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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更新时间:2021-09-15 12:05:35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如果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计划经济,苏联应该从1918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就开始推行计划经济,但当时并没有,直到11年以后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才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经济应该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从历史纵向对比来看,是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可以发现跟重工业有关。斯大林是一个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发展目标是重工业,而当时前苏联的经济条件一穷二白,资本非常短缺,无法靠市场自发把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建立起来,所以就采取计划经济,由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把资金等要素价格扭曲来补贴重工业。同样的情形,1953年开始在我国农村推行合作化运动,教科书一般也说是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但是,在解放区和建国后一直到1952年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为贫下中农,直到1953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后,才开始又把分给农民的地以合作化重新集中起来,那么,合作化的原因应该来自于重工业优先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进行纵向的比较。

   第三种方法是多现象多因素归纳法。真实的世界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它现象的因,如此循环反复。提出一个理论要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则需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从中间因来构建理论,则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动社会的变革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为了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重工业,通常会对金融产生抑制,70年代时,麦金龙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建议取消金融抑制,结果却使得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内向发展、政府干预、腐败等等现象会并发,应该从这些同时发生的现象中去归纳总结其后更根本的原因。

   解释一个现象时,知识分子往往会采用十全大补汤的办法。比如波特(Michael Porter)在讲竞争优势时说了好几个条件,其钻石理论(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提到,一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由四个因素决定:第一是发展的产业要利用这个经济体丰富的要素,如果资本很丰富就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力丰富就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第二是发展的产业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第三是发展的产业在国内要形成产业集群,有很多企业同时在做这个产业;第四是这个产业在国内必须是竞争的。其实真正研究问题还需要再想想这些因素之间是不是都等价。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其实第一个因素是充分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这就是一般所讲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国内会不会有竞争力?仔细想应该不会,因为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会有自生能力,就需要保护性补贴,否则活不下去。国家不太可能同时大量补贴给很多企业,资金毕竟有限。真要补贴,只能给一两家企业,那就不会产生竞争,也难以形成产业集群。细细思考以后,波特的四个因素讲得头头是道,但其实第三、第四个要素都内生于第一个。如果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不用保护性补贴,要素生产成本较低,很多企业自然会进入市场并进行竞争;反过来如果发展的产业违反第一个原则,即比较优势,则第三、第四都不成立。这样一来,四个要素完全可以归纳成两个要素。剩下的两个因素里哪一个更重要呢?应该是符合比较优势更重要,因为一个产业如果符合比较优势,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也可以有优势,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还大。这样的分析是告诉大家要学会从无数个同时存在的因中找到最根本的因。

   再举一个例子。世界范围内发展好的经济体都很少,二战后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达到了每年7%或更高速度的增长,维持了25年或更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3%-3.5%,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大幅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有个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由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任主席,集合了20多位委员,他们都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又曾在所在国家担任过政府部长、央行行长甚至总理等职务,行政经验丰富。这个委员会就去研究这13个成功经济体共同的特性,后来发现5点:第一是开放经济;第二是宏观稳定;第三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四是市场经济,或是像中国这样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第五是政府积极有为。

   这项研究报告发布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每个国家都想取得成功,都想借鉴相关的经验。那时罗伯特·索洛已经年纪较大(生于1924年),一般不再出去演讲,而迈克尔·斯彭斯年轻不少(生于1943年),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请他去,奉为座上宾,希望能找到推动自己国家进步的药方。斯彭斯对他们说:这5个特征是ingredients(药材),并不是Prescription(药方)。两者有什么差异呢?治病当然必须要有药材,但如果没有药方,药材可以是补药,也可以是毒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该怎么做?

   其实这5个特征反映出了一个药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为什么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市场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语言,企业家听不懂。企业家不管比较优势,他们只以利润为目标。怎么能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能按照该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呢?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能充分反映该国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企业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会选择进入能够使用相对丰富而且价格相对低的要素来生产的产业和技术。这也正是波特所讲的第一个因素,利用相对丰富的要素。

   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才会有,即市场经济是采用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

   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还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原因是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而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先行者愿意尝试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这种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了需要对此承担所有的成本,告知其他企业不要进来,成功了后来者会涌进,先行企业会和后来的企业赚取同样的平均利润,先行企业不管成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等,聪明的企业家会愿意作为后来者而非先行者,没有先行者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因此,政府必须对先行企业所创造的外部性给予补偿。同时,先行者是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才能,还要看新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技术能力、金融支持是否存在,电力供应、港口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这些条件也不是企业家自己所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协调许多企业或政府自己来提供。而且不同的新产业,需求也不完全一样,而政府的能力和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并针对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来优化其有限资源的使用,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产业政策。

   这也是我跟张维迎教授之间存在的争论。张维迎教授非常推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认为这非常重要,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企业家解决不了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完善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企业家要不断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离不开两个部分,R和D。D是development,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成功了可以申请专利,获得垄断利润,企业家对此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是,D要建立在R(research)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的投入往往较大,风险也很大,即便成功了可能也只是发表一篇论文,成为公共知识,企业家对此就没有很高的积极性。但如果不进行基础科研,企业家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所以,即便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国家来提供企业家解决不了的基础科研,企业家也很难发挥其企业家的才能。企业家就像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但如果没有海平面下面的那一大块冰,冰山也显露不出来。

   这样一分析,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分析的第四、第五个特性其实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必然是开放经济,因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多生产,并出口到国外,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应地不生产或不生产那么多,就需要进口。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本来应该进口,现在自己生产,进口就少了,在给定资源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资源被挤占,发展少了,或发展不起来,出口也必然减少,这样经济就会变得封闭。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就有自生能力,产业有竞争力,内生的危机就少。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就要依靠政府的保护性补贴,也许一开始时能带来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这类企业建立起来后没有竞争力,效率低下,发展将陷于停滞,国家自己的资源有限,又想维持经济增长的话就要去国外借债来投资,这也许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经济没有竞争力,等到无法偿还国外债务时,经济危机就会暴发,就容易滋生各种宏观危机。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宏观经济会相对稳定,反之,宏观经济会不稳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会高,剩余多,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高;反之,回报率低、剩余少,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会低。所以,增长委员会所发现的表现好的经济体的第一、第二、第三个特征,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这五个特性感觉讲得很全面,但作为研究者,必须要去了解背后有没有更根本的原因。当你看到一个现象由很多因素同时决定时,要再深挖一层,看有无更根本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决定这个现象的真正决定因素。

   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一分析三归纳”,在观察现象了解其背后原因以构建理论时,分析和归纳经常是交互使用的。有时是从一个现象的本质出发,分析其决定因素,有时是先做归纳,再根据归纳出来的关键决定因素进行分析。

   理论需要现实的检验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而且,也是瞎子摸象的结果,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观察视角,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的解释,孰是孰非仅能由实践来检验。比如,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往往比较差,从产权理论来说,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厂长是代理人而非企业所有者,会有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这个理论对,解决之道显然是赶紧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从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会发现大部分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除了产权归属国家,还有什么其他特性?其中之一就是它们所处的行业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当初建这些企业时中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国家的保护性补贴就很难存活。企业亏损不能全怪罪厂长经理,是国家要这个企业进入这样的行业,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性补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提出的,他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有软预算约束,是因为跟国家之间好比父子关系,儿子做生意亏了钱,老子总要给予弥补。一旦企业有了软预算约束,就会觉得反正经营不好也没关系,亏损了国家会补贴。接受了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解决方案也是私有化来断绝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另一种解释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政策性负担,国企所在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违反了本国比较优势,有些企业所处行业与国防安全有关,新结构经济学将这种情形称之为“战略性政策负担”;或者政府让国有企业承担解决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责任,新结构经济学称之为“社会性政策负担”。不管是战略性政策负担还是社会性政策负担,都是政府强加于企业的,统一称为“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国家必须为此负责,即使私有化以后也需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但是政府并不参与实际经营,不知道企业的亏损里究竟因为政策性负担导致或是经营不善造成的,所以具体负责经营的厂长经理就有了借口,很容易将源于自己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的亏损,甚至贪污带来的亏空,也都归为政策性亏损,都要求国家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只能继续给予保护性补贴,以维持运营。

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都可以把同一种现象解释清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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