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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新托克维尔主义”:起源、话语与民主——市民社会,托克维尔,民主,新托克维尔主义

更新时间:2021-09-18 08:48:37
作者: 郦菁  

   【内容提要】 “市民社会”研究内部有复杂的理论脉络和多歧的思想资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变化与诸多南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导致了“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意外复兴。通过追溯其话语发展历史和学术、政治与公共影响,分析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这一理论要件,并进一步通过西方与其他地区、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实证案例,本研究试图说明这种有关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型和理论想象面临诸多悖论和困境。“新托克维尔主义”是对托克维尔本身的一种非托克维尔式的解读,是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传统逻辑的本质化、激进化、普遍化,也可能附带了某种政治图景。

   【关键词】 市民社会,托克维尔,民主, 新托克维尔主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探讨社会科学诸多议题的实证起点,也是形塑不同社会内部制度与实践多样性的重要维度之一。正如其他定义模糊但内涵深广的理论概念,国家-社会关系也具有强大的“反身性”。质言之,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想象本身,亦被投射到政治和社会实践之中,从而改变实践本身。这其中最具动员力的理论之一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运动,内部历史资源众多,流变纷杂。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是当代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沃尔泽(Michael Walzer)给出的:“(市民社会)即人类社会中非强迫性联合而形成的空间,以及为了家庭、信仰、利益和意识形态而形成的遍布这些空间的关系性网络”。①科恩(Jean Cohen)与阿瑞托(Andrew Arato)则把市民社会界定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化的、联合的部分,以及有组织的沟通形式,它们是制度化的,或正在被制度化”。②这些理解少有很强的理论假定,只是用“非强迫性的空间和网络”把市民社会和其他社会领域与要素做一粗略的划分,“有意识地从社团建构与结社生活的角度来观察生活世界”,因而有多种政治上延伸的可能。

   历史上,市民社会理论最初是西欧社会实践的部分镜像。一方面,西欧“社会”相对独立的发展及其制度基础有中世纪的深刻渊源和宗教之根,也和自由城市的传统相关;③另一方面,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社会主体促进了行业协会、自治社会组织、公共空间的发展,极大冲击了以往国家和教会主导的政治秩序和权力格局,某种程度上拓展或言创造了一种市民社会的特殊空间和独特形态。这一理论在17—19世纪达到高峰,催生了从洛克、苏格兰启蒙学派到康德、黑格尔,再到阿伦特、葛兰西等复杂的理论脉络和多歧的思想资源,有建树亦有深刻的自我怀疑,并在20世纪上半期各种国家主义思潮占优后转衰。④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西方世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话语又出现了一次意外复兴。对当代相关学术讨论影响最大的著作,包括科恩与阿瑞托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球》等都成书于这一时期。而影响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的“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公民复兴”(civic revival)大讨论也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⑤其中很多作品固然遵循沃尔泽式的市民社会开放定义,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问题,但颇有一部分学术,特别是政治话语,单单调用并曲解托克维尔,以作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再次想象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石(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我们或可追随部分北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敏锐观察,用“新托克维尔主义”一词来笼统概括之。当然,这一说法更多地是来自批评者的概括,尽管他们各自批评的面向不尽相同。这种思潮背后的学术和政治支持者,都觉得自己是托克维尔核心思想的真正继承者,而非如批评者所言,是对托克维尔做了一种去历史化的阐释。实际上,这些行动者的话语和政策设想内部亦是不一致的,因而也很难说是统一的社会或思想运动,正如同时期经济层面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多歧。

   由于美国政治霸权的扩展,以及东欧、拉美多地市民社会的重建,“新托克维尔主义”不仅是一场理论运动,也成为一场全球性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当然有其积极的面向,比如复兴了美国地方自治的部分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二战之后联邦国家扩张和福利主义发展中的弊病;对于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中的南方国家而言,这一理念成为对抗威权主义的理论武器,促进了多地市民社会的重建或转型,其中颇有一些社会组织成长为政治领域或社会领域的中坚力量,巩固了最初的民主实践。尽管如此,在此过程中,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特别是托克维尔的逻辑存在被本质化、激进化、普遍化的可能,如市民社会被重新定义,其边界被重新划定,而西方市民社会内部历史的多样性和非西方实践的困境与复杂性,现在也可能被单一的理想模型所遮蔽。⑥文章将在第一部分说明“新托克维尔主义”的起源,分析其与托克维尔的理论有何区别;第二部分详述这一思潮在学术界、公共空间和政治场域的传播与发展,及其产生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第三部分以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为例,来说明替代性的理论可能性与实践的多元性;最后一部分进行简要总结,并提出实证研究的建议。

   本文的贡献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理论层面,文章在中文语境中第一次系统反思了新托克维尔主义,将之与其他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区别开来,并说明它为何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方案,以及其政治上的影响、风险与非意料结果何在,其替代性理论为何。而此前大部分的中文文献都疏于探讨市民社会可能的危机与黑暗面。在实证层面,本文回顾了多重空间与时间维度中的市民社会实践。之前大部分的中文作者只关注中国当代或明清以来的社会组织,并以西方实践为市民社会建构的主要样板,或不自觉地认同了新托克维尔主义的理论假设,因此难以展开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也并未深入探讨中国在以现代(西方)的方式建构社会组织时可能遇到的悖论和难题。回顾实践多元性,回归到历史的丰富性,是重新清理地基的工作。最终,本文的宗旨,是尝试从抽象的市民社会,回归到具体历史和现实情境中的市民社会;从政治学-哲学概念的市民社会,回归到社会学-历史概念中的市民社会;从拥抱一种市民社会到理解多种市民社会;从狭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拓展到对于广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或可对于现实政治的替代性方案有所启示。

  

   一、托克维尔与新托克维尔主义

  

   不同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往往对市民社会的起源、边界、逻辑、组织形式和政治后果有不同的想象。其中,《美国的民主》是有关美国市民社会起源与组织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为后革命时期的法国读者写作,但这位欧洲作者最终形塑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自身社会的理解,并在20世纪80年代又意外获得了极大声誉。

   概而言之,托克维尔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提出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起源假说,并阐明了若干背后的机制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美国的民主并非来自法国式的革命,而是以独特的地理条件、清教的道德基础、地方教会的组织方式、乡镇的自治传统、孕育公共精神与尊重身份平等的民情等为其可靠的磐石。在托克维尔眼中,一个缺乏贵族政治领导,以一两千人为限分散聚居的社会,“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⑦身份的平等促进民情的温和,使得他们彼此接触,相互同情,相互关心;⑧“他们为公益最初是出于必要,后来转为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习性,而为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则最后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⑨而结社则类似“开办了一所免费的大学,每个公民都可以学习结社的一般原理”,在以“直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乡镇会议之外,美国公民参与多种形式的“政治结社”与“一般结社”,以便保证地方自由,并参与公共事务。⑩因之,“当行政机关行使它的职权时,它不会像在欧洲那样全靠自己。不必担心公民会不尽义务,因为公众的代表将采取行动。相反,每个人都将扶持、帮助和支援行政机关。个人的努力与社会力量结合,常会完成最集权和最强大的行政当局所完不成的工作”。11

   然而,托克维尔对于美国地方性社会力量的理解,并不能独立于美国当时的政治框架。他的本意是通过美国之镜讽谏专制的法国,而不是建构任何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一般理论。比如,他致力描绘的自治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但这首先是“嵌入”以宪法为中心的联邦政治体系之中的。12如果说《美国的民主》的下卷更接近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那么托克维尔在上卷中则用了相当笔墨来描绘美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运转,包括早期联邦党的作用、以宪法为基础的政府集权(非行政集权)、三级行政与司法体系的权责安排、出版自由等等。并且,自治的乡镇只是市民社会框架中的一块拼图而已,无法独立于宗教、司法和行政体系等相互配合的制度。13缺乏一定形式的政府组织形式和政治文化,民主并不能自动正常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继承了孟德斯鸠对于国家-社会相互渗透的理解,而从未暗示国家-社会之间是零和对抗关系。14此外,托克维尔也极富远见地观察到19世纪上半期美国市民社会 “黄金时代”之下的阴影。在著名的“多数暴政”论点之外,托克维尔还指出,美国社会的高度平等可能会和专制一样带来隔阂,个人主义至上;而平等也激励公民在经济上多怀“奋进之心”,而在政治上缺乏“大志”,从而导致政治人才的缺乏;而在没有充分自由的保障之下,平等条件下的公民也会逐渐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放弃独立思考,“精神之火慢慢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15

   尽管如此,以现在的学术眼光观之,托克维尔的理论亦有相当的局限。他当年急于和法国革命的政治遗产以及复辟王朝的专制主义作战,也乐见一个中央官僚不兴的社会成功运转,并出于对民族国家时代之前欧洲地方自治传统的怀念,不免制造出一种格奈特(Robert T. Gennett)所谓之“马萨诸塞奇迹”,其中自治乡镇与社团运转无碍,宗教与自由自然相契,似乎所有的证据和观察都相互印证。16这种浪漫化的图景首先和托克维尔对于州和联邦层面行政权力的低估有关,尽管他并未低估政治制度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曾极富洞见地指出,托克维尔固然观察到美国乡镇社会信息流通无碍,出版业蓬勃,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有赖于全国性的邮政专车网络,而这正是联邦政府投入建构的,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之一。17再则,托克维尔也低估了政党政治的作用。美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19世纪上半期男性公民普选权的扩展和政党竞争的制度化。19世纪后半期,政党进一步加强了大众动员的能力,并逐渐促成了全国性政治场域的形成。通过效仿政党的组织形式和动员技术,市民社会组织进一步获得长足发展。18此外,市民社会内部的网络差异与可能的裂痕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一直被边缘化,例如种族和族裔问题。19这在美国其后的民主政治中逐渐成为核心议题之一。相比之下,当初与托克维尔同行的培蒙特(de Beaumont)则把美国种族关系中的张力作为核心议题,虽然其作品影响力要小得多。20

托克维尔的洞见、成就和缺失是可以讨论的,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意外复兴的所谓“新托克维尔主义”,似乎并不是托克维尔的忠实继承者。对这一思潮的笼统概括,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学界。比如,“美国政治发展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考切波在《托克维尔问题》一文中,就提出里根政权前后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内部的某些保守派为了推动一种“去政治化的、浪漫主义的地方主义”,抵制战后时期形成的所谓“傲慢而庞大”的联邦政府,转而把托克维尔找回来,重新想象了19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以教喻现实。21她的这一观察,在其后的《美国民主中的公民参与》和《民主的衰减》两书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并通过将美国市民社会组织的“再历史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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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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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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