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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道器”形上学与“理气”形上学(新中国的形而上学)

更新时间:2021-09-16 16:53:36
作者: 陈少明 (进入专栏)  

   大家好!虽然是圆桌会议,可以纳入更大的问题,但我还是从丁耘的大作说起,我觉得这本书成功地激发了大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兴趣。其实在现代哲学中,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形而上学问题都已不是个热门论域。在丁耘之前,中国现代哲学有形而上学体系的就是熊十力、冯友兰和牟宗三,其中熊十力和牟宗三估计不会把冯友兰列进自己的传统中,所以就等于熊十力、牟宗三、丁耘三人进入了中国现代形而上学传统,而丁耘与牟宗三挨得最近。为什么有的人对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而另外一些人没有,这个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我自己对形而上学兴趣不是很大,但是丁耘的书会促使我考虑为什么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我对形而上学有没有兴趣,无关乎他们对形而上学做出的成就或贡献大小的判断,因为没有兴趣不等于说它不应该存在,或者说它是没有价值的。应该把二者分开。

   我们在讲到形而上学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说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不一样,混淆会产生误解。这一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内部,对形而上学这个传统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来。为什么要用“形而上”一词?因为“形而上”本来是一个中文词语,我们用这个中文词语来翻译“metaphysics”,这意味着在中文里它原本有自己的含义。如果引用它最早的定义,它可以用来表达三种不同形态的形上学。第一种是“道器”形上学,形而上是道,形而下是器,这是原本的意思,它来自《易传》的说法。第二种是魏晋玄学的“有无”形上学,王弼对“有”和“无”的一个讨论,是从解释《周易》而引出的。这个讨论应该比较符合我们平时说的形而上学的意思。第三种是宋明理学中的“理气”形上学。

   三者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跳过中间的“有无”形上学,因为丁耘的问题跟宋明理学的关系比较密切一点,所以我只讲“道器”形上学与“理气”形上学的区别——“道器”形上学和“理气”形上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器”和“气”这两个字上。器物的“器”其实不能理解为“物”,因为物通常是与万物连在一起的,我们会说“万物”,但是不会说“万器”。“器”都是一个个的,虽然我们也用“器”讲器皿,但是在我们心目中,每个“器”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器”都有它的形而上层面和形而下层面。但是,宋明的“理气”形上学认为,每个物的“气”是共通的,其形而上层次即“理”在根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它更接近于西式的“存在”形上学。因此这里有一个前后的演变。为什么说宋明理学也是形而上的?因为宋明理学要解释道学的问题,要把事物打通,要为所有的存在提供一个依据。魏晋形上学把“无”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而“器”是要把“存在”的实在性呈现出来,结果就变成了昨天赵金刚提到的“体”和“用”相矛盾的问题,其中“体”是无限的,“用”是有限的,两者概念上存在紧张。“道器”形上学的“器”不是着眼于构成材料的共通性,因为不同的“器”背后的“道”是不一样的,它与宋明理学强调“气”的质料性质是不同的。一个“器”当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时,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以“鼎”为例,最早的鼎是炊具,后来演变成礼器,今天我们则把它当成文物,三者的含义不同,但是器的材料和形状是没有变化的。这就意味着,用“道器”形上学与“理气”形上学来解释世界,两者的眼光很不一样,我觉得要把它们区分开来。那么,两者的理论后果又有何区别呢?宋明理学,或者说“理气”形上学的问题是,它要把一切打通,有普遍性品格,但是抽象。而“道器”的“器”因为是具体的,所以其意义是确定的,但是一个“器”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所对应的“道”会不一样。所以王夫之的《周易外传》有“洪荒无揖让之道”,“他年无今日之道”之类的说法,他讲的“道”的变化是和“器”的运用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平时我们谈论中国形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对此有所区分,才能显出其意义。宋明理学的“理气”形上学更接近于“存在”形上学,因为它要解释“存在”。宋明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用“理”来解释原来的“道”,它成功地赋予中国文化以说理的传统。在宋明理学之前,“理”没有那么重要,但在宋明理学之后,离开了“理”字就什么问题都没法说,所以“理”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新讲“存在”形上学,那么这种形上学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其目的是要给世界一个统一的、持续的存在的理解,在我们已经接受自然科学的前提下,这种思路并不会给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自然和人的一般关系的理解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帮助,所以关键的问题是理解人。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怎么赋予世界和各种各样的事物以意义,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当代中国哲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往自然及其根源的追问上努力。前几天一位中山大学的物理学家给我看了一篇题为《暗物质与宇宙的终结》的文章,文中认为宇宙是一定会终结的,人类只是漫长的时空中的过客。作者的情怀是令人感动的。但是,如果同科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哲学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同时,我觉得它同我们要解决的其他问题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先性,它未必是今天哲学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①[美]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朱成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1—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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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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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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