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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更新时间:2021-09-15 12:05:35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当时刚刚竞选成功的贝宁总统塔隆在论坛上听到我的演讲印象非常深刻,回国后马上于10月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邀请我去访问。代表团有三个人,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加上总统个人经济顾问,万里迢迢专门从贝宁到北京,我当然很感动。不过由于我的很多日程早有安排,不能马上过去,必须要到2017年6月上完课才能成行。三个部长级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专程来邀请一个学者,得到的答案却是“愿意去,但必须在8个月以后”,他们有些失望地回去跟总统报告。好在2016年12月我到塞内加尔开会,贝宁就在塞内加尔旁边,会议日程原定5天,我表示可以把在塞内加尔的时间挤出一天来,然后再把回国的日程也延后一天,这样可以有两天时间去贝宁。大家知道,非洲交通不便,从一国到另一国距离看起来不远,但要到迪拜或巴黎转机,贝宁总统为节约我的时间,派一架专机到塞内加尔接我。最让人感动的是,我12月4日晚上9点多到贝宁时,他正在欧洲访问,12月5日早上3点多,他从土耳其搭专机回来,早上9点和我谈了3个小时,下午又赶回欧洲继续他的访问。一位总统为会见一位学者,不仅派出专机,而且还临时中断自己在国外的访问千里迢迢赶回来,怎么能不让人感动?!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就是因为来自中国经验和理论对他的国家可能会有帮助。因为这些理论已经帮助埃塞俄比亚走上繁荣的道路,也正在改变着卢旺达。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怎么进行这样的跨越?过去的理论没有帮他们取得成功,中国在同样的基础上获得的成功经验,对他们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都不能全面照搬,但是中国以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以及源自非洲最成功的国家毛里求斯的经验,这背后的道理都一样:在不利的总体环境下,政府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把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做大做强。

   在此之前,非洲国家所用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做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就试图去拥有发达国家有的,按发达国家做的去做。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有什么,根据现在有的,能做好什么,然后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这是参照系的根本改变。

   我能想到这些理论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

   如果大家能够按照“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发生在中国的现象,会有和许多主流理论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中国固然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为何在那么低的起步条件和总体环境一直不好的情况下能有这么样的成绩?成功的道理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拿着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中国,会看到到处都是问题,但是,按照这些理论来做,通常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有时反而把问题弄得更糟。

   中国经济学家坐在这个金矿上,必须要有“常无”的心态,认识到任何现象背后都是人。要看到现象背后谁是主要的决策者,相信决策者是理性的,理性是不变的,但是,在中国的最优选择和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可能不同,因为条件不同。

   新理论来自于新现象,中国的现象肯定是新现象,解释中国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拿国外的理论。身处如今的中国,的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同时又能本着“常无”的心态来观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抓住时代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

   中国现象需要理论创新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我是第一位学成回国的社会科学博士(1987年6月回国),当然也是经济学人中的第一位。去芝加哥之前是抱着去西天取经的虔诚心态,1980年代又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鼎盛时期,刚回来时,总觉得自己学习了最先进的理论,回来以后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现象对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达到18.5%,前一次通货膨胀是1985年的8.8%,其他年份基本上没有通货膨胀。

   发生高通胀该怎么治理?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就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为什么要提高利率?因为可以使投资成本提高,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同时储蓄意愿提高,消费需求减少,进而带动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随之下降。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管哪个学派都是这么说,也都会建议这么做。但面对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治理整顿的办法。利率不动,直接砍投资、砍项目,一时间造成很多所谓的半拉子工程。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新大都饭店,有座新楼原本要盖17层,盖到第14层时就停止了,成为烂尾楼,这是不是很浪费?当时我认为提高利率多好,不好的项目自己就会因为支付不起利息成本而主动关掉,好的项目由于回报高,有条件选择继续建设。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处理方式明显是一刀切。因此,我当时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大师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为支撑,批评中国政府,连提高利率这么简单有效的方法都不知道采用。但我后来一想,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怎么能从1978年到1987年维持9年平均每年9.9%的高速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少见,而且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换个角度想问题,就能回到基本点上:中国政府一定也是理性的。从那时起,我悟出了“有而不有谓之真有”,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人是理性的,中国政府的选择和主流理论的选择不同,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和主流理论所描述的决策者面临的条件不一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比现在多很多。这些企业资本密集,规模很大,雇用很多人,这些企业与国防安全或者社会稳定有关。1980年代的中国还一穷二白,一直到2002年才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水平。虽然到1988年已经持续10年高增长,但人均GDP仍然连非洲国家的一半都不到,资本十分短缺。这种情况下如果提高利率,难免造成资本密集的大型国企大面积亏损。一旦大面积亏损,政府怎么办?任其倒闭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一是国企承载着大量就业,如果倒闭,社会会不稳定;二是很多国企和国防安全有关,也不能倒闭。不倒闭就只有大量补贴,但这会造成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要多印钞票来弥补赤字,这又会反过来加剧通货膨胀。如此分析,中国当时在有大量不能让其倒闭的大型国企的限制条件下,没有按照主流理论选择提高利率治理通胀,而是选择砍投资砍项目压低需求治理通胀,是一个在给定条件下理性政府的最优选择。

   1988年以后,我就不再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现象,遇到问题总是从中国的状况以及面临的真实限制条件自己进行分析。一路过来,我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走向看走眼,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在世界的经济中心,新的现象是新理论的来源,要了解这些新现象,身处其境是先决条件。正因如此,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而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也会不是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还有其他优势,不只是语言问题,还包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等。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必须要把“本体”与“常无”掌握好,而不能以任何现有的理论作为判断问题的依据,“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想其背后的理论,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去看真实世界的现象”。

   我现在经常面临的情况是,和我争论的人总是用现有的理论来批评我,理论批评应该怎么进行?一个理论是不能用另外一个理论批判的,只能用一个理论是否内部逻辑严谨自恰,以及理论的推论能不能和所知的事实一致,达到外洽。

   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一分析三归纳

   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进行理论创新呢?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我总结了一个称之为“一分析三归纳”的办法。

   一分析指的是面对一个现象时,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是要了解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要到达的目标是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那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哪个能最好地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前面所讲的对中国政府在1988年面对高通货膨胀时,采用治理整顿,而非提高利率的办法是理性的表现,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得到的认识。

   理论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理论是越简单越好,在模型中只能保留少数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到底要保留哪几个? 如何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抓住影响这个现象的最关键变量?我常用的是归纳法:

   第一个是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里做横向比较,去归纳某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产生?从小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都认为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逻辑上似乎也说得通,一开始我也接受这种说法,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都实行计划经济。但1988年我开悟了,那年我应邀到印度参会,他们为纪念被刺杀的英迪拉·甘地在孟买成立了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院,邀请很多印度的和外国的经济学家参加开幕式的研讨会。当时参会的很多印度学者后来成为政府总理或部长,比如印度上一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会议结束后,印度方安排我到几个地方去考察,包括加尔各答和新德里,还跟印度的国家计委座谈。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印度明明是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家计委?座谈开始后,计委委员跟我讨论怎么配置钢铁、化肥这类事情,让我感觉完全就像在国内参加国家计委的会议。中印两国社会性质大不一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都有国家计委这种机构?并且连讨论的问题都一样?后来我突然明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靠市场自发发展不起来,只有靠国家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才能建立,提供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产业规模很大,国家无法靠财政补贴来实现,只能靠人为扭曲,把各种投入品和原材料价格压低,才能把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建立起来。人为压低价格会造成供不应求,怎么保证非常稀缺的资金、原材料等能用在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这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如果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那印度就不应该有计划经济。当找到这两个国家共同的因素以后,才发现社会性质对计划经济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中印都要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我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当代横向归纳法,所以,看到中国的问题时,不要马上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要看看其他不同的国家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再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现有的理论会认为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改革,保留许多政府的干预扭曲,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同样出现了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经常更为严重,那么,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双轨渐进改革所导致的,如果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没有消除,即使把现在政府对各种价格的干预扭曲取消掉,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也不见得能消除。所以,做经济学研究需要关心国内的问题,眼光则必须超越自己的国家。

第二个我称之为历史纵向归纳法。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最早出现于苏联,它是一开始就采取计划经济吗?其实列宁时代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市场自由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苏联的计划经济始于1929年斯大林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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