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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娅·别尔尼茨卡娅 田洪敏:断裂与建构: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形成

更新时间:2021-09-16 14:43:02
作者: 娜塔莉娅·别尔尼茨卡娅   田洪敏  

   娜塔莉娅·别尔尼茨卡娅(Natalia Bernitskaia),巴黎索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世界斯拉夫研究协会 (MKC)主席。1999年,别尔尼茨卡娅在俄罗斯获得语言学博士,2000年后移居巴黎,于索邦大学获得教职,渐次将整个斯拉夫民族语言纳入研究范畴,在法国、俄罗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发表不同语言的学术论文,其间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第二个语言学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近年关注作为学术史的斯拉夫文学语言研究,主要著作和论文有《斯拉夫语言学研究》《法语与俄语中的从属性表达问题研究》《俄语中运动动词的语法悖论》《动词假定式语义—语法结构研究》《现代俄语中主语—动词/动词—主语结构分析》等。2014年开始担任法国斯拉夫研究协会主席,2018年起担任世界斯拉夫研究协会主席。

  

  

  

   在欧洲,人们借用来自神祇或哲学以及广大平原和高地的谣曲形成各自早期的文学与历史语言。这些语言在地理边界混乱的欧洲流转,不稳定不均衡。关于这一点,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是今天仍然将古老的文学语言作为本体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而巴黎索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娜塔莉娅·别尔尼茨卡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重提17世纪俄语文学语言的生成、18世纪俄语自身传统与欧化影响研究方面,她获得了学界认可,进而为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为研究当代俄语文学语言演变的趋向提供语言学视角。近日,别尔尼茨卡娅应邀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心作主题演讲。其间,笔者就俄罗斯文学语言与古希腊传统、拉丁传统,及其在斯拉夫世界的流转等话题,与别尔尼茨卡娅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作为方法论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分期

  

   田洪敏: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具有学术现实与实践意义的话题——关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形成,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关于俄罗斯文学语言形成过程的呈现、体系的建构、意义的生成。

  

   别尔尼茨卡娅:真正的现代俄语自18世纪始,以此为节点向前向后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9—14世纪,这一时期可以称作古罗斯语言时期,有文字记载的俄文始于11世纪,是书面语开始形成、发展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5—17世纪,隶属中世纪,可以称作中间发展阶段,或称为“大俄罗斯语言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语言的细致区分,主要分为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以及乌克兰语。最后一个时期是18世纪至今,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俄语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的语言已展现出我们熟悉的现代俄语的风貌。综上所述,现代俄语的真正成熟是19世纪和20世纪,而它其实萌芽于18世纪。

  

   田洪敏:您的观点大概指向17世纪和18世纪俄语的发展,直接带来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繁荣?

  

   别尔尼茨卡娅:其实这些年的研究我一直试图反复论证:是什么影响了17世纪的俄语,进而影响了18世纪和19世纪?这里并非说17世纪以前的俄语不重要。我想作为研究者,俄语语言如何走向成熟是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而不是依赖更多其他学科知识,比如考古学或者历史学,虽有所涉及,但是说到底是为了佐证一门专业知识,即俄罗斯文学语言,而不是反方向的。所以,语言是本体,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物质证据,这一点至关重要。

  

  

  

   17世纪:俄语的断裂与融合路径

  

   田洪敏:说起17世纪的俄语,我在早期的学习中只是知道有教会斯拉夫语言和俄语,而且这也是在俄罗斯大学里旁听语文系的课程中了解到的。

  

   别尔尼茨卡娅:17世纪在俄罗斯共有两种文学语言,一种是教会斯拉夫语言,一种是形成于14世纪之前的古罗斯语。教会斯拉夫语主要用于翻译宗教典籍,比如《圣经》是从古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古罗斯语则主要应用于历史编年、公文或私人通信。因此,可以认为教会斯拉夫语言是一种书面语言,而俄罗斯语或称为“大俄罗斯语”,是俄罗斯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既可以用在书面语当中,也可以用在口语当中。

  

   田洪敏: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17世纪的教会斯拉夫语言基本上是不被大众所认知的。

  

   别尔尼茨卡娅: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需要把语言和它处于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彼时,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愈来愈强烈,所以教会斯拉夫语言不被大众理解这件事就从语言层面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田洪敏:这里的新兴社会阶层在欧洲各国历史中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在您的表述里指的是……

  

   别尔尼茨卡娅:地主和经商阶层。尤其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兴起对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表达中。在这一时期,有两种并行发展的趋势,即语言的民族化和民主化,后者又可以用“欧洲化”来代替,因为这一时期欧洲的文化、历史对于俄罗斯语言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一欧洲化进程也影响到了教会斯拉夫语的发展。

  

   田洪敏:关于俄国民族文学之路的“欧洲化”问题,其实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讨论过,它对于您提到的俄语语言的一支——古罗斯语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使之进一步成了标准语言。那么它对于相对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教会斯拉夫语言影响如何?因为从逻辑上来讲,作为一种内部结构稳固的教会斯拉夫语言,和您这里提到的新兴阶层似乎关系不大。

  

   别尔尼茨卡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描述这种影响或者说“断裂”,要知道,17世纪的俄国大地上有两个教会斯拉夫中心,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基辅,它们各自“势力范围”不同:向东受到莫斯科教会斯拉夫影响,也即学者经常交替讲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或者古希腊语言文化的影响;基辅主要影响范围是乌克兰,它主要受到拉丁语的影响,尤其深受西欧中世纪科学和宗教领袖语言影响。

  

   田洪敏:听起来是有趣的话题,特别是后者拉丁传统。

  

   别尔尼茨卡娅:的确如此。17世纪基辅语言传统相较于莫斯科语言传统占据更多优势,我这里专指“教会斯拉夫语言”这个概念。基辅不仅仅是保留了教会斯拉夫语言与传统的文化中心,它也是东斯拉夫语言中较早体系化和规范化的地方。比如梅莱蒂·斯莫特里茨基是17世纪著名的乌克兰宗教活动家和语言学家,他本人就曾在基辅教授“教会斯拉夫语言与拉丁语”课程,1619年他出版的《教会斯拉夫语法》很好地体现了斯拉夫语的语法思想,在后来的200年间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田洪敏:关于基辅作为斯拉夫文化的中心这一问题,学界的思考并不深入。

  

   别尔尼茨卡娅:实际上,在基辅,最早、最鲜明地体现了教会斯拉夫语的运用,特别是它在上流社会文学领域的传播。可以说,乌克兰的斯拉夫语言对于18世纪演讲语言和言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您知道,欧洲演讲语言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出另外一条路径来。

  

  

  

  

   田洪敏:您能具体围绕文学风格和体裁来谈谈教会斯拉夫语言的“拉丁化”吗?

  

   别尔尼茨卡娅:比如着眼于音节的俄文诗歌。“诗歌”一词我使用了 “вирши” 来证明文学体裁与拉丁语的关联,这里“вирши”就是来自拉丁语, 经由波兰和乌克兰在17世纪进入俄国文学,正是在波兰的影响下,俄文诗歌具有了音节性质。今天在现代口语中,“вирши”有时也表示蹩脚或者糟糕的诗歌,指的是脱离音节的平庸之作。除此之外,悲剧这样的文学体裁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正是在以教会斯拉夫语完成的幕间喜剧的基础上,诞生了俄国悲剧和喜剧。

  

   田洪敏:我们通常认为,拉丁语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不仅可以用于宗教典籍的书写,同时也应用于世俗文学,比如研究波兰文学就必须考虑到其拉丁传统。那么您这里谈到俄国教会斯拉夫语言的拉丁化,是不是也可以说明是教会斯拉夫语言开始自身的调试,以适应俄国社会基于商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语言变化?

  

   别尔尼茨卡娅:确实如此,这一时期教会斯拉夫语言开始应用于从未涉猎过的领域,比如商务语体和俗语,此前俄罗斯文学传统中未曾出现过。如果认为这是教会斯拉夫语言的“断裂”,它也是成立的,但是这里的“断裂”对于俄语本身来讲其实是积极的趋向。

  

   田洪敏:我似乎对您提到的“断裂阶段”更感兴趣,因为这会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俄语文学是怎么产生的。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是,在俄罗斯文学中很难体验到那种来自市民阶层或者乡村的灵动语言,哪怕是在人物的对话中。比如,在蒲宁的小说《乡村》里,两个农民的对话都像是古希腊的辩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别尔尼茨卡娅:这大概正可以说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俄罗斯文学语言,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它的确具有更大的特殊性。正因如此,在19世纪俄语文学历史中,果戈理是伟大的,我指的是他在语言层面上的贡献。文学语言的“断裂”涉及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社会风格问题,社会风格又直接关联公文语体,并最终指向口语。这些变化都是能够从果戈理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感受到的。

  

   顺便说一句,此时教会斯拉夫语不得不和口语发生融合。随着民间俗语的引入,俄语开始了民族化的进程,教会斯拉夫语也开始有俄罗斯化的趋势。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对待官方书面文字和口语的态度不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形成了不同的语体,这也是文学语言丰富性的前提。

  

   田洪敏:您一直强调教会斯拉夫语言在面对变化时的反应,它对社会风格的吸收和应对直接决定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形成。

  

   别尔尼茨卡娅:我还需要补充一句,俗语、俚语和民间语言不仅滋养了文学语言和书面公文语言,反之也滋养了口语本身,就像是果汁和水果的关系。

  

   田洪敏:我们知道很多俄罗斯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本人就对识字教育很是重视,是不是也可以间接佐证教会斯拉夫语言与口语本身的融合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有学者指出,俄国文学中一直存在一种“读者教育”问题。

  

别尔尼茨卡娅:从俄罗斯读者身上最能够看出“识字教育”的痕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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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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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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