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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更新时间:2021-09-20 14:23:03
作者: 王立胜  
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新阶段。

   随着中国历史由革命战争时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随着之后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都是与时代深刻互动的思想结晶,都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中所展现的都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因而都开辟出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是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所展现的,就是国外理论中国化、本土化,从而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发展逻辑。正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由“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的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可能。

  

   四、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这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论证其得以可能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同时也要求我们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现实条件。事实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已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我们可以从形式与内容的角度来把握这些现实条件。

   从形式的角度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参见习近平,2016年)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重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力量,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尹汉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五点认识》中认为:“我们在充分肯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倾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的学术原创成果不多、能力不强。”(尹汉宁)随着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发展与中国在实践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间还存在着不相匹配的情况。不仅在国内缺乏一系列系统解读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术成果,而且在国际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影响力还比较小,没能展现出应有的国际影响力。虽然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话语权“西强东弱”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习近平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2016年)在这一背景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已成为整个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亟需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也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同上)通过系统思考,笔者认为:“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理论大厦的构造看,没有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奠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不牢靠的”。(王立胜、周丹)这也就意味着,只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反对教条主义的、落后于时代的思想观点,发展出能够引领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拒绝生搬硬套的做法,不能以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实践,要寻求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为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作出贡献。”(同上)谢伏瞻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指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谢伏瞻)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在学界取得广泛共识,已经具备充分的基础条件。

   从内容的角度而言,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能够支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形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譬如,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等;邓小平理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先进生产力的论述、关于先进文化的论述、关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等等;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是第一要义的论述、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论述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哲学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的文化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统筹协调和重点突破的全局观,重创新讲实效的知行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等等。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等部门哲学研究方兴未艾,这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一对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充实的理论素材和研究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习近平,2016年)这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丰富的哲学内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些哲学思想予以理论化、系统化、体系化,将其纳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体系中去,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三,尽管有学者指出,现在我们尚缺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所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但不容忽视的是,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而且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视角的转换也正在发生。例如,何萍在《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汪信砚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以哲学的理论形态探讨“中国向何处去”;陆剑杰以“中国的命运”为主题,作出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新的理论尝试;刘林元、尚庆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等等,这些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

  

   五、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事实上,正是由于坚持了以辩证法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才得以超越近代机械论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僵化、固化理解,因此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实现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本性把握。辩证法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辩证法绝不从固定的、僵死的角度来理解事物,而是从不断的运动过程中把握事物,因而它对事物的把握所展现的就不仅仅是事物的某一个单独的侧面,而是事物的一系列“暂时性方面”的集合。在恩格斯看来,这也就意味着辩证法“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任何事物都体现为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存在。从结果的角度看,这是目前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事物本身;从过程的角度看,这则是事物由初生到发展至今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将现实世界的历史性维度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因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8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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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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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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