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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华 张涛甫: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及其未来走向

更新时间:2021-09-19 09:57:48
作者: 姜华   张涛甫  

   摘要:传统新闻业凭借诸结构性要素之合力,逐渐从社会系统边缘走向中心,最终导致传播结构的"封闭化"。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打破固化的专业壁垒,解构封闭化的传播结构,进而促动杂合体新闻业的兴起。这种新闻传播新业态源自技术的"人性化""智能化"和人的"技术化""媒介化",它是人类实体与以新技术要素为核心的非人类实体密切互动、共同发挥效力的新闻业态。技术成为重要的行动者,"联结""开放"和"过程性"成为未来新闻活动的显著特征,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强结构式新闻再生产",逐渐被开放、联结且高度易变的"弱结构式新闻再生产"所取代。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呈现高度不确定性。在超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成为当下及未来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巨大难题。

   关键词:元技术; 新闻业; “新新媒介”; 媒介逻辑; 传播结构

  

  

近20年,在一场“元技术”意义上的传播革命中,传统新闻业久已固化的专业壁垒渐渐崩塌,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危机。所谓“元技术”,即是指在诸多信息传播技术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讲,“元技术”就是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之所以被看作“元技术”,是因为它是一种“技术中的技术”,所有其他信息传播技术的创生、更替,都需以它为前提。离开数字技术,不仅其他信息传播技术可能无力独存,相应的传播活动也难有成效。这场“元技术”传播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颠覆了既有传播结构,而且解构了传统媒介逻辑。“元技术”的兴起不仅激活了既有的“技术存量”,而且发明创制出更多的传播新技术,进而推动传播技术体系的迭代升级与交融互构,搅动了整个传播格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隐于幕后、鲜为人关注的“非人类实体”要素在“元技术”推动的传播革命中,作用日益突出,人类要素与非人类要素对信息传播活动的影响已难分难解。

   “元技术”的兴起不仅瓦解了传统新闻业结构化再生产机制,而且随着人类实体与非人类实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交互融合的状态,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业态,杂合体新闻业1因之而初具雏形。与此同时,由于影响新闻业的关系变量变得日益复杂,新闻传播学科存量知识的“可供性”接近极限,亟须发掘新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以对高度社会化的媒介生态和新闻业态进行深刻分析和把握。要言之,考察当下新闻业结构性危机及其未来走向需要思考以下核心问题:以往稳固的传统新闻业是如何成型,又是如何因传播结构的封闭化而丧失传播优势的?当下被“元技术”全方位打开的新闻业态是在怎样的传播结构背景下扩散开来,又是如何在技术与社会的互构中形成杂合体新闻业的?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具有哪些显著特征,其兴起引发的社会效应又会对新闻业走向产生何种影响?

  

   一、“元技术”崛起与传播结构新格局

  

   作为维系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力量,新闻业的发育过程是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产物,需要多种社会条件和传播技术的催化作用,把一个个散点式的新闻传播行为聚合起来,形成组织化的集群行动,进而汇聚成建制化的职业群体。在这个长期演化过程中,新闻业的传播结构逐渐从分散状态走向闭合状态,成为制度化的职业系统。“元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闻行业边界清晰、生产与传播组织化、职业系统建制化的局面因之从“闭合”走向“开放”,传播结构巨变使得传统新闻业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

   (一)新闻业成型与传播结构封闭化

   新闻业要成为社会系统中的独立子系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功能在社会系统的整体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职业化是行动者进行结构化再生产的稳定力量,故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化成为支撑新闻业子系统功能硬度的必要条件。一个行业要转化为一种职业,通常需要满足多项标准,2首先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为组织化的行为,一个行业需要提供稳定、标准化的“行动流”,3藉此支撑社会系统的特定功能。其次,这个行业应具有自治性,对外形成排他性的壁垒,对他者构成区隔;对内有共识和默契,有维系自身运转的机制和规则,能够实现自循环。再次,这个行业不能只顾自利,不关心公共利益。此外,还要有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有约束该行业集体行为的伦理和责任感。以上述诸项观之,新闻业的职业化路径正是循此脉络逐步形成的。

   现代新闻业有三项建制体现了其职业化的努力:首先是新闻专业教育的逐渐开展。19世纪中叶后,多家大学纷纷设立新闻教育院系,4新闻专业教育进入大学教育议程,意义非同寻常:新闻专业教育强调职业知识、能力和伦理的培养,这为提升新闻行业的职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是行业协会的建立。有人把密苏里报刊协会的创办看作新闻职业化的开端——强调通过大学新闻教育和伦理标准促进新闻业职业化。5此外,行业协会还是维护行业独立性进行职业区隔的有效手段:“职业始于职业协会的出现,这些协会拥有排除不合格者的明确的成员资格。”6与此同时,在社会系统中,“职业角色通常被认为是获得尊卑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7作为新闻实践在“时—空中的深度积淀”,8新闻教育的开展和行业协会的设立为新闻业的职业化和结构化再生产奠定了制度基础。最后,促成新闻业职业化的重要建制是新闻媒体组织的定型化。新闻的职业行为是组织化的群体行为,是以媒体组织为单位的“行动流”,需要有组织化的平台予以支撑。组织为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持久的条件和力量。9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要依托媒体组织完成分工、合作,把新闻从业者聚集在一起,赋予其专业身份,并通过一系列规则和一整套文化、观念,去形塑和归化新闻从业者的理想与行为。

   新闻职业化定型同样离不开组织共享意义的“软约束”。这里的共享意义主要表现为在新闻从业者群体内共享的新闻观念和价值观。随着职业化过程的推进,以“客观性”“公共性”等为核心的“新闻观念丛”逐步成为现代新闻业的权威性资源,构成指引新闻业及其从业者结构化再生产的动力。新闻活动中对新闻源的选择、新闻采编社会网络的搭建、与采访对象等信息源的共处与协作之道,很多不见于各类新闻学著作,也很少在正式场合被提及,对新闻人而言,它们却是新闻实践中必不可少的“共有知识”。这些共有知识不仅在新闻系统中不断得到强调和传播,而且会通过成绩显著的个体(新闻记者)和声名卓著的组织(新闻媒体)的新闻实践活动不断得到强化。

   此外,新闻职业化尚需规则的刚性约束。“规则催生实践,……是实践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10在新闻职业场域中,规则可以被理解为行为的标准化模式,新闻从业者从来都不是“规则系统的外在代理人”。11作为新闻系统中的行动者,新闻从业者往往置身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规则中,藉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和行为合法性。通过对“规则”的结构化运作,新闻业实现了自身不断循环的再生产。恰如鲁曼所说,“大众媒体(就像所有的功能系统一样)是一个运作上封闭的系统……一个自我生产的系统”,“大众媒体的实在,它的真实实在,在于它自己的运作中。……传散的过程只有以技术为基础才得以可能。这些技术运转的方式结构化着并且限制着作为大众沟通而可能的东西”。12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业当然也是自我生产的体系。当这种自我生产的体系成为一种建制化、结构化的再生产,新闻业形成之前任何人有一定物质生产资料即可进行新闻活动的时代便逐步远去,已然成型的现代新闻业最终演化为结构封闭化的信息生产系统。

   (二)“元技术—技术簇”、媒介逻辑转换与传播结构新格局

   上述诸多要件促成新闻行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继而维系新闻业的稳固地位。以往出现的媒介技术对新闻业的冲击相对有限,所引发的传播结构变化只是一种“量变”,渐次出现的各种“新技术”增量,或提升了新闻业的工作效率(如印刷技术的改进),或使新闻业增加了新的形态和类别(如广播电视技术的出现),但新闻业作为一个封闭性传播系统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此传播结构下,组织化、职业化的传播机构是社会系统的传播中枢,传播的社会化行为更多由机构性媒介组织主导。

   元技术的出现和数字时代的来临,改变了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技术是一种“元技术”,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活性”,释放出无限的社会连接动能,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以及传播活动中的诸多约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在社会与物质世界中行动的自由程度……不断延长加工制作的生产链……使生产的步骤与顺序变得极为灵活……可投入的原材料类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化……实际可能产出的产品变得无限多样”。13从传播实践来看,层出不穷、迭代更新的传播技术累积成“技术簇”,14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活动产生了多元、立体的技术效应。从媒介形态角度看,元技术引发的新的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博客(Blog)、微博(Weibo/MicroBlog)、微信(WeChat)、维基百科(Wikipedia)、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播客(Podcast)、优兔(YouTube)、抖音(TikTok)……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新媒介”出现。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簇”,使个体的信息传播自由度大幅度提升:历史上个体的传播自由度无论多寡总是有限的,在大众媒体占据垄断地位情况下,更是如此;如今个体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自由,更为重要的,他们还获得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信息生产的能力。

   在元技术推动下,个体与媒介体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成为集“消费者—生产者”于一体的存在者,在传播活动中从单纯的被动者变为主动者。15对新闻业而言,“元技术—技术簇”带来的改变使现代新闻业至此出现分流:其一是传统新闻业,它以报业、杂志、广播电视业等传统传媒业为依托;其二是新新闻业,它起步于“元技术”,是初创之时就自带“数字基因”的新业态。后者又有两种不同类型:其一是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这样的数字化新闻机构,集“生产—传播”于一体;其二是以今日头条、腾讯、百度、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新闻业、平台新闻业,它们更多扮演“信息分发者”的角色。

以元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簇的逐渐形成和壮大,还改变了以往“新闻业”与“技术簇”之间的关系——“元技术—技术簇”这种新型的技术体系成为一种溢出传统新闻业的力量,从实践角度看,它们不仅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被新闻业“纳入”,而且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演化出新的媒介逻辑,左右了新闻业的走势:新新闻业改变了既有的传播格局,以往传统新闻业可以轻松掌控的配置性资源被稀释并逐渐流失。新新闻业背后是“技术簇”支撑下层出不穷的新的媒介形态和媒介业态,这些技术与媒介形式,传统新闻业当然也可挪用或自主开发,但对于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新闻业而言,他们各自的媒介逻辑却迥然不同:(1)传统新闻业遵循大众传媒逻辑——看重传播形式以及媒体呈现和传播信息的过程,尤其重视信息材料的组织方式、呈现形式、媒体人的行为特征以及媒体传播的语法(技术、制度、审美)构成等“形式层面”的要素,力图通过这样的“形式语法”建构社会现实。16它体现的仍然是一种“传媒中心观”,带有“大众传媒逻辑”的惯性,虽力图引入新的传播技术、开发新的市场空间,但其总体倾向依然是鲁曼意义上“自我再生产”的“封闭系统”,国内外一些高端媒体采用“付费墙”或“捐赠模式”的运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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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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