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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

更新时间:2021-09-20 15:01:53
作者: 陈其泰  

   内容提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其一,二者风格大为不同,而治学宗旨却有相通;其二,从弥足珍贵的学者心声,看唯物史观学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考证的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其四,从学术团队优良学风如何形成,看重视历史考证对于推动学科建设的意义。此项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以及对于改进当今史学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考证/学科建设/治史理念

  

   作者简介:陈其泰(1939-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道路波澜壮阔,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和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两大干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二者有何学术关联?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如何对待历史考证的?重视考证对学风建设有何重要意义?深入探讨这个课题不仅能够推进对于过去一百年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科学认识,而且有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取得丰硕成就的原因,对于推进当今学术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一 风格各殊异 宗旨有相通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学术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是以重视搜集史料和严密考证为特征的史学流派,人们的共同观感是,二者风格相差甚为悬殊,因此很少有人去思考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这里显然有待发之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派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不同学派,又在学术演进的链条上彼此相连,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隐藏着的相关之处,确实需要我们予以揭示。

  

   我们的追问是:既然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同为历史学领域的流派,且又处在现代学术发展的环境之中,它们的学术宗旨有无相同之处呢?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并没有什么神秘性,它是紧贴历史实际的人类思维的科学成果,直接继承了18世纪以来欧洲进步思想,其任务是要清除人们以往的认识误区,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即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马恩创立的唯物史观具有极其鲜明的“求真”品格。强调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摒弃主观臆测,强调以实践为基础,重视搜集丰富的史料,通过审核鉴别,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把握唯物史观这种重视事实和“求真”的品格,我们就能深刻地领会经典作家的如下名言: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②

  

   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却恰恰是十分必要的。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③

  

   经典作家十分强调准确可靠的事实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必须下功夫搜集丰富的材料,认真做好分析、考辨工作,从事实的总和与联系中去掌握其实质,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重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如何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宗旨问题。我们平常所强调的,唯物史观要求通过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生产方式的变迁,来探求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而同样必须牢记的是,尊重史实,达到“求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并且必须置于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的地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正确地描绘出生产方式运动的图景,以恢复人类历史进程的原貌,其内在意蕴也是为了“求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不正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实事求是”互相贯通吗?传统学术重视“实事求是”有长久的传统,远在西汉就已经提出来。《汉书》记载,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喜爱学术,喜聚图书,与诸儒相讲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④班固对“实事求是”治学风格的记载和颜师古的阐释,正揭示出传统学术的精华。它源远流长,为历代优秀学者所继承、发展。至清代中叶,考证之学大盛,形成在特殊时代条件下学术繁荣的局面,学者们更以“实事求是”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治学追求。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所言:“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⑤从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考证名家们互相交流切磋,遂形成了一套极具时代意义的治史方法,即: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影响至为深远。20世纪前半叶,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群体,便是自觉继承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并且吸收了西方新学理而产生的。王国维等人都特别服膺顾炎武、钱大昕的成就和方法,自认为直接继承清儒的学问,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者的论著都是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所以被称为“新历史考证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二者为了适应各自的时代要求,表现出风格殊异,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它们同属于历史学,归根结底承担着考察、阐释、再现历史真面貌的任务,所以在确立重视史实和“求真”的治史宗旨上是相通的。必须将这两方面合而观之,才能摆脱片面、孤立地看问题的失误。笔者大约在20年前承担了教育部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就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作了一番探讨,并将结论写在课题成果的最后一章,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是人类优秀文明的当然继承者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因而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自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占有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工作,务求立论有坚定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反驳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测,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高出于实证史学。特别是,如恩格斯于1892年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序言中表述的,唯物史观揭示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要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要把历史看成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著名学者宁可教授为课题成果所写的评审意见中,特别提出上述这段结论“至为精当”。他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甚为宝贵,使我们增强了对于这一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信心。

  

   二 唯物史观学派与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干流,二者指导思想有别,风格不同,互相之间当然有争论、辩难。但它们之间绝非互相对立,而是能够互相尊重,肯定对方的成就或研究方法的高明之处。这些是学术史为我们展示的弥足珍贵、很有启示意义的事情。

  

   1949年以前,这两大学派平行发展,但它们之间并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于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⑦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埋没的秘密”,并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⑧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的肯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⑨。侯外庐在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⑩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我之所以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原因在此。”(11)陈垣先生在宗教史、年代学、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中外交通史等历史考证学领域都有重要贡献,白寿彝于1980年纪念陈垣诞辰一百周年时曾著文予以高度评价,至1990年陈垣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他又撰写文章进一步褒扬援庵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当下价值。他指出:“无论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十年来都有不少的进步,在有的学科内的进步还相当大,但这并不减少援庵先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历史性的贡献,反而证明它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之广阔的前景。”“现在重温援庵先生的遗著,深感援庵先生在学术实践中所倡导的学风,对于我们尤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援庵先生所倡导的学风,粗略地说,就是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有力求确切的表述,还有史以致用的意境。”“援庵先生治学的功力,可以说是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他博学深思,对所选课题,必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提炼成文,然后把文稿收存起来,经过一个时期,再以冷眼审查,反复修改,对没有可就依据的说法,概从删落,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而又决不再简单地重复。因此,他问世的作品总是严谨、有创见而使人信服。”“在目前学风趋于夸诞的情况下,援庵先生在功力上的扎实和文字表述上的认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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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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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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