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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新托克维尔主义”:起源、话语与民主——市民社会,托克维尔,民主,新托克维尔主义

更新时间:2021-09-18 08:48:37
作者: 郦菁  
用实证证据说明“托克维尔问题”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政治学家伯曼(Sheri Berman)则直接用“新托克维尔主义”来描述帕特南、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巴伯(Benjamin Barber)等人的观点,即市民社会“促使民主运转”。她认为这些作品的实证基础相对可疑,而魏玛共和国就是最重要的反例。22此外,社会学家瑞利(Dylan Riley)通过比较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时期,提出市民社会也可以为威权政治提供基础。而此前学界认为市民社会能够抵抗威权政治的刻板印象,正是基于“托克维尔路径”,而非“葛兰西路径”。23此外,考夫曼(Jason Kaufman)通过19世纪美国乡镇财政支出的定量分析,也说明“新托克维尔主义”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组织政治参与方式的理论,假设自愿结社可以取代政府的作为与干预,也许并不成立。24而古德伯格(Chad Goldberg)虽然没有使用“新托克维尔主义”的说法,但将这种理路总结为理解托克维尔民主理论的“系统性路径”,与“历史性路径”和他自己倡导的理论重建相对。这种系统性路径忽略历史情境的变迁,撷取托克维尔的判断来为削减福利,反对国家干预和地方赋权的新右翼政策正名。25

   笔者在上述学者的基础上,尝试概括“新托克维尔主义”的若干思想要件26:

   其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端美国,以对托克维尔的再阐释作为主要思想资源。

   其二,市民社会是替代性权力中心,只有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市民社会作为对抗国家威权和不公的场域。

   其三,市民社会促进社会团结,私域与公域、个体与社会的利益是有机联系的,依靠“民情”与法律规范自然可以达成。

   其四,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著名的公共学者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曾详述了市民社会对于民主制度的十项正面功能。27而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民主愿景似乎基于两个重要的假设:一是市民社会多元、宽容、开放,始终具有“公民性”(civility),因而可以抵制暴力、冲突和多种形式的社会压迫;二是市民社会遵循自由、自愿的结社精神(voluntary associationism),通过社会参与鼓励政治参与。

   而这些观点绝非全然是托克维尔的原意。“新托克维尔主义”一方面是继承和放大了托克维尔内在的局限,例如低估了美国州和联邦层面的行政权力,忽略了行政和政党基础设施对于市民社会的形塑,且并未对市民社会内部的裂痕加以重视;另一方面,“新托克维尔主义”也违背了《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基本出发点,即自治乡镇无法独立于宗教、司法和行政等相互配合的制度与美国独特的政治框架。从此出发,很多典型的话语断章取义地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更可能是对抗性的,并假定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或者是重新划定市民社会的边界,对于“非公民性”的部分视而不见,或是在理论上放弃探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联结的具体方式,从而错置了民主制度的真正基础。

   在托克维尔之外,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思想模型还与另外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关系莫大,并从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逻辑,因而并非是托克维尔的简单复述。其一是以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史学。这些作品建构了所谓“美国地方自治与结社精神的黄金时代”,为新托克维尔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复兴提供了历史资源。28其二是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所谓的“大众社会理论”。他(她)们引用了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与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工业化与现代化如何使中间性社会组织衰落,“大众”异化孤立,成为焦虑而异化的个体,转而支持威权政治与极端政治行为,最终导致两次大战间期欧洲文明的衰落。29这三种理论资源的重新结合、互证,使得新托克维尔主义不同于托克维尔理论的面貌。

  

   二、新托克维尔主义的学术与政治话语

  

   如前所述,新托克维尔主义在学术层面最早脱胎于美国学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公民参与” “公民复兴”的大讨论。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消退,财政政府的愿景破产后,民主体制的主要问题从平权转向民主参与低落有关。彼时,左右翼学者都认同美国市民社会出现了系统性的衰落。其中很多研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议程,但是已把政治行为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社会经济因素”转向了“公民自愿参与”。比如维巴(Sidney Verba)及其合作者以“公民自愿参与模型”为出发点,来探讨社会组织、教会和工作场所中的日常活动,如何发展了个体组织与沟通的技能。这看似与公共事务无关,却促进了政治行动。尤其是美国的宗教组织,扮演了一个更为平等的政治平台的角色,与欧洲的工会功能类似。30更早些时候,贝拉(Robert Bellah)等认为美国社会受到个人主义的强烈冲击,丧失了原有的身份意识与自我认知,而要恢复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或者“内心的习惯”,只能诉诸家庭、宗教和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如此,才能保存或重建道德上一致的生活,建构民主的社区,建立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系。31而巴伯更具全球视野,提出高度同质的资本主义力量与其抵抗者——宗教原教旨主义,共同导致民主的衰落。这一点与很多新托克维尔主义者认定美国联邦政府是民主的敌人是不同的。但最后,巴伯给出的药方还是基层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复兴,并假定市民社会与“强民主”之间的联系。32此外,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更接近社群主义。在《社区的精神》一书中,他认为当代社会无须复活清教精神,也可以实现公共道德复兴和社区团结,“自由的个体需要社区,社区支持他(她)们免受国家侵害,通过宗族、朋友、邻居和其他社区成员来温和地促进道德形成。”33

   相比之下,此后在政治上被调用得更多的是政治学家帕特南和福山的理论。前者发展了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与托克维尔有关自愿结社精神的观点相结合,用数据来说明美国公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降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民众从参加保龄球俱乐部逐渐转变为“独自打保龄球”,从而导致社会资本的减少,地方社区的解体。这导致了市民社会衰落和民主停顿,而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变迁(电视普及)和女性就业的增长。34福山随后进一步延展了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度的关系,当然他只关心社会组织和私人经济组织。35然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是嵌入一定的“关系结构”中的,与可移动的物质资本不同,因而并不能脱离全国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帕特南对于公民参与衰落的解释,只是一个很浅层的结构变化。本质上,他并未深掘政治结构与组织维度的变迁,更无暇引入跨国比较的视野。36

   这些新学术资源很快被媒体、智库、社会组织与政治场域调用。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其话语变得越来越激进。比如,媒体人埃伦霍尔特(Alan Ehrenhalt)在其畅销书《失去的城市》中发掘(毋宁说重新发明)了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的三个社区组织,赞颂“被遗忘的美德”,试图重新唤起美国民众对基层社区的参与。37而专栏作家威尔(George Will)把帕特南进一步通俗化了。他将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比喻为“排”,而联邦政府是“营”,“国家扩张,其他机构必然萎缩……保守主义如果要成功的话,参加保龄球俱乐部是途径之一吧”。38此外,智库和社会组织也广泛推动了社区建设运动,如布莱德利基金会(中左)的沙姆布拉(William Schambra)推动了“新公民”项目,并认为 “市民社会的复兴,需要坚定长期地逆转权力,让地方政府和市民机构重新掌握权威”。39民主与公民中心(中左)的博伊特(Harry Boyte)与他的盟友提倡“公民政治”“日常政治”,并成为克林顿任内的“新公民项目”全国协调专员。他早在1982年就利用当时名为“公民遗产中心”的平台召开了托克维尔美国旅行150周年纪念活动,并出版文集。40处于意识形态更右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则以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人民赋权》为精神指南,来推动一系列更保守的社区运动,强调建设一些“中介性的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来抵制国家力量。41另一个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则资助出版了《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来传播类似观念。此外,帕特南自身也参与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设立的萨瓜罗讲习班(Saguaro Seminar)。这一旨在促进公民参与的公共平台,有另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即风险投资人卢·费尔德斯坦(Lew Feldstein)。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资本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42美国价值研究所则和芝加哥大学联合组织了市民社会协会,召集了20多位知名学者与领导者构建公共讨论平台。其报告明确指出基层的、非政治的、托克维尔式的社会组织,才是民主的基础,它们的发展要避免联邦政府和全国性政治的干涉。43

   在政治领域,托克维尔也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最喜欢引用的经典之一。他以此论证“美国例外论”,几乎将之变成国民宗教。1988年老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就提出应该大力发展美国地方的俱乐部和志愿组织,它们“像星星一样璀璨,像千盏明灯一样闪耀在广阔而静谧的天空中”。此后他组建了所谓的“光点基金会”和“光点计划”,来支持志愿精神的发展。44到了90年代,共和党议员纽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更新美国”的口号,而民主党议员比尔·布拉德利 (Bill Bradley)则呼吁“复兴我们国家的社区”。他们分处政治光谱的两端,各自通过关系网络把智库、社会组织、游说机构、学者、媒体联系在一起,而其政治理念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后上台的小布什也并不例外。他将其家乡康涅狄格州的乡镇生活浪漫化,比作托克维尔笔下的自治乡镇,以便获取更多政治上的支持。45

   概而言之,新托克维尔主义的兴起和政治化,得益于两股潮流的汇聚。其一是美国政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范式,信奉小政府、市场力量和宗教复兴的共和党占上风,而民主党内中右的党团——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也与共和党的政策平台十分接近。政治上对于国家主义的失望,精神上因美国衰落而带来的对于“黄金时代的怀旧”,以及政策上为了解决从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国家扩张所带来的弊病,包括福利国家的悖论、财政赤字积累、传统社会团结方式的衰微等,促使政治精英转向表面去政治化而实质高度政治化的新托克维尔主义,以此作为理论资源。总体来说,这一思想-政治运动实际上更多被共和党及与之联系的社会运动所攫取,包括茶党这样的草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上的“第三波民主化”、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层面的“新托克维尔主义”是新世界秩序三个相互联系的话语。这一潮流也延伸到了欧盟国家。对于福利国家的扩张与危机,对于议会民主制度的普遍失望,也促使欧洲的社会行动者寻找新的民主场域与制度可能。

其二是诸多南方国家的政治转型,进一步推动新托克维尔主义成为一种全球话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国家主义方案的失望,以波兰的团结工会、东德的环境保护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运动不同程度冲击了国家僵化的权力体系,导致了苏东剧变;同时期,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地的民主化进程也伴随着市民社会的重建和复兴,希望以此抵制官僚主义、威权主义、军事专政和恐怖主义。在此过程中,所谓的“对抗型”替代了“民主型”的市民社会46;市民社会被认为和议会民主制度互为基础,并相互独立。其中典型的表述来自后来成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哈维尔。他提出“平行政治”(parallel polis)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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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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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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