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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更新时间:2021-09-20 14:23:03
作者: 王立胜  
才能找到中国问题的答案,才能更好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今时代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变化,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难以发展。因此,我们要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批判和改造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发展是常伴人类历史始终的。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古代封建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为近代政治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近代政治哲学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引。马克思将德国古典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实际上也体现了以理论的方式追寻自由的德国古典哲学与以现实的社会运动追寻自由的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区分开来,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同上,第9页)在此,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必须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同上,第285页)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取决于他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了解。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实践状况的背景下形成的。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由于国内市场的狭窄和资源的有限性,资产阶级要求向外扩张,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给广大殖民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同时,与工业革命相伴而来的是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环境的严重破坏、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国际冲突的加剧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资本和土地是分开的,工人既不能像土地所有者一样通过地租获得收入,也不能像资本家一样通过利润获取收入,只能依附于资本家,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产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活动,即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矛盾的重要表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逻辑并对其进行批判。“(资本生产)对生活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理解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状况,就必须深入地进行资本批判”。(董彪)资本主义社会服从资本逻辑,一切都被资本所操控,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都发生了异化。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联合开展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结论。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要想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就要追问中国是否提供了某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社会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可能的,其根基就在于,中国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真正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果。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开启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智慧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

   中国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独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是照搬西方经验,而是形成了一条立足于中国的本土文化,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重大成就,我们不仅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新的伟大成就。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同时,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无论是创造成绩还是应对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先进性、优越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丰富的历史性成果,这些都是在中国实践基础之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可能的现实根基。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论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理论。它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大生产为物质前提,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胜利的理论。作为中华民族在探寻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引入的一种外来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步,就是一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一文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进行了区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概念表达,强调的是‘中国化’和‘中国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中国’只是一个地域范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作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王立胜、周丹)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身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都是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的。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并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而是在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中被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尚未自发形成一套足以面对现代文明的理论体系的时候,就已经被卷入到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了,因而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自己的传统思想体系已无法回应新的时代问题,必须引入西方理论体系才有可能保障中国在被迫卷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至灭亡。这构成了各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炸下,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民族做出了许多努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维新派的变法革新与“君主立宪”,这些努力均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先进的中国人民注意到,如果不铲除陈旧的思想文化,就难以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进步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对旧思想旧文化展开猛烈抨击,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主要是通过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宣传,这时的马克思主义还未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摆脱了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从起点上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都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被引入中国后都必须始终保持原样。毫无疑问,引进各种西方理论都必然首先以“学徒”的状态译介和学习西方理论。“这个学徒状态是非常必要的,它开展出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收获是非常巨大的,对此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吴晓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是以“学徒”状态学习西方理论,那么无论是就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还是就使中国的理论研究走向成熟而言,都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浸润在西方文化之中,在探究西方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中形成的。尽管这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思想借鉴,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与西方社会有很大不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大差异,中国除了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之外,同时也要面对中国的特殊性问题,因而这就导致了直接照搬照抄西方理论往往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有独一无二性,有他国皆未有过之社会存在方式,无法简单归结为西方概念中任一种。简单地套用西方之模式,如古代之整体主义与现代之个体主义,皆有可能无法真正把握中国社会之特征。”(王南湜)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外来理论的过程中必须逐步超越“学徒”状态,对外来理论进行相应的转化和改造,进而在其基础上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构成了一种国外理论“中国化”的发展逻辑。任何一种进入中国的外来理论,只有实现了由“照着讲”到“接着讲”的逻辑转换,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生机和活力,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本身是一种外来理论,但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历史,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这种国外理论中国化的发展逻辑。当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展革命与解放斗争的时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之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就已经逐步展开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还未能深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过分依赖苏联指导等错误。为了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划清了界限。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引导着中国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分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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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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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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