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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丁 张耀军 巫锡炜 余丹林:政策执行与市场分割:《劳动合同法》长期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更新时间:2021-09-18 08:55:47
作者: 李丁   张耀军   巫锡炜   余丹林  

   制度变迁及其影响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论题,劳动规制(regulation of labor/employment)变迁就是其中之一。劳动相关法规(如社会保障法、雇佣法、集体关系法)是各国政府保护劳动者权益,避免市场失灵,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Botero, etc.,2003)。改革开放后,中国凭借劳动力廉价等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相当长时间内对劳动者的保护有限(常凯、邱婕,2011; 杨宜勇、邢伟,2008; Li and Freeman, 2015)。中国在2008年1月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以调节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和谐。该法引入无固定期限合同,推行社会保险,限定劳务派遣比例,试图给予劳动者更多保护(常凯,2013;常凯、邱婕,2011;董保华,2007a;董文军,2008;王美艳,2018)。法律出台后,一些人认为新法将制约企业的自由,加大资本负担,削弱中国竞争优势,某些部分甚至有违法理和市场经济规律(董保华,2007b;卢现祥、罗小芳,2009)。该法出台不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稳增长、保就业成为政府经济工作重点。人们对国家和地方能否保持《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王俊秀、刘梦泽,2010; Li and Freeman, 2015)。

   我国劳动规制模式也使得《劳动合同法》的效果更依赖政府政策执行力度。劳动规制有四种举措:其一,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和禁止歧视等基线规定;其二,通过提高加班工资和解雇成本等方式框定劳动关系选项;其三,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帮助劳动者应对失业、疾病、衰老、死亡等风险;其四,通过支持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斗争来维护劳动者权益(Botero, etc., 2003)。中国在进行劳动规制时主要强调前三种规制方式,注重对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对工人通过组织化及集体谈判争取权益的做法持谨慎态度(常凯,2013)。《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法院和劳动行政及调解部门对劳工诉求的回应性提高了,劳动争议案件短期内快速增加(常凯、邱婕,2011),但其他决定劳资地位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改变不大。资本依然强势(雷佑新、雷红,2005;杨建华、张秀梅,2009),工会的实质作用仍被质疑(卿石松、刘明巍,2014),工人罢工、游行、组织工会的限制仍然较多,劳工群体组织化水平不高。由于劳动监管部门的资源和注意力是有限的,大企业及体制内就业单位更易被民众和执法部门关注(Almeida and Carneiro, 2011),劳动合同签订率更高,其他数量巨大的体制外中小企业落实起来则相对困难。因此,考虑到政策执行过程和外部环境因素挑战的影响,《劳动合同法》能否持续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并增进受雇者福利,制度变迁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汇总截面数据估算《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十年内我国不同类型非农受雇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签订、收入水平及加班劳动情况,以此探索制度变革对社会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和梳理既有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效果的研究;第二部分试图建立制度变迁异质性影响的解释框架;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及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第四部分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群体劳动合同签订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劳动合同的保护效果的群体差异;最后总结和讨论制度变迁对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一般影响机制和模式问题。

   一、 文献综述

   关于劳动力市场规制,不少研究以国家、企业、地区为单位分析了劳动规制模式或执法强度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工权益、企业发展和效率等多个方面的影响(Almeida and Carneiro, 2009, 2011;Amin, 2007; Ulyssea, 2010)。一些研究讨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规制(主要是最低工资制度,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及工会组织建立等)对就业市场、企业创新、产业升级等的影响(丁守海,2010;黄平,2012;倪骁然、朱玉杰,2016; 潘红波、陈世来,2017;张建武、高松茂,2009)。更多研究是以个体(特别是农民工)为分析单位,讨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劳动权益的影响(程延园等, 2016;李小瑛、Richard Freeman, 2014;林伟、李龙、宋月萍,2015;卿石松、刘明巍,2014;宋林、亓同敏,2014;肖进成,2011;徐道稳,2011;徐雷、屈沙、杜素珍,2017;张世伟、张娟,2017a,2017b)。《劳动合同法》的作用常被操作化为劳动合同的作用,进而被分解为两个子问题:第一,新法对促进劳动合同签订是否有作用?第二,签订劳动合同对受雇者福利(如收入、社保、工资拖欠、超时劳动等)影响如何?不同研究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部分研究综合考虑了两者。

   首先,在签订合同环节,多数研究表明《劳动合同法》促进了劳动合同签订(李小瑛、Richard Freeman, 2014;宋林、亓同敏,2014;王美艳,2018;肖进成,2011; 姚裕群、陆学彬,2010)。例如,王美艳等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2009—2010年收集的数据,结合2001年和2005年五城市(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数据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2009年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扭转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趋势:劳动合同签订率2001年到2005年仍在下降,本地劳动者劳动合同签订率从67%下降到65%,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率从15%下降到12%,但到2010年下降趋势逆转,两个群体劳动合同签订率分别上升为71%和34% (Gallagher, etc., 2013)。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李小瑛等利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中山、珠海等珠三角城市2006年、2008年、2009年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劳动合同法》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工获得书面合同的比例,劳动合同签订率从新法实施前的42.76%上升到2009年的62.76%(李小瑛、Richard Freeman, 2014)。

   其次,不同群体(包括农民工和非农民工之间,农民工内部)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存在较大差异,且《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签订率的长期变化情况仍待讨论。来自学术机构的调查显示,不同地区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如长三角的情况好于珠三角(刘林平、雍昕、舒玢玢,2011;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2006)。除了地区差异,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所在企业的性质、行业、雇员人数规模等行业、企业特征有关(刘辉、周慧文,2007)。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合同签订率差异较大,制造业最高,建筑业最低,第三产业居中且情况在逐步改善(见表2)。研究表明,从事建筑业以及在民营、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可能性较低,合同年限也更短(谢勇、丁群晏,2012)。个体是否签订合同与劳动者个人属性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年轻,有技能证书和法律知识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更高(才国伟、刘冬妍,2014;谢勇、丁群晏,2012)。

   但目前有关劳动合同签订率的长期变化及其变化群体差异研究还相对较少。国家统计局历次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①结果显示(见表2),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2008年之后仅有小幅提高,2012年之后甚至开始持续下降,从43.9%下降到2016年的35.1%,接近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外出农民工的合同签订率35.9%②,出现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且停滞不前的现象(宋林、亓同敏,2014)。王美艳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10年的考察发现,不同群体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提高了,且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合同签订率和3年以上合同占比方面的差距在缩小(王美艳,2018);程延园等利用第六次、第七次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对比了2007年到2012年间不同教育水平、户籍身份、职业身份的劳动者包括劳动合同签订在内的13项劳动权益保障方案的差异,发现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的差异更大了(程延园等,2016)。

   关于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法》对保障劳动者福利和权益的作用,不同研究存在一些分歧。针对全体劳动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改善了劳动者权益状况,“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比2007年底增加27.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31.7%,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增加32.7%,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增加14.9%”。③不少实证研究也发现,有合同的员工工资水平更高,加入工会,享受法定社会保障的概率显著高于无合同员工,而加班、超时劳动、被拖欠工资的概率显著低于无合同员工(陈鹏程、田旭、何军,2019;卿石松、刘明巍,2014;王克,2017;肖进成,2011;徐道稳,2011;徐雷、屈沙、杜素珍,2017;姚洋、钟宁桦,2008;张世伟、张娟,2017a,2017b)。程志明等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CHIP 2008数据分析发现,控制合同签订的选择性偏差后,签订劳动合同对工作时间、社保覆盖率、主观满意度及收入仍有显著作用(Cheng, Smyth and Guo, 2015)。

   而针对农民工群体,李小瑛等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获得社会保障,成为工会成员,更少遭遇工资拖欠问题,新法实现了“立法的主要目标,短期内并未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李小瑛、Richard Freeman, 2014;Li and Freeman, 2015)。王美艳等认为,不同城市《劳动合同法》执行力度存在差异,合同法实施后劳务外包现象增加,农民工实质保障水平提高有限,但政府在《劳动合同法》执行上的投入仍然较大,得益于劳动力的短缺以及中国经济对劳动力的稳定需求,新法的实施还是扭转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非正式化的势头,整体上是有利的(Gallagher, etc., 2013)。但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影响(刘林平、张春泥,2007);或者只是劳资关系合法化的象征(刘林平、陈小娟,2010);或者虽然农民工签订合同的比例提高了,但自己持有合同文本的比例并不高,企业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成本低,劳动合同的保护效果有限(肖进成,2011);或者虽然签了合同,但多数是短期合同,意义较小(王长城,2011)。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也显示,虽然农民工工资拖欠,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情况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都有所改善(见表3),但相对于城镇职工,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险参与率仍然较低,而且所谓增长也难以全部归结为《劳动合同法》的作用,因为社保相关领域的改革以及就业队伍结构变化等同样有影响。

   各研究结果不一致与调查总体定义不同有一定关系,因为不同类型劳动者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签订合同类型的概率不同,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作用不同,同类劳动合同在不同环境下效果也不同;样本构成不同,组合得到的总体水平和分组比较结果也会有差异。

概括而言,现有研究多数支持《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改善了劳工权益保障(包括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但不同群体在合同签订上存在差异,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法》对不同劳动者福利增进作用不同。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劳动合同法》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基础。但是,多数研究观察时段较短,无法考察劳动合同签订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或所用数据仅代表部分地区、群体,难以概括全国一般情况;或注意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而未涉及相关差异的历时变化(程延园等,2016)以及《劳动合同法》在不同环境下影响的异质性(陈鹏程、田旭、何军,2019);也未能系统地思考劳动规制之类的具体制度变迁对社会不平等方面的异质性影响及其解释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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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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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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