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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杰:20世纪上半叶的三种中国意象:乡愁、对比、愿景

更新时间:2021-09-17 13:01:13
作者: 黄俊杰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20世纪上半叶的辜鸿铭、罗素与罗梦册所描写的中国意象及其内容,并比较这三种中国意象之异同,指出:辜鸿铭笔下的“中国”是一种文化的乡愁;罗素笔下的“中国”是一种作为西方文化的对比;罗梦册笔下的“中国”是一种“天下国家”,不同于西方历史所见“帝国”或者“族国”,“天下国家”是未来中国的愿景。三者之同主要体现在:不同程度地将政经社会问题化约为文化问题,并认为文化具有优先性与重要性,呈现某种“文化化约论”的倾向;其次,都强调“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性”,将“中国”加以理想化,这种思路与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性”的强调互相呼应;第三,有心美化中国的“过去”,以引导“现在”中国的发展,勾勒“未来”中国的蓝图。而最终,这三种中国意象之所以构成“乡愁”“对比”“愿景”的差异,乃因辜鸿铭与罗素以西方人作为阅读对象,罗梦册的发言对象是中国同胞,尤以他的“中国”论述最扣人心弦,并展现出世界史的宏观视野。

   【关键词】 中国意象, 辜鸿铭,罗素,罗梦册,东方主义

  

   中国啊,你这起皱的老脸,流泪的苦脸,硝镪水蚀过、纹身术污染过的脸啊,谁够资格来替你看相,看你的天庭、印堂、沟洫、法令纹,为你断未来一个世纪的休咎?

   ——王鼎钧(1925—)①

  

   一、 引言

   中国雄峙于东亚,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在20世纪以前的东亚历史中,中华帝国及其文化一直居于中心地位,对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不同时代的中外知识分子,常常响应历史变局,与时俱进,提出各种有关中国的论述版本,尤其是在历史扉页快速翻动的时代里,“如何理解中国?”“中国往何处去?”,一直是中外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重大问题。

   “中国”一词起源甚早,现代学者认为大约出现于西周武王时期。②在历史旋乾转坤之际,“中国”始终对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呼唤,使他们兴起心志,提出新解。举例言之,北宋初年的石介(字守道,世称徂徕先生,1005—1045)在外族威胁中国的11世纪上半叶,撰写《中国论》一文,重申中国乃居于宇宙之中心,系文化与道德之发源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中国论”为题的政治论述。③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的日本儒者浅见絅斋(1652—1711),撰写《中国辨》一文主张“中国”之含义因时而变,掌握《春秋》之义的国家就是“中国”。浅见絅斋经由重新诠释“中国”这个概念,来建立日本的文化主体性。④1914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撰写《支那论》,1924年又发表《新支那论》,企图引导中国政局之发展。⑤在1928年蒋介石(1887—1975)北伐前后,中国知识界所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其实是有关中国道路的争辩。1935年王新命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及其所激起的论辩,也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前景的摸索。⑥20世纪20年代,日本⑦与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⑧知识界,也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前途的论述与争辩。在“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神州大地的1967年至1970年间,梁漱溟(1893—1988)奋力写完长达17万字的《中国——理性之国》,思考中国长期淹滞在封建时期,以及未来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等两大问题。⑨2011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也以《论中国》(On China)为题,撰写他与中国进行外交工作的回忆录。⑩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激烈震荡的时代,大清帝国覆亡,中华民国肇建,接着军阀混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凌虐中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之中,以下三位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中国意象最令人瞩目: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以字行],1857—1928)以英文撰写的《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又译《春秋大义》);11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 W. Russell,1872—1970)在1920年至1921年访华之后,于1922年所撰写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2以及在抗日战争最艰困但胜利已初露曙光的1943年,罗梦册(1906—1991)在陪都重庆出版的《中国论》。13这三种不同的中国意象,既是三位思想家对“中国”的思考之表述,又是时代变局的投影,深具研究价值。

   本文主旨在于分析以上三种中国意象及其含义。首先,分析三种中国意象的性质:辜鸿铭的“中国”是作为他对中国文化的乡愁,罗素的“中国”是作为他心目中的西方文化之对比,罗梦册的“中国”是作为他所展望的未来中国的愿景。同时,也分析了三种中国意象的具体内容。并进一步剖析三种中国意象的同调与异趣,最后,提出结论。

  

   二、 三种中国意象的性质及其内容

   (一)“中国”作为中国文化的乡愁:辜鸿铭

   我们首先讨论辜鸿铭所描绘的作为文化乡愁的中国意象。辜鸿铭于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人富商家庭,接受良好教育,中学时代在英国完成学业,并在欧洲各国留学十年,1877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士学位,通晓九种语言,娴熟西方文化。清末归国之后,出任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晚清重臣张之洞(1837—1909)之幕僚。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之邀,任教北京大学,教授英诗。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上过辜鸿铭所授三年英诗课程的罗家伦(1897—1969),曾写道:

   无疑义地,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曾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难吧! 14

   罗家伦这一段亲见亲闻的证言,可以说明在清末民初历史转折点上的辜鸿铭的人格、学问与特殊风格。辜鸿铭在壮年回到中国之后,从一个“模仿的西方人”以及“文化的两栖动物”,转而重新成为一个中国人,他透过对中国文化的再诠释、表演与体现,在中国正在接受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认同之时,企图再现“真正的中国性”(authentic Chineseness)。15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以优雅的英文写作,预设的读者群是西方人,出版于1915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人自信心低落,中国新旧思潮激荡之际。辜鸿铭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在于以中国文化作为对照,针砭西方文化的病灶,他说:

   In short what I want to call attention of the people of Europe and America to, just at this moment when civilization seems to be threatened with bankruptcy, is that there is an invaluable and hitherto unsuspected asset of civilization here in China.(简而言之,我要唤起欧美人民注意的是,值此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在中国这儿,却存有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文明财富。)16

   辜鸿铭希望以这本书召唤欧洲人回眸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

   … suppose one could by some means or other change the European or American type of humanity, transform the European or American into a real Chinaman who will then not require a priest or soldier to keep him in order,─just think what a burden will be taken off from the world.(如果能通过某种途径或手段,来改变欧美式的人,将欧美人变作不需要教士和军警便能委身秩序的中国人,那么可以预料,世界将会为此而摆脱一种多么深重的负担。)17

   辜鸿铭确实希望通过重访中国文化的优点,为没落的欧洲开启一线曙光。此书出版后,1916年德文译本出版,1927年法文译本出版,1941年日文译本出版,在世界各地产生极大影响。18

   那么,辜鸿铭所刻画的中国意象是怎样的呢?从《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中几个最突出的面向:

   第一, 辜鸿铭指出“真正的中国人”具有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所欠缺的人格特质,他说:

   In f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real Chinaman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 man must be deep, broad and simple, for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depth, broadness and simplicity. …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l Chinama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I must here add one more, and that the chief characteristic, namely delicacy.(事实上,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与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 broad and simple]。……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19

   他又说,“真正的中国人”因为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这四种特质,所以将赤子之心与成年人的智慧,熔于一炉而冶之。

The real Chinaman, we see now, is a man who lives the life of a man of adult reason with the heart of a child. In short the real Chinaman is a person with the head of a grown-up man and the heart of a child. The Chinese spirit, therefore, is a spirit of perpetual youth, the spirit of national immortality.(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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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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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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