  

   这里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如此清楚地区分回忆与记忆,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一边是直接被给予的现象和我们对它的直接认识,而另一边只是没有被给予的功能以及我们对它的超越假设。以埃宾豪斯于1885年发表的重要著述《论记忆》为例:它以“我们关于记忆的知识”为开端,而且首先是以“作用中的记忆”为开端。按照埃宾豪斯的说法,关于记忆连同其保留的内容,我们虽然不能“直接地观察到,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我们所认识到的它们的作用中推断出它们的继续存在,就像我们同样有把握推断出在地平线下面的群星的继续存在一样”。

  

   另一方面还应当考虑胡塞尔的表达“回忆权能”(Erinnerungsvermögen)(Hua Mat. VIII, 158 f.)或“再回忆的权能”或“再回忆的权能性”(Vermöglichkeit)(Hua Mat. VIII, 360, 441)等,它们事实上构成一个在回忆现象和记忆功能之间的中间地区;此外还要考虑胡塞尔后来在与发生现象学的关联中常常使用的概念“心灵权能”或“权能”一般。“心理体验与心理权能”(Psychische Erlebnisse und psychische Vermögen)在后期胡塞尔那里往往受到肩并肩的处理(Hua XXXIX, 130),前者作为意识体验的超越论现象学的论题,后者则作为意识权能的超越论现象学的论题。

  

  

   至少在与莱布尼茨“知性”本身相关的语境中,如果胡塞尔试图将莱布尼茨的“有纹路的大理石”理解为和解释为某种类似“心灵权能”的东西,那么我们不会感到诧异。而他的确也这样做了!

  

   在前引最初写于1916年的手稿中,我们可以追踪胡塞尔对“知性本身”所做的新思考。在这里得到考察和探究的,就是“功能性的东西的总和,‘知性本身’作为纯粹可能性的总和,作为天生的先天(eingeborene Apriori),作为‘原初被赋予心灵的理性的权能(Vermögen)与知性的权能(Vermögen)’”。

  

   在笔者进一步展开对这篇手稿的具体分析之前,首先应当指明其特殊的重要性。可以说,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篇文本视作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思考与构想的最早期和最扼要的记录之一。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在其中非常清晰地观察和追踪胡塞尔的思路,以及他指出的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莱布尼茨道路。

  

   这很可能是胡塞尔自己−根据编者的文本考证说明−在这份编号为A V 21/102a的手稿首页上用红笔和蓝笔分别以德语标注“尤须注意”(Sehr zu beachten)和以拉丁语标注“注意”(Nota bene)(Hua XLII, 169, 583)的原因。

  

   三、1916年前后的超越论−

   发生现象学中的实事脉络或要素

  

   在1916年的两篇研究手稿(即文本第12号及其附录XIX)中,胡塞尔每次都是从“助产术”开始的。我们可以将此标示为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天赋观念学说以及使其出生或助其出生的助产术的一种明确连接。

  

   但这里还存在对莱布尼茨“知性本身”学说的一个隐秘连接,这不仅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让人回忆起莱布尼茨论证其“知性本身”学说的类似的引述性的操作方式:莱布尼茨也在从柏拉图、保罗与斯多亚学派到经院哲学、数学家、近代哲学家等的哲学史遗产中,寻找并找到对于他的“知性本身”与“天赋观念”学说的精神支持;而且还因为胡塞尔随即就指出莱布尼茨的“知性本身”,并将它理解为“纯粹可能性”以及“天生的先天”的总和。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起胡塞尔由历史动机引发的现象学自我主张:“因此可以理解,现象学仿佛是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渴望”,即是说,包括莱布尼茨在内的近代哲学。

  

  

   按照胡塞尔的理解,带有莱布尼茨印记的“知性本身”或“天赋观念”学说是由以下至少五个基本要素组成的。

  

   (一)时间化作为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主要脉络

  

   虽然在这两份研究手稿中并未直接谈及时间化,但胡塞尔已经在谈论原初的时间意识。他在这里将“原初的白板”或“被突显的材料”简略标示为“在原初的时间意识中被构造的持续的对象”(Hua XLII, 171),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在胡塞尔那里,时间问题与发生问题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耿宁合理地将“发生”概念的“真正含义”标识为“时间性的产生与生成”。而“一个真正发生现象学的观念”是胡塞尔“在1917−1921年期间才”提出的。发生现象学中的时间问题按照克劳斯·黑尔德的说法,是胡塞尔在30年代初才开始予以系统考察的。可以看出,在1916年,即在发生现象学的初始阶段,时间问题与发生问题已经并列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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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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