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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潇骁:过渡的家:泰北华商合与分的家庭策略与家族企业经营*

更新时间:2021-09-18 09:18:14
作者: 马潇骁  
便在现居住的半莱地上另修了一栋楼,分给两个小家庭居住。两栋楼从一个大门进出,共用院落,但生活独立。如今,许秀清的丈夫已去世,许秀清和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二儿子的妻子是日本人,其父母不喜欢商人,明确要求女婿不能经营家里的金铺,二儿子同意了这一要求,目前在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工作。三儿子的妻子是广府籍华人,两人接手了金铺的生意,但并不乐意,三儿子对笔者说:“我也不想经营金店,因为需要天天守在店里,没有办法离开。但兄弟他们都不行,就只有我们来做了”④。而且,这对夫妻坚持“丁克”⑤,父母的劝说也被两人以兄弟已有儿子传宗接代为由而拒绝。四儿子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硕士毕业后留美工作和生活。待四儿子结婚时,许秀清也同样分给他一部分资产用于在美国购置房产。小女儿有智力问题,目前和许秀清一同住在二儿子家,许秀清为女儿备了一份遗产,“到时候把女儿的一份交给愿意照顾她的那个哥哥”⑥。虽然,金铺目前由许秀清和三儿子夫妇经营,但除大儿子外的其他兄弟尚未对金铺所有权进行划分。许秀清每个月从金店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工资发给三儿子、三儿媳和自己,到年终时再将一部分利润一分为五,作为红利发给自己和除大儿子外的其他儿女们,其中三儿子夫妇分得的红利相对较多。家庭的其他主要家产还未划分。目前,这种对家族企业和其他资产的分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过渡家庭形态。同时,随着居住独立,各个儿子的家中已各设佛龛,只是仍在二儿子家一起供奉遗像。

   从许秀清家庭分家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以往研究所提出的分家的四个步骤,华商家庭的分家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居住独立、生计独立(即就业或创业)、分家业(即对家族企业所有权划分)、分家产(家庭其他资产)、各供遗像。首先,华人子女生计独立时,往往伴随着对家族企业经营权的划分或放弃家族企业的经营权,但放弃经营权并不意味着对家族企业的所有权进行分割。也就是说,华商子女可以从事不同的职业或经营独立的企业,但仍保留对家族企业或店铺的所有权。父母在世时,一般不对企业所有权和家庭其他资产进行划分。其次,受泰国佛教文化的影响,华人只要独立居住后都会像泰人一样在家设有佛龛或佛堂,但父母在世时一般只在父母的住处供奉祖先遗像。最后,华商分家的五个部分并非按照一定的步骤,各个家庭依照自己的需要对不同内容进行划分。不同的分家实践也形成了不同的过渡家庭形态,这种相对稳定但又持续变化的过渡形态平衡了理想家庭与现实中的差异,也兼顾了家族企业经营和家庭成员不断改变的需求。其中,与家族企业经营最为相关的是居住独立、生计独立和分家业,下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分家与家族企业经营间的关系。

   二、居住安排与家族企业空间结构变迁

   传统华人的商业经营空间往往与居住空间密切交织在一起。有的工厂或商铺紧挨厨房或卧室,有的采用“下店上家”的格局,有的则完全分隔(欧爱玲,2013:118-145)。清迈中产华商亦是如此,虽然同居的大家庭模式是他们的理想家庭模式,但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家庭财富的增长,子女成长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所有家庭成员共居的理想状态被逐渐打破,部分子女根据其独立居住的需求,当父母在世时便搬离大家庭,从居住安排上形成了过渡的家庭形态,企业空间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泰北铁路和公路的发展,华人随之向泰北扩散(施坚雅,2010:207),并最终在此购置房产定居下来。基于前期对泰北各地的城镇和市场的了解以及地方性关系网络的积累,他们大多开办起杂货铺,从原来流动的售卖方式转为固定。

   那时,华人购置的两三层小楼通常临街而建,既是杂货铺,也是家。一楼的前厅通常为商铺,是经营的空间;后厅一般是设有沙发、电视和餐桌的客餐厅和厨房,既是接待客人之处,也是家人日常休息、做饭和用餐之地;二、三楼便是所有家庭成员的卧室。这是一种在全球华人社会中都常见的“下店上家”传统格局,这些商店对华人而言,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家庭的全部指望,饱含了所有家庭成员的技术投入和情感奉献(童莹,2016)。袁碧娟是第二代海南籍华人,她年轻时父母便在清迈县北边的车站旁开了一家杂货店,一楼主要是商铺,兼具客餐厅和厨房功能,二楼是家人的卧室,袁碧娟与其家人都住在二楼。“杂货店生意很好,晚上也有人敲门买东西,我们就开了一个小窗户,有人敲门我们就从小窗口收钱,然后把东西递给顾客”⑦,袁碧娟回忆道。

   以上的居住安排是兼顾商铺经营与家庭生活双重需求,进而形成的家族企业“下店上家”的空间结构。其一,第一代华人的商铺仍处于初创阶段,商铺的经营劳动主要由家庭成员承担,经营杂货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勤劳的华人大多选择延长营业时间以争取更多的销售,像袁碧娟家人一样到晚上仍在营业的情况比比皆是。其二,华人家庭大多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丈夫仍需要不时往来于曼谷和泰北各城镇,家中老人和妻子则需要在养育孩子的同时,兼顾杂货店的零售。其三,商铺在初创阶段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扩展经营,而家庭流动资金并不充足,难以再承担单独住所的成本。因而,将营业空间与居住空间安排在一起并且共同居住,既满足了华人对共居大家庭模式的追求,更兼顾了处于发展初期的商铺营业和需要照顾老小的家庭生活。

   这种“以店为家”的空间结构模式深受华商喜爱,虽然第二代华商不再以经营杂货店为业,但一些华商家庭仍以这种模式为基础进行调整,适应其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家庭生活的需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国华人的零售业遭到百货商场和连锁便利店等新型零售模式的挑战,开始接手的第二代华人纷纷转行进入其他领域。李明兰夫妇亦是如此,关闭了在清莱开设的超市,来到清迈县开设了一家玉石中介公司。他们在清迈县城区外的西北处购置了一处面积较大的院落,夫妇二人和四个儿女住在一起。房子是长条形的,一楼靠外的两个房间分别被用作会客室和办公室,摆设着各式装饰品以及李明兰几年来参加各项活动和被领导人接见的照片,一楼后侧的空间是餐厅、厨房和佣人的卧室,楼上的房间为家人的卧室。除大女儿结婚后搬至夫家居住外,其他的儿子及其家庭一直共同居住于此。

   随着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和转型,家庭财产不断累积,孩子们不断长大,其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华人开始另外购置地产为孩子成长和未来的家庭提供更大的居住空间,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因此被分开,居住安排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前文的许秀清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许秀清的公婆将金铺一分为二,平分给两个儿子。丈夫弟弟一家和他父母都住在隔壁,也算得上共同居住。随着孩子们长大,开始读书,金铺楼上的四个卧室要住下许秀清夫妻、子女和佣人便显得十分局促,“当时那四兄弟挤在两个房间里闹哄哄的,哪里会学习,所以我提出要另外买地建房住。但是这遭到了婆婆的反对,她希望一家人要住在相邻的地方。于是我把爸妈给我陪嫁的两块金条变卖了,加上家里不多的储蓄,咬咬牙在县中心外西北边买了那块地建了房,搬离了金铺”⑧。许秀清一家搬离金铺后,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便相对分开了,但金铺原有的客餐厅仍然作为家人开店时短暂休息的空间,相应地,居住安排也由原来和丈夫的父母、弟弟相邻而居变成了独立居住。

   大部分华商家庭也经历了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逐渐分隔的过程,有的因一些特殊原因,更进一步导致了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分隔。蔡达成和陈秀珠家便是如此。蔡达成和陈秀珠是第二代潮州籍华人,生有三个儿子(如图2所示),经营着一家生产和销售泰式调味料的食品工厂。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在调味料工厂工作,蔡达成夫妇也像许多华商家庭一样在工厂旁修了住宅供一家人共同居住,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对独立却又相邻。同时,他们还在另一处环境较好的住宅区域购置了一栋较大的别墅,每当周末工厂停业时,蔡达成一家便前往别墅居住两天。但大儿子夫妇俩却不与他们共同居住,因其妻子是泰国人,且是家中独女,父母年龄较长,所以应妻子一家的要求,二人便搬去同住。二儿子一家和尚未结婚的三儿子则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形成一种分合间的过渡家庭形态。对于这种居住安排,陈秀珠说道:“大家都说我愿意让儿子去和岳父岳母住,真是气量很大。我想想每天在公司都见得上儿子,儿媳的父母也确实需要人照顾,就由他们去吧,没必要计较”⑨。大儿子夫妇“从妻居”的安排虽然是出于实际情况的安排,但也受到了泰国“两可居”居住方式的影响,陈秀珠因此才能更理解和接受这一安排。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泰北中产华商的居住安排与其家族企业的空间结构相互交织,共同服务于家族企业和家庭生活的需求,在共居的理想与家庭现实中平衡。受家族主义、泰国家庭小型化、家族企业的发展阶段、家庭财富的增长、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华人的居住需要也从兼顾商业经营和家庭生活,变为兼顾共居的理想家庭状态与家庭成员的特殊需求,以及对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的追求,从而体现出华商家庭经济能力的提高,以及的个体需求的关照。相应地,企业空间结构也经历了从“下店上家”到与居住空间越来越分隔的变迁,居住安排在合与分之间亦更为多元化。

   三、生计选择与家族企业经营

   有研究表明,华人的信任是受到特定限制的,仅限于关系网内部的伙伴之间,完全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家庭(雷丁,2009:65-66)。同时,华人通过追求和传承财富的所有权并享有企业创办人的盛名实现其永存的价值(雷丁,2009:103)。受此影响,儿子们共同经营和发展家族企业,并且传承父母或祖辈费心经营的家业对父母来说便是一种理想状态。

   可以说,清迈中产华商从为子女选择学校教育便开始为其今后经营家族企业做准备了。当地的第三代华人大致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此时的泰国政府还未全面开放华文教育。华文学校教学质量不高,学习效果也不佳,使其对于经济条件好转且越来越重视孩子教育的第二代华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业和经营,第二代华人的经济条件已较宽裕,他们希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增强自身在泰国和国际社会的竞争力。私立双语学校和国际学校,以及优质的泰文公立学校因此受到了更多华人的青睐。之后,孩子们会在父母的安排下以家庭价值最大化为目的进入泰国的大学学习不同专业的本科,再前往欧美的大学接受研究生和语言教育,以及在中国的语言学校接受语言教育,掌握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以便未来更好地接手家族企业。例如,蔡达成和陈秀珠将三个儿子养育成人,陆续将他们送去英国和美国读硕士。三个孩子在选择就读专业时,夫妻俩为了让孩子们掌握企业经营的不同知识和技能,仔细斟酌后进行了安排——大儿子学习市场营销,二儿子学习企业管理,三儿子学习工程技术,之后便可分别负责企业的市场、管理和技术三个部分,这为之后孩子们一起经营家族企业打下了基础。

   对于父母来说,待孩子毕业后,他们便期待着孩子能为了家庭利益,共同经营家族企业,而不是独立选择生计方式。华人的子女也大多选择回家经营父母创办的企业。蔡达成和陈秀珠的儿子们毕业后,一开始都选择在曼谷的大型企业工作。一次,大儿子回家探望父母,看到年事已高的父母还在费心经营工厂,便辞掉工作回到清迈帮助父母,并先后游说两个弟弟辞掉工作一起回家经营父母的企业。“我看他们已经到了本应该享福的年纪了还那么辛苦费心经营企业,我们不回来就很过意不去。父母也说过在外面跟别人打工,不如回来给自己打工。太太刚好也是清迈人,工作不太受地域的限制,所以和她一商量就决定一起回清迈了”⑩,大儿子如是说。如今,三个孩子都回到调味料工厂工作,并且根据自己学习的专业各自负责企业的一部分工作,企业在孩子们的经营下也发展得越来越好。陈秀珠很骄傲地说:“我的孩子们都自己回家来一起经营公司,我和他们爸爸现在就只用去公司数钱就行了。人家都说我好幸福,我也好欣慰,我们的这份产业也可以延续下去了。”11

当然,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的理想状态。一方面,第三代华人从小就在较好的物质环境中成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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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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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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