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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 于永群:中美软实力比较(2017~2020)

更新时间:2021-09-19 22:28:21
作者: 门洪华   于永群  

   【内容摘要】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赋予中美两国不同于以往的实力比较方式和大国竞争特征,软实力在国家实力的构成和大国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2017~2020年为时间段,以要素分析为核心方法,将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资源要素,构建中美软实力的评估和比较逻辑。本文认为,受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在国内外被严重削弱,美国软实力大幅下降,但美国在非政府领域的巨大优势仍在维持着其软实力。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软实力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推动并实现稳步提升,中国正凭借自己的优势和战略逐渐拉近与美国的差距。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举措表明,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方向并未改变,继续加强软实力建设仍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战略路径。中国需要深入挖掘并平衡推进软实力资源的发展,发挥多种主体的作用,探索多种途径,以将丰厚的资源真正转化为软实力。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增强国际传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巩固软实力成果,以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关键词】 软实力 ;美国优先;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比较 ;中美关系

   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促成中美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伴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以战略竞争为突出特征的新时代。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陆续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将中国锁定为角色定位明晰的竞争者。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构成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分水岭。以此为标志,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大幕被猛力拉开,美国从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和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维度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从横向上看,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的重要体现;从纵向上看,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背景下,美国大选等周期性因素与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因素叠加,使中美战略竞争更加凸显。拜登政府上台后力图让美国内外政策回归理性,但其对华强硬态度并未改变。2021年4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因此,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今世界大国战略博弈的突出表现,是一个客观的状态和发展进程,将会长期化,而且现在远未见底。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下美国对自身优势地位的焦虑。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也使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性凸显。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赋予两国不同于以往的实力对比方式和大国竞争特征。从大国竞争本身看,战略竞争是大国竞争的高级表现形式,彼此竞争的大国围绕不相容和具有独特性的目标进行竞争,其竞争是实力之争,模式之争,文化之争和地位之争的结合,竞争带来的影响超出双边范围,辐射到地区乃至全球。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展现出竞争和合作并存的态势,更加体现为综合性的战略较量,软实力竞争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突出领域。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展开于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力量对比迅速变化的背景下。鉴于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所反映的是构成国家综合力量各要素的变化,决定大国之间关系的不仅仅是力量的简单对比,还涉及力量的组成和性质,后者将直接决定各方对力量的感知。自中美贸易战始,美国将中国视为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最主要竞争对手,突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不惜以“退群”的方式与中国展开国际制度变革的竞争,继续以“人权”为由在中国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做文章,挑动中国周边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将“脱钩”态势辐射到两国的人文交流领域。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赋予时代新的特征并使得软实力成为国际力量对比的主要因素。首先,相互依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加强了国家间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诸多领域的联系,国家在促进自身的发展时,必须考虑国际环境的规范和约束。其次,国际公共领域的危机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21世纪以来的两次全球性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和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给全人类敲响警钟,全球治理成为紧迫且必须共同应对的新议题。最后,相互依赖使得战争和制裁等传统层面的冲突成本越来越高,军事对抗和硬实力直接对抗色彩较淡,经贸,金融,科技、文化、发展模式及观念等所谓“软”领域的博弈在国际日程表上的排序则相对靠前,并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约瑟夫·奈指出,“大国虽然拥有令人敬畏的传统权力资源,但世界政治问题性质的变化削弱了它们控制环境的能力。"因此,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双方的软实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和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特征使得软实力在国家实力的构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软实力也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方式和主题,因而面对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软实力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约瑟夫·奈关注中美软实力对比。他指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进展不容忽视,美国应对疫情的无能为力的确损害了自身软实力,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后来者。与此同时,他也多次强调中美之间是一种竞合关系,软实力竞争并非零和游戏。从中国提出提高文化软实力目标和奥巴马政府“巧实力”战略的交锋,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启,中美软实力比较越来越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些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其一,“软实力”概念引入中国后,一些学者对其领域进行延伸,如中美文化、军事和科技软实力比较等;其二,对两国软实力战略在不同地区的表现进行评估和比较;其三,对中美的观念,社会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软实力因素进行比较分析。随着中美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国内相关研究从关注美国软实力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到强调中国如何更好地对外展示软实力。以上研究反映出中美软实力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学者们虽注重分析中国自身软实力的发展,但对“中美软实力”进行专题比较的研究甚少;第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具体领域的比较研究,相对忽视综合性分析;第三,聚焦于对中美在某一地区的软实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这不足以反映两国软实力的全貌。有鉴于此,中美软实力比较研究需要重点突出阶段性,综合性和全球性特征。所谓阶段性,即针对软实力要素动态发展的特性,选取2017 ~2020年这一开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进行比较;所谓综合性,即梳理和分析中美软实力中带有普遍性和关键性的要素,兼顾对软实力现状的横向评估与要素发展潜力的纵向比较;所谓全球性,即立足中美战略竞争的世界性影响,比较中美两国软实力在全球层面的演进。

   因此,本文将立足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软实力评估的核心方法;立足文化,观念,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和国家形象等软实力核心要素,对2017 ~2020年的中美软实力进行比较;立足中美软实力比较的结果,探讨其对未来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启示。

软实力比较的分析框架

   (一)软实力的界定

   约瑟夫·奈是提出“软实力”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从美国如何确定自己冷战后的世界地位入手,提出“软实力”概念并重点论证软实力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随后,在回应一些人对软实力的误读的过程中,约瑟夫·奈进一步精确对软实力的界定,即软实力不等同于影响力,除劝说和以理服人,更强调吸引的能力,不通过强制的军事力量,经济压力以及物资引诱去实现。他提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种资源,并将“信息权力”归入软实力系统之中。他还分析了实力和实力资源的问题,认为“软实力的运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方的接受度,同时取决于间接地塑造政策环境的成功与否”。软实力理论在对软实力的运用问题进行具体论述的过程中走向成熟。奈还对“巧实力”的组成和实践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软实力要想发挥其应有的功效需要实施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的智慧战略。奈的软实力理论建构过程反映了其对力量性质的认识变化,与硬实力支配性质不同,软实力的核心在于吸引,感召,同化与规制。

   基于奈的定义,学界从资源要素和转化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延伸。从资源要素上来讲,一般认为,当使用文化,观念和制度等非物质的“软资源"对他人施加影响时,其结果是软实力;而当使用的是如经济、军事和自然资源等物质的“硬资源”时,则结果为硬实力。从转化方式上来讲,有学者提出国际政治中力量的“软”“硬”是一种相对的感知,同一种力量资源既可以表现为软实力,又可以表现为硬实力。从这一角度看,软实力可以使用的资源变得丰富,从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吸引力拓展至经济和军事层面的吸引力,强调硬实力资源的软使用,从而引申出文化软实力、经济软实力和军事软实力等。本文认为,软实力的产生应同时具备“软资源”和“软使用”两个条件:“硬资源”的转化逻辑为非胁迫性手段—国家形象等效应—软实力,实质上属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其本身不属于软实力范畴,如对外经济援助本身不产生软实力,而是通过其蕴含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良好的国家形象转化为软实力;以强制方式对外输出文化和观念等“软资源”也非软实力的体现,如以摧毁一国旧政权的方式对其输出西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虽然体现了影响力,但未真正体现吸引力。

   (二)软实力比较的方法

   对软实力进行衡量和评估一直是软实力研究的热点,定量研究以具体而直观的数字著称并为一些国际评估机构所热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分析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概念及其关系的基础上,从文化同质性、文化传播力,品牌竞争力,语言普及性和空间吸引力五个维度,构建由六个指标组成的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测算体系。阎学通和徐进将软实力定义为“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的总和”,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可量化的资源指标进行衡量。”国外有学者将软实力分为经济、文化、人力资本,政治和外交五个类型,并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报告创建指数进行衡量。英国波特兰公司从2015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软实力前30排名,其衡量指标受到约瑟夫·奈本人的赞许和引用。其主观指标基于国际民调,考察受访者对参评国家的美食.科技产品、文化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接受度,占30%的权重;其客观指标则分为数字化水平、文化因素,商业影响力,公民参与水平,教育水平以及治理水平等六项指标,占70%的权重。定性研究因不能得出具体而直观的数字而多需要以比较的方式来衡量国家的软实力。门洪华将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作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并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相结合的角度对以上五个核心要素逐一评估。方长平综合中美两国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认知两个层面,通过比较两国对软实力属性的不同理解和政策选择及国际民意调查机构数据,反映中美软实力状况。王希回溯了现代历史上中美两国对软实力的运用,并从软实力的内涵,构建资源,构建方式和构建者培养等四个方面在中美之间进行了定性比较。约瑟夫·奈曾提出衡量权力的两种途径:资源和潜力以及对结果的影响。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重要条件,即行为体使用资源的技能,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资源转化结果。朱迪特·托内斯认为,软实力资源可被视作国家的资产,可以使国家在外产生吸引力,而软实力行动是为实现目标而增加国家对外吸引力的活动。在此基础上,托内斯将基于资源的软实力测算和基于行动的软实力测算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估。

上述评估均以要素分析为核心,基于对软实力的不同理解,采用了不同的资源要素或测算标准,丰富了评估软实力的视角,但也造成评估结果差别较大的后果。首先,有些指标并不能直接反映软实力,如国外游客人数﹑宽带用户数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这些指标实际上更多反映的是在相应指标上的硬实力。其次,采用的数据标准不同导致客观性缺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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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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