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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

更新时间:2021-09-20 20:48:24
作者: 赵月枝   石力月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理解与再阐释的问题上,批判传播学者们都并未简单地从文本到文本,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比如,莫斯可的《马克思归来,但到底是哪个马克思?》与默多克《消费的生产:商品、诱惑、矛盾》等文章,就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现实是如何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的。而丹·席勒(Dan Schiller)延续并推进的他本人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罗慧从自主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于西方另类媒体的考察,加拿大学者肖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从生态主义视野所关注的“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议题、以及阿根廷学者安德鲁斯·迪米特里厄(Andrei Dumitru)所讨论的拉丁美洲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等等,则不但在开拓传播研究新领域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阔前景,而且在深化对诸如信息社会和环境传播这些“主流”议题分析方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屋建瓴的分析视野。

   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与实践与西方批判传播学之间,尤其是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有复杂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关系。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早在1970年代就以一位西方社会主义同情者的身份两度访问中国,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做发展他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资源。 斯迈思的学术实践“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共有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更预示了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赵月枝,2014:p.155)。实际上,即使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随着施拉姆1982年高调访华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登堂入室,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包括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并没有被冷战意识形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无形帷幕完全隔离在中国之外。例如,刘海龙(2012)就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并非缺席或“失踪”,而是由于理解框架等问题,它们虽被引进,但被许多学者视而不见。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和重视都在逐步增加。但是,它似乎依然处于国内学术研究的“非主流”位置。这固然与其让人心情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有一定的关系,更与部分学者对其始终执有“宏大抽象、鲜做微观(个案)研究”的刻板印象有关。同时,也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自 “西方”,部分学者对它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内研究表示怀疑,而既有的学术霸权和对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迷思又使一些年轻学者确确实实感受到选择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所面临的学术政治挑战。当然,“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和学界一味注重“西方”最新进展的学术思维定势,则可能又导致新闻传播学圈内外对这个领域有关中国传播的最新文献不知情或视而不见的现象。所以,直到2015年,一篇题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新进展”的中文文章依然认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以少数人的“介绍工作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更少见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周人杰,2015)。

   事实上,致力于中国传播问题研究的批判学者不仅做了许多让人见微知著的具体个案研究, 而且这些研究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学者分析国外传播现象既有的研究逻辑,而是以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视野与分析路径,其具体的逻辑演绎则是紧紧附着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也就是说,论证本身是充分情境化的[4]。这正体现了最先把资本主义危机和传播问题联系起来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对批判学术实践的理解:“很多具体的变量在具体的个案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影响着结果……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远非清晰、事实上极其交错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构建起来的”(Schiller,1984:p.83)。相形之下, 反倒是今天,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脱胎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主流研究路径尚缺乏足够的历史反思,这一路径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抽象成一套科学化、价值中立化的公式或者标准用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当然,实际上,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隐含的理论前提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如霍尔所论,实证方法所假定(assume)的价值观,即美国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意识形态,是不被讨论的一种‘共识’”(赵月枝,胡智锋, 2011:p.13-14)。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甚至更为广义的批判传播学研究还常常被批评为“只解构不建构”,即没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从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W. Smythe),赫伯特• 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卡拉•诺顿思登(Kaarle Nordenstreng)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 Chesney)等西方批判学者,到华人批判传播学者冯建三以及马来西亚批判传播学者齐哈诺莫•奈吴(Zaharom Nain),东西方批判传播学者们不但一直为改变不公正的传播秩序提供反思和革新意见,而且积极介入国际和本土传播政策制定和媒体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姚琳,2010:p.86)。事实上,批判性的研究并非不着眼于“建构”,而是它们与其他对策研究(或者行政研究)的“建构观”是不一样的,前者拒绝停留于直接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认为真正的改变是结构性的,因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越过某种状况的行为视野,去显示特殊的微观的语境是如何被它们所遭遇的经济原动力和更为宽泛的结构所形塑的”(戈尔丁和默多克,2006:p.6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非但不是不致力于建构,反而是旨在进行更为彻底的建构。

   能为此提供佐证的便是当下批判传播学研究第二方面的内容,即从批判的角度聚焦传播和学术的公共性问题,在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传播政治经济制度、新闻报道内容和学术实践等各个层面以及报纸、广播、电视、电信、互联网等各种媒介和技术领域讨论传播公共性的特定内涵以及构建传播公共性和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的可能性、障碍及阻力。

   虽然这些研究的作者们对于传播公共性的回应来自不同角度,但摒弃直接套用西方式的公共性模型与逻辑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研究自觉。因为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的想像与实践既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也不足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其他区域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在历史的展开中对各种复杂变化作出足够的解释,所以我们对于传播公共性的理解与实践需要以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充分情境化。换句话说,我们要超越简单的“市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民主与专制”、“公共性与阶级性”、“新闻与娱乐”等等二元对立逻辑,把公共性问题放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尤其是中国革命所锻造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之上来进行研究(赵月枝,2011:p.4;吕新雨,赵月枝,2010:p.15-16)。同时,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一系列个案诸如郭镇之和张治中以及石力月对重庆卫视去商业化改革的历史性和去本质化分析、张志华从参与式传播角度重构中国电视公共频道的理论尝试、熊琦对汪晖“学术门”中的媒体角色分析,以及胡正荣和姬德强对中国三网融合中有关资本化逻辑的批判等,均可以并且需要指向“公共性”的探讨与反思。然而,这些理论、政策和制度建设维度或不在我们已然熟稔的西方传播公共性讨论的议题之中,或是无法直接放置于其中进行推导与演绎,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是我们丰富与修正对于传播公共性理解的现实依据。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研究者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外国进行二元对立或者单纯强调中国实践的特殊性。今天的全球现实是,传播领域商业主义极致化,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不断加剧,并且不但集中于少数寡头的手里,而且还呈现出跨国化集中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全球公共传播的力量,为全球各个层面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也包含在这样的全球图景之中,并不例外。因此,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础之上的“公共性”概念即便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遭到了来自现实的种种挑战,这既应该成为我们对其反思的契机,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时的现实背景。塞尔维亚传播理论家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对于“全球治理与公共领域的跨国化”的研究、来自台湾的冯建三教授有关“自由社会主义与媒介交叉补贴”机制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洪宇对中国互联网所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等正是对此正面回应的议题。[5]

   当下批判传播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便是聚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基于多样的全球实践来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一类的研究里,学者们所关注的媒体形式、 传播实践活动区域和自己参与的实践场域非常丰富和多元。例如美国印裔学者葆拉·查克拉瓦蒂 (Paula Chakravartty)就把虽是中国有力的竞争对手和有意义比较对象,却较少为国内传播学界所关注的印度社会中的“媒介、现代性和不平等”问题置于读者的视野中。虽然印度后殖民现代性语境下的媒介和不平等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潮下的商业和资本逻辑在推销印度国家品牌、赋予这个国家“企业”的特质、和带来宝莱坞的繁荣以及无休止的24小时电视新闻广播同时,并没有使这个与中国一样快速“崛起”的亚洲国家的巨大平民阶层摆脱贫困,甚至饥饿。因此,如同中国一样,印度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型和商业媒体繁荣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必然是不平衡的和充满矛盾的。它既催生了“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信息业中那些饱含欲望的中产阶级以及印度的“跨国软件专家”阶层,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隔离和日常生活中尊严的缺失。总之,有关信息业、媒体与印度城乡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讨论不但为中国学者了解印度的传播政治经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比较分析参照。

   同样地,在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文章中,城乡关系与阶级关系也是批判传播学研究所观照和讨论的重点。例如,王维佳、黄樱棻分别从城乡关系和都市阶级关系的角度讨论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媒体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吴靖聚焦中国“后社会主义” 语境中媒体真人秀节目对性别地位问题的表述,而孙皖宁、邱林川与王洪喆、以及卜卫等学者则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或长期的行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宪法上依然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作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传播政治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将发展主义传播学研究中所忽视或者遮蔽的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呈现了出来,例如农民与知识分子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代表性关系的变迁、工人的主体性、尊严与传播赋权、传播学中行动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等。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卜卫所阐述的那样,这些对象与角度并非是对发展主义主流传播学研究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其必要的修正和对传播研究如何推动社会变革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不同区域和聚焦不同主体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视野,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城乡、阶级、性别、区域等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空间关系中呈现出来,在资本、人口、信息和文化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流动中加以审视。因此,不管是被“增长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话语所遮蔽的印度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媒体表达, 还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巨大流动农民工群体的传播和赋权问题,亦或是美国学者多罗希·姬德 (Dorothy Kidd)所关注的被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过度剥削的采矿业中的劳工传播问题,事实上都是同一套逻辑的全球作用的表征。然而,这些事关全球多数人口群体的赋权和传播正义问题通常既不被主流媒体所关注,也不为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关注,自然其中艰难的抗争及其可能性就更不被探讨。

  

  

  

   总之,2008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激活了中外批判传播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多个层面进行理论创新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有明确的社会解放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向。例如, 2011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明确指向了马克思“最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命题。这正好也是2013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北美批判传播学术机构“民主传播联盟”(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的当年年会主题。 因此,可以见得“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世界”,正成为中外批判传播学者的共识。当然,认识世界是一个无止境的、不断反思和自我批判过程,而改变世界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需要学术共同体成员坚韧不拔的努力和精诚合作,也需要能动的社会主体审时度势,化危机为推动社会向更平等和公正的方向转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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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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