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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人权话语及其变迁:1921-1927

更新时间:2021-09-23 09:11:15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  从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发展观看,早在建党初期,人权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人权话语体现在各种党的文献之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也是中国人民探索、争取与实践人权的百年史。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人权话语变迁的文献梳理为基础,探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话语及其表达。

   关键词:  人权 中国共产党 民权 苏俄宪法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一般认为,人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从日本输入的舶来品。[1]据文献资料记载,康有为是最早把日文汉字中的人权语词介绍到中国的中国学者。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介绍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辩妄》。梁启超在1899年出版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出现过人权表述。1902年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也使用了“人权”语词。[2]可以说,“人权”一词在中国出现已有一百多年,成为中国社会变迁中最具影响力的词汇之一,承载着百年社会变迁与进步。

  

   从人权的学术脉络看,系统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人权的理解,以及人权成为党的主张的过程是我们把握百年中国人权史的基本出发点。虽然人权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意识形态性,但在前后百余年的历史演进中,人权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是共同体具有凝聚力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举人权旗帜,把争取、确立与保障人权作为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断丰富人权内涵与实现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显著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3]。

  

   早在建党初期,人权成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与内在的基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中国人权的探索史、实践史与奋斗史。本文以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人权话语变迁相关的文献为基础,探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话语及其表达。

  

   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的人权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4]。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创始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人权”之声,意味着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内在的价值追求。

  

   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谈论有关体育的文章中阐发了他对于人的认识,“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5]。同年发表的有关人格问题的论述中,也可见其朴素的人权意识。1919年11月,围绕当时社会关注的赵女士自杀事件,毛泽东在《大公报》《女界钟》连续发表10篇评论性文章,回应社会的关切。他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认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其中中国社会是首要环境,她本求生,但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他认为:“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6]在另一篇题为《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的评论文章中,毛泽东从人格的角度评析了这一事件,他说:“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赵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7]毛泽东注意到人的意志实现的社会背景,他比较了中西家庭制度,认为:“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8]。此外,在当年创刊的《湘江评论》中,他对于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以来的命题,如“人类应如何生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对强权与自由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早期对于人权相关问题的关注视野十分开阔,是从人的意志自由、社会属性等角度认识的,虽然没有直接谈人权一词,但其核心理念中充满对人的价值与人道的关注。

  

   在1919年11月23日发表的《非自杀》一文中,毛泽东对自杀问题明确表示“排斥的态度”,认为:“自杀在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都无位置,故各国刑法有禁止自杀的规定。”[9]

  

   在谈论湖南省宪时,毛泽东批评“省宪法草案”,认为:“第一个最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提出:“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10]。1920年,毛泽东对人权相关的话题提出观点,如就政治权利保障资格的问题,他提出:“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11]。192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文谈到生存权问题,认为:“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这就是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求得宪法的保障”[12]。用生存权来概括职业自由权、劳动权和教育权,这是毛泽东首论生存权,可以说是“中国生存权论的第一人”[13]。1922年,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的《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全社会注意的劳工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14]。在这里明确提出了生存权的概念。

  

   七十年之后,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强调“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把生存权列在中国人权体系之首。从毛泽东早期就人权问题的论述到我国政府发布的人权白皮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权思考的理念与脉络。其实,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与现代宪法的发展演变也是同步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实践与理论思考无疑丰富了世界人权概念多元化的进程,并保持着鲜明的中国历史记忆。

  

   陈独秀是最早把人权引入党内生活的共产党人之一。陈独秀早期的人权观可以概括为个人本位主义的人权观。1915年,陈独秀在为《青年杂志》(自第2卷改名《新青年》)撰写的创刊词《敬告青年》中,使用了三次“人权”语词。[15]陈独秀写道:“人各有自主之权……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他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倡导个人本位,极言自由平等,其人权观与西方17、18世纪的第一代人权观是一脉相承的。陈独秀说:“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16]他也专门谈到科学与人权问题,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17]。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强调“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8]。陈独秀对于人权的认识,是其关于新文化运动政体社会思想认识的一部分,体现了当时对民主、科学理念的体系性观点。

  

   李大钊对人权的研究涉及其对于自由与民主概念关系的认识。他认为民主的基础是自由,与自由相比,民主具有工具性。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是人的天然属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权利。他认为自杀恰是人类智慧的表现,正是因为人类有了智慧才会选择自杀,而一般的动物因为没有智慧就不会选择自杀。不仅因为智慧,而且自杀与文明的进步还有着密切关系,“自杀的增加,随着文明进步而与之为正比例。因为愈是文明进步的人,欲望愈大;欲望若不得达,则与其苟生毋宁死”[19]。他认为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是自杀者自己应该有的人身自由权利,他人既没有权利予以鼓励也没有权利谴责,“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20]。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社会人”观念的转变,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权”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大钊等人的人权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人权”概念被注入新的内容,个人本位的人权概念开始向社会主义的人权概念转化。如陈独秀从主张政治平等进而主张社会平等,主张废除私有权制度。李大钊则将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在1921年发表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21]。由此认为个人与社会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倡导和要求经济社会权利尤其是劳动者的权利,提出“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赞同“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22]。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劳动权利、自杀权、人格权等人权形态作出广泛的引介和探讨,试图以此呼唤民众的人权理念。这个时候人权的讨论更多聚焦于个性解放与民主政治的实行,肯定个人的价值、自由、尊严,肯定个人享有的各种权利。可以说,这种人权理念带有强烈的救国诉求,即在肯定个人自由、个人价值时,将其与民族与国家、社会的命运和发展相联系,将人权作为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重要载体与目标。这些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人权思想极大启发了民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带领民众反对封建压迫的理论武器,也赋予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强烈的人权意识与历史使命。

  

   三、1918年苏俄宪法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影响

  

   在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下,诞生了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宪法秩序的开端,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自由权与社会权二元化的新的人权发展时期。1918年苏俄宪法作为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权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新政权的思想基础之一。1919年,苏俄宪法译文在上海正式发表。1920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上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国际国内双重意义,除了代表着中国先进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本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权理念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宪法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总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3]。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制度形态的苏俄宪法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和建设事业,型塑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苏俄宪法由张君劢翻译,全文发表于上海,并迅速传播于北京和广州。当时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京,陈独秀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广州,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密切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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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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