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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

更新时间:2021-09-18 08:39:10
作者: 李怀印  

   【内容提要】 由司马迁所开启的两种治史传统的矛盾结合,即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探求精神与对历史叙事的主观建构意识,仍然支配着20世纪以来人们对最初中国的解读。对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由点到面不断展开,以及对上古文献的梳理和真伪辨别,推动了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与此同时,非学术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其中既有不同时代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不同学派之间为主导学术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所展开的争夺,还有人们出于地方情结而对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所产生的移情效应。近百年来的总趋势是,随着学科演进和技术发达,人们的古史认知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在各种非学术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主观想象也始终如影随形,对学术进步起到刺激和干扰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 早期中国,学术门派,话语霸权,地方情结

  

   华夏文明的源头何在?相较于其他文明,她的文化特质即所谓“中国特性”(Chineseness)到底体现于何处?如何在纷乱的神话传说与斑驳的史迹之间,辨别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播的路径?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赖以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的动力和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对古今史家来说始终充满魅力,而且对于20世纪以来以寻求民族认同、打造现代国家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一直萦绕于怀。

   最早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当推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生活于汉初的司马迁,其出生之年(公元前145年)距离秦灭六国已有76年,距离武王伐纣已有900年左右,而传说中的商汤伐桀更是1400多年前的事,大禹治水也远在1900多年之前。尽管太史公追溯前朝事迹,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历朝所遗留的谱牒和个人的广泛游历,使得他能够建立夏商以来的王朝世系,但商朝以前的诸侯事迹,在他看来已经“不可得而谱”;至于禹之前的历史,更感到茫昧无稽,只能根据古籍和旧闻,加以粗略的梳理,本着“疑则传疑”的谨慎态度,写成作为《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司马迁,1999:343)。

   不过,《史记》之所以获得后世的高度认可,不仅因为太史公在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求真、存疑的严谨态度,而且有赖于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叙事能力。《五帝本纪》描述华夏“最初”的历史,并非把相关的远古传说和文字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而是有很强的“建构”意识。在前人所留下的头绪纷乱的碎片中,太史公梳理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始自黄帝,继以其孙颛顼,曾孙帝喾,帝喾之子帝尧,终以帝舜。黄帝作为始祖,在这条脉络中居于核心地位,太史公毫无保留地加以颂扬,谓其“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又谓“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司马迁,1999:3,2494)。而对于过去各家各派有关黄帝的“不雅驯”之言,则加以规避,“择其言而雅者”,坚持从正面刻画始祖的形象。对于黄帝之后的诸帝,也同样以正面的笔调加以肯定。而对于作为黄帝竞争对手的同时代其他部族首领,太史公则予以贬抑,谓炎帝“侵陵”诸侯,不得人心;谓蚩尤“最为暴”,又谓“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完全成了反面角色(司马迁,1999:3)。总之,在司马迁笔下,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善与恶,正统与异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争斗。

     本文将梳理近百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以华夏文明起源为核心内容的上古中国历史的认知历程。我们将会发现,渗透于太史公写作的两个最基本元素,即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探求精神与对历史叙事的主观建构意识,仍然支配着20世纪以来古史研究者对最初中国的解读。具体而言,学术的与非学术的两组因素始终交互作用,矛盾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和制约人们的古史认知。学术的因素具体体现于考古学在中国的从无到有,对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由点到面地不断展开,以及对文献古籍的整理和真伪辨别,所有这些都推动人们对上古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向历史的真实靠近。与此同时,非学术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其中既有在不同时代和政治氛围下人们所受到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不同学派之间为主导学术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所展开的争夺,还有人们出于地方情结而对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所产生的移情效应。这些非学术的因素如果发挥得当,可以对学术领域的认知过程起到某种程度的刺激和纠偏作用,但如果运用不当,则会为写史者提供超乎寻常的主观想象空间,使其对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古史的认知,往往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力之间来回折冲,即一方面在其内心深处有着探求客观真实的执着,另一方面又受外部环境的刺激而有着对远古产生想象的冲动。近百年来的总趋势是,随着学科演进和技术发达,人们的古史认知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但与此同时,出于各种非学术原因而产生的主观想象始终如影随形,对这一认识过程起到刺激和干扰的双重作用。下面将集中讨论其中三个因素,即意识形态、学术门派和地方情结。

  

   一、意识形态和政治关怀

  

   中国在20世纪所经历的政治变革之频繁和剧烈,在同时代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谓仅见。从清末十年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在“排满”中寻求民族自救之道,到民国初年政治纷争中知识界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和启蒙思想盛行,再从“五四”以后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国民革命时期在反帝大潮激荡下民族主义思想流行,整个20世纪前半期,中国思想界变动之剧烈前所未有。1949年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和反右派斗争,到60年代的“四清”和“文革”,历次政治运动的频繁展开和强烈冲击,往往使革命后的知识人措手不及,疲于应付。而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又迎来了学术的空前繁荣和各种思潮的激烈冲撞。20世纪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谓一个漫长的世纪,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交织的世纪。

   考古学界和古史学界的学者身处如此急剧的变革时代,不免受到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其所认可的思想和立场出发,重新检视史前及上古中国历史,甚至把历史书写当作表达政治立场的工具。探究上古历史,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往往与研究者自身的现实政治关怀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清末国粹派急于从汉民族的源头找到区别于其认为“劣等”的满族人之处,让其确信本民族在国与国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时代得以生存和自救乃至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能力,于是“西来说”便成为其打造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最便捷但也最脆弱的工具(李帆,2005;孙江,2010;周书灿,2018)。而“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对封建文化和儒家传统的冲击,对西方科学文化及民主政治的向往,也让他们借助于辨伪、疑古,理直气壮地把上古神话传说当作糟粕和迷信加以摒弃,把建立在这些神话传说之上的“三皇五帝”当作封建偶像加以推翻,“疑古论”由此风行学界(顾颉刚,2019:2-7,502-512)。与此同时,对于用刚从西方引进的考古学包装起来的最新版本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安特生,2011a,2011b),则当作“科学”恭敬地加以接受。而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运动大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中,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学人,又把破除“西来说”当作自己的使命,把“重建古史”当作振奋民族精神、建立民族自信的必要手段,而古史的重建必然意味着要与“西来说”分道扬镳,从中原大地找到中华文明的内生根源,于是便有傅斯年力倡的“夷夏东西说”在三四十年代的流行(傅斯年,2003:181-234)。不用说,无论是钻在故纸堆里的疑古派,还是在田头忙于挖掘,“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学者,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都是认认真真的,他们的开创性学术工作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都得到同时代人以及后世的认可。但是,学术与政治往往不容易分开。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与古史辨派对上古“伪史”的否定是紧密相连的,某种意义上“疑古”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傅斯年所推动的考古工作的展开和“夷夏东西说”的推出,也只有置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革命运动所蕴育的民族主义历史情境中才能充分体认和把握。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949年以后政治变革和意识形态对考古学界和古史学界的影响。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研究者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只是在后台间接地影响其学术旨趣和研究视角,而不同门派之间的论辩基本上还是用学术语言加以展开的话,那么,到了50年代,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则成为人们表达学术观点的首要考量,并由此重新型塑着考古及古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以对“西来说”的批判为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国内公共政治话语中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空前增加,而1951年9月在高校教师中率先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1954年—1955年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则导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突出政治遂成为学术界的普遍现象。考古学界对“西来说”的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展开的。即便像夏鼐这样的一些治学严谨的权威学者,也不能不受到影响,文字中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在1955年便曾撰文,把“西来说”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为“种族优劣说”制造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 。他进而指出国内某些考古学家“更从汉代向上推,于是春秋战国时铜器镶嵌术和狩猎图象,以及铜剑的形制,都是西方输入的了……更向上推,殷代文化和仰韶文化也认为都是接受西方一部分的文化的……我自己有时也想从外国去寻找某些中国物质文化成分的来源。这不仅是半殖民地的崇外思想的表现,同时这也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因为这是把文化的发展,完全推到‘外因’去”(夏鼐,1955)。对于在考古学界首先发现仰韶文化并提出“西来说”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夏鼐还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定性为“唯心主义的考古学家”,责怪他“将甘肃所发现的他认为六种不同的文化,唯心地排成前后相接的六期,每期又武断地假定为三百年(甘肃考古记,19—32页)。实则六种文化的前后次序有错误,每期的长短无根据,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也有错误”(夏鼐,1955)。刚刚进入考古学界的年轻研究人员,在批判“西来说”之“为帝国主义服务”方面,火力更猛,且认为“隐藏在学术领域中的为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清除,用了学术问题的帽子,仍在作祟”(杨锡璋,1958)。

   对疑古派的批判也被上纲上线,有人把疑古跟这派学者之中存在的所谓“半殖民地意识”联系起来。徐旭生在1955年—1957年修改再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专门增写了批判疑古派的内容,火力之猛,是1943年初版中所未见的。他写道:“我国在本世纪初叶,因国势的衰弱,社会的不安,半殖民地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而买办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等人更从美国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方面贩运来假冒科学招牌的实用主义哲学,传播毒素。用一种类似科学的方法,拉着科学的大旗,遂使年青一辈的历史工作人望风而靡,不惟不敢持异论,并且不敢有此企图!极端的疑古派学者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沾染了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毒素,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消,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徐旭生,1985:26)他进一步提醒人们,这种“半殖民地意识所推动的极端疑古思想”在1949年以后仍然隐隐作祟,导致“治古史的人一谈到传说的资料,总是左支右吾,不敢放手去工作,就是有些位大胆使用这些资料,却也难得史学界的同意”,“幸而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已经在各处大规模地展开,史学工作者对于帝国主义者御用学说的本质已经开始辨别清楚,这对于肃清深藏于历史工作者脑筋中的半殖民地意识,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徐旭生,1985:27)。

至于流行于民国时期国内古史学界的“夷夏东西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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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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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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