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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从全球转型看中美俄关系与欧亚秩序构建

更新时间:2021-09-25 07:27:38
作者: 冯绍雷  

   欧亚区域秩序、中美俄博弈和全球转型三者紧密纠缠在一起,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进程。全球转型指的是在经济科技推动下,以制度、观念和力量对比变化为基础,国际秩序、关键国家的体制与发展态势以及国家间关系在相互紧密关联中所发生的总体性变化。中美俄博弈,是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进入新阶段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大国间互动。欧亚区域秩序构建虽远未成形,却聚合着全球转型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张力,透露着未来全球转型的若干重要信息。

  

   变动中的中美俄三边关系折射全球转型的“去中心化”

  

   全球转型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为探究当代国际格局变迁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看似平常,但含有新意。其基本思想是从19世纪以来开始的全球转型深刻、持续而全面地改变了国际关系。起初全球转型造成了一个高度不平等、中心与边缘分化的国际秩序。随着全球现代性的不断增强,中心与边缘的差距日益缩小。变化的趋向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有中心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今天的“去中心的全球化”。18世纪末到1945年“西方殖民式”的全球转型是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1945年到21世纪头10年“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转型是第二阶段;21世纪第二个10年“去中心化的”的全球转型则是第三阶段。提出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从“中心化”转向“去中心化”的全球转型的转折点。这种改变不仅是全球和地区层面以及国家之间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主要大国内部。

  

   面对国际态势的高度不确定性,虽然很难预言全球转型的未来走向早已完全确定,但是2021年8月中下旬美国等北约盟国的“喀布尔大撤退”还是进一步被国际舆论广泛地视为西方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仅仅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制危机在经济领域所露出的冰山一角,那么2021年的“喀布尔大撤退”则揭示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总体性制度弊端。他们不仅无力应对这场持续了20年的安全危机,甚至也无法彰显任何战略成熟与政治优势,无法掌控美军撤离喀布尔之际的乱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年前“9·11”事件发生前后,中美俄三大国围绕反恐这一共同目标所呈现的合作态势。“9·11”事件发生的前两天,阿富汗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遭恐怖分子袭击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致电提醒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我有一种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策划已久的事情。”“9·11”事件爆发后,普京第一个与小布什通话,表明俄方立场:“我希望你能明白,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将并肩作战。”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则公开表示:“俄罗斯已经成为我国最好的盟友之一。”“9·11”事件发生后的两天内,中美两国元首两度通话,双方均表达了加强合作、提供相互支持、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中美、中俄、俄美关系都同时趋于相向而行、互相合作。

  

  

   事过20年,阿富汗战争以美军“喀布尔大撤退”的乱象告终,从中已看不到中美俄之间的互相支持与合作,连西方盟国也纷纷谴责美国的自私、虚伪与无能。可以预料,“喀布尔大撤退”这一幕场景将会给转型中的世界留下深深的烙印:不仅西方盟国会不断反思其追随美国而陷入困境的严重教训,而且非欧美国家也会在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上获得更多宝贵经验。无疑,这是对美国“9·11”事件后迅速地转向借反恐之名、行军事占领之实、罔顾阿富汗国情推行西式民主的一次清算。这次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去中心化”的态势,都将推动原来以西方为模板的全球转型进一步转向观念形态多元化、发展道路多样化、力量结构多极化的新转型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从霸权秩序中脱离了出来,而这一新转型范式也势必将作用于未来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

  

   化解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对抗的路径

  

   从全球转型视角来观察当代国际秩序变迁,不可忽略地缘政治因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理、文明等长时段因素越来越浮出水面,与制度变迁因素紧密交织,产生前所未有的复杂效应。大陆性地缘政治与海洋性地缘政治的较量又一次历史性地跃上台面。大陆性地缘政治力量倾向于维护欧亚大陆内部的相互关联与稳定互动,寻求向海外拓展的机会;而海洋性地缘政治力量则侧重于遏制、围堵以及分化瓦解大陆内部合作,力求避免出现对海洋性地缘政治利益的挑战者。

  

   近年来,“五眼联盟”的卷土重来、印太联盟的重新活跃、英国“脱欧”后与美国的密切勾连,充分显示出海洋性地缘政治力量正在重新集结的趋势。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以恢复美国作为全球事务领导者角色为宗旨,以“美国回来了”为口号,先是接待日韩元首的首访,紧接着激活G7和北约功能,然后力图拉拢欧盟,进而又走马灯似地连续派高官出访东盟国家,拜登本人甚至毫不掩饰借恢复美俄关系公开离间中俄关系的企图。一幅十分清晰的地缘政治图卷正在渐渐展开,中国首当其冲是被合围的对象,而俄罗斯也依然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谋划的不二打击对象。一时间黑云压城,来势凶猛,大有不可一世之势。

  

   然而,地缘政治作为大国力量空间配置的一种方式不仅离不开实力,也离不开对于公平、正义等合法性因素的维系。物质性力量再强大,也不能不关注基辛格所总结出的“实力与合法性相均衡”这一重要原则。在欧亚地缘政治枢纽地带的中亚,当年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的地缘政治考量,仍可作为案例来加以讨论。2001年“9·11”事件之前,中亚地区并不是美国战略利益重点关注的地域。但“9·11”事件后,情况顿时改变,中亚成了事关美国最核心利益的战略要地。2006年后,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对美国国务院部门设置加以调整,把中亚与南亚连成一片,而处在中亚与南亚之间的阿富汗则成了关键枢纽。显然,通过此次调整,当时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逐渐变得清晰了:通过占领阿富汗,不仅打击恐怖主义,而且也依托战争推行西式民主;同时把南亚与中亚连成一片,直逼欧亚枢纽要地,威慑中国和俄罗斯。美军撤离阿富汗固然是为了将其战略目标聚焦于主要对手——中国,但同时也给大陆国家留下了一个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推动合作发展的广阔空间。

  

   总之,在当代全球转型进程中,不仅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传统对抗性地缘政治反应,也有超越对抗、互联互通、化敌为友、以合作寻求出路的基于地理政治经济逻辑的构思与实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后者的典型例证。21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表明,国家间、区域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往往并不在于各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相异的制度模式。相反,即使制度相似,但若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相悖,国家间依然会产生冲突。当今欧亚大陆各主体间的交往,需尽可能避免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的排他性构建,并以新的跨文明、跨意识形态的交往模式为未来区域秩序构建作铺垫。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以务实的项目合作为导向、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引领、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基础,循序渐进地推进区域秩序构建,不啻为欧亚大陆区域秩序构建的新路径。

  

  

   新时代中俄合作的新向度

  

   21世纪以来的新一轮全球转型中,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经历了大国博弈的风霜雨雪考验。20多年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上台,都有类似的“美俄关系重启”进程,而所谓“重启”的背景之一,就是不同程度上企图推进“联俄制华”。一直到拜登当选,美国合围中国的战略图谋逐渐明朗化,中美俄三边互动关系的走向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看:其一,中美俄等大国国内制度结构与观念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二,这一变化对区域与世界秩序产生何种影响?其三,调节上述两者间关系的外交战略与政策随之如何发生变迁?换言之,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解释如下现象:为什么20多年来始终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逆转尼克松进程”,即所谓美俄联手打压中国的态势。

  

   近三四十年的国际转型进程表明,中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区别。中俄经过艰难的实践和反思,越来越趋于奉行基于主权、抵制霸权、遵循国情、兼收并蓄的内外治理原则,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深刻自我改革;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则固步自封,坚持将排他性制度强加于人,难以摆脱僵化意识形态教条的禁锢,难有自我改革的进取意愿与动力。与之相反,中俄的历史性选择既不同于西方“民主—专制”两分法式的排他性意识形态,又努力尝试把市场、民主等共同价值结合于本国实践;既不主张不合时宜地彻底推倒既存国际秩序,又主张对之进行完善和改革。无论观念取向,还是实际治理能力,中俄比西方呈现出更符合实际、更具远见的发展趋势。这是中俄合作难以被离间的根本性思想与理念基础。

  

   应该注意的是,近来西方战略家中也有人提出不以“专制”理由来打压俄罗斯,转而主张通过提供高技术作为利诱、传播中俄之间的“历史恩怨”、煽动远东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相互恐惧与敌视、放大中俄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鼓吹从中俄印和中俄欧等三边关系中寻租等伎俩来分化中俄关系。2021年8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专家、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在《外交事务》网站上以《离间中俄的有效方法》为题发表的文章所散布的正是这方面的言论。

  

   然而,这种论调忽略了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范式发生转变的一个客观动因,即正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所挑起的一系列重大冲突与危机的压迫之下,中俄两国才开始逐步接近,形成如今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纪之交,出现了20世纪末北约东扩、1997—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1999年南斯拉夫—科索沃冲突;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伊拉克战争、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间的“五日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又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动乱、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冲突,以及几乎同时发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南海、东海对华挑衅。正是这些国际冲突推动着中俄两国一步步地走近。

  

   从2019年6月中俄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到2021年3月中俄外长桂林会晤,再到6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联合声明》,双方将合作推向新的向度。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开头部分就强调:“中俄关系牢固、稳定,不受外部环境干扰而改变,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这说明中俄双方充分认识到,具有超大体量、历经数百年交往,又紧密比邻的中俄两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积累、现实需求、发展潜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外部干扰所动,而是需要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从“外在性”向“内生性”提升,充分挖掘“内生动力”,开拓发展空间。换言之,中俄合作既要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又要深挖自身潜能,应对内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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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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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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