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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中国需要新文学新文化

更新时间:2007-01-16 11:08:23
作者: 王宏甲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说:“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胡锦涛的重要讲话,是我国新时期新阶段发展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纲领性文件,预示着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创新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到来。

  

  谁孕育了文艺复兴

  

  文学艺术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和艺术。每当科技、经济腾跃式发展,引起社会重大变迁,能够深刻反映这个时代和人们需求的文学艺术,就会腾升出辉煌的创新,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在人类文明史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我国学者和公众中都有深刻印象,以至不同的时期都有人论述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国当今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发生重大进步的时期,重新审视文艺复兴的萌生,是有意义的。

  但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现当代西方学者对中世纪的反思,已能让我们看到,历史上所谓“中世纪的黑暗”,不仅是被夸大了,而且是被歪曲了。“文艺复兴”的意义也因此被夸大。对中世纪的再认识,不仅是西方的子孙们不能忍受把他们那一千年的历史说成一片黑暗,更在于那说法妨害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准确认识。美国的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人著的《世界文明史》这样说:今日西方使用“中世纪”一词,“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再持有该词初兴时的贬视念头”。他们认为整个中世纪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代之一。

  我国今日,很多学者谈到“黑暗的中世纪”,仍多有极端之语,并认为西方对个人权利、个人价值、人的尊严、个性发挥等思想观念的建立,源于文艺复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以西方人的认识为尺度来看世界,问题是,很久以来我们是多么习惯于就文艺论文艺,就思想论思想,多么习惯于从思想解放、冲破禁锢去谈文艺复兴和社会进步。我们是否需要追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孕育了文艺复兴?

  早于11世纪中叶,西欧发生了第一次农业革命,重要的突破之一是重犁的使用。西方气候学家甚至提供出,西欧从公元700年左右平均气温有所升高,出现了一个宜农的自然环境。食物增加,生存状况改变,两百年间人口增加约3倍。13世纪,佛罗伦萨出现了欧洲最早的手摇纺车,这是中世纪后期手工业发展的重要信号。到14世纪,佛罗伦萨的呢绒制造和加工业有了梳毛、洗涤、纺纱、织呢、制毡、染色等大约20种分工,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佛罗伦萨。

  此时意大利还处于分裂状态,在政治思想和史学领域被称为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马基雅维利,要到15世纪才出生于佛罗伦萨,16世纪才写出他的《君王论》。哥白尼也还没有出生,要到1473年出生,约在1495年才从波兰去到意大利。标志着近代科学诞生的《天体运行论》要到16世纪的1543年,哥白尼逝世前夕问世。闻名于世的三位美术巨匠: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出生于15世纪的佛罗伦萨附近,拉菲尔出身于佛罗伦萨以东的乌尔宾诺,并在16世纪初到佛罗伦萨。是到这时,佛罗伦萨的纺织业已兴起了二三百年后,我们才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大师。

  中国有句古话“衣食父母”,这似乎形象地讲出,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一切艺术、法律、统治方式都是被“男耕女织”的生产力生出来的,是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孕育的。如果没有西欧农业的发展,没有佛罗伦萨纺织业的勃兴,不可能有文艺复兴。

  但是,我们仍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佛罗伦萨出现手摇纺车之前,中国宋代已有32个锭子的水力大纺车,无论农业技术、纺织技术,中国都比欧洲进步得多,为什么手摇纺车一经出现在佛罗伦萨就导致了纺织业勃兴,并使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我不得不再寻原因。由此注意到在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以下三大精神基础。

  其一,希伯来信仰发展为基督教被欧洲吸收。希伯来信仰认为人类都是上帝之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就产生了。在中世纪,国王的权威被上帝和上帝在人间的使者——教皇——压制了一千年。上帝观被传播到相当普遍的世俗生活,成为抑制帝王权威的群众精神武器,对西方国家政治的影响非常深远。由于希伯来信仰和基督教精神不接受上帝以上的任何权威,这使欧洲人认识到人的权利。因此,认识到个人的神圣权利和尊严,并不是始于文艺复兴,而是孕育文艺复兴的精神基础。

  其二,希腊理性精神不接受理性以下的任何权威,这使欧洲人认识到人的能力。摩西早在公元前13世纪末率领一批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他们就从否定埃及法老的神性到否认太阳神,认为上帝是唯一真神,是超越宇宙、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由于把一切自然神都从日、月、雷、电等自然现象中驱逐出去,这种思想被欧洲吸收后,也为欧洲人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思考和人的能力的思考,提供了精神基础。

  其三,希腊商业文明被罗马继承,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贸易就经由罗马大道扩展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形成传统。欧洲最早的支票和银行都出现在佛罗伦萨,这是人类发明货币以来极其重要的发明,它使商业迈上了一个更便利更有规模的新台阶。因而手摇纺车出现在佛罗伦萨,其商业便运转出经济繁荣。在商业经营中具核心价值的是商业意识和商业观念,这与中国历史上视商为末是大不同的。

  以上三大基础,既是孕育了文艺复兴的基础,也是西方文明的三大精神基础。但是,还需要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才有文艺复兴。

  

  学习是继承和创新之母

  

  在我们探讨发展我国新文学新文化时,还需要高度重视,个人的学习与建立学习型社会,在继承和创新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前提意义。文艺复兴的出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例证。

  罗马帝国分裂后,在帝国昔日的旧址上取而代之的是东部的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部的基督教文明。西部即西欧。11世纪中叶,西欧识字者只占总人口的1%,主要是教士。第一次农业革命为发展教育提供了经济基础。此时西欧只有教会学校,1100年后主座教堂办的学校不仅培养教士,也为世俗政府培养知识人才。百年后很多不想成为教士的学生读了教会学校后,在民间办世俗学校。1300年后世俗学校大量涌现,到1340年佛罗伦萨约有40%的人能识字读文。欧洲的大学也在中世纪盛期诞生,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在12世纪发展成型。到13世纪,牛津、剑桥、那不勒斯等教学机构均发展为大学。德意志1385年建起海得堡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中世纪最重要的贡献,这是文艺复兴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至此,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推波助澜,即印刷术。欧洲在15世纪前还没有发明出印刷术,限制印刷术发明的原因,欧洲人说,是因为可供印刷的纸还没有从中国输入来打开欧洲人心灵上的窍门。可见文艺复兴前,可供民间阅读的书是奇缺的。古登堡在1440年前后发明了欧洲的印刷术,这就为学习和传播知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此时可供阅读的书籍,主要是古希腊时期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著作。因而学习先人的文化遗产是“复兴”的主要内容,首先表现为继承。对先人所创造的知识体系的继承,使西欧人眼界大开激动不已,一个渴望创新的时代就到来了。

  印刷术不仅为传播知识发挥作用,也在发展贸易中发挥巨大作用,引起社会生活,政治思想,宗教改革,科技发明等等方面的剧烈变化。文艺在这个时期发挥的伟大作用,在于文艺是反映整个欧洲社会变革,描述和传播新思想、新生活生机勃勃的载体。我们还不能忘记,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据此已有近2000年,文艺复兴时期创作的作品便有了用当时的白话而不是用古文来进行创作的特征,这使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有了崭新的创造。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家,他创新的诗歌、戏剧语言,就是当时最优美的语言,令读者和观众为之倾倒。他作品的内容也是这个时代生活变迁、思想和情感发展的产物,如《威尼斯商人》就是意大利半岛商业发展的反映。因而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创新,而学习,则是继承和创新之母。

  

  在创新文化的前夜审视昨日文艺

  

  在计算机时代,要创造我国新文学新文化,需要再次清晰辨认工业时代的文化与文艺。孔子说“温故知新”,这也是继承和创新的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从小说里学经济学知识和社会真理。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难道小说家比经济学家更有经济学问?我注意到,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诞生时,德意志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脚踩着两个时代,正生活在欧洲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变迁的时期。那些早已成名的理论家们的学问是建立在上一个经济时代的,他们如果跟不上这个发生重大变迁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深入生活的小说家们写的文学作品,就可能传播出更多的真知灼见。

  你看,巴尔扎克们把社会中正运营着的买卖方式,借贷方式,以及各种交易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了。那些冒险、诉讼、投资、雇佣、追求、两性关系、情感方式,惟妙惟肖地描述在《欧也妮•葛朗台》《老古玩店》《名利场》《悲惨世界》《茶花女》《私生子》《包法利夫人》和《小酒店》里。这个时期,欧洲一方面经历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当机器力取代人力成为更值钱的东西,人的位置、人的尊严和生活质量都受到机器力的挤压、剥夺和损害。巴尔扎克们的作品都深刻地打着这个时代的烙印,无一不是基于资本和齿轮滚动出来的现实生活的产物。

  再走一步,欧洲产生了叔本华、尼采这样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悲观中苦苦追寻人生的意义,尼采甚至激烈到要杀死上帝。上帝死了,人们开始发现自己并不是上帝,甚至不如上帝的牧师。工业时代的文学艺术走到这里发生了一系列变迁。音乐变了,变出痛苦不堪的味来。小说变了,变出支离破碎不屑于完美的格局来反映人类痛苦、矛盾的心情。一向饱满着最高激情的诗歌咏出了《恶之花》,把审美变成了审丑。毕加索把人画得不像人,成为新的经典。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曾是那样充满信心地昂首眺望,工业时代罗丹的《思想者》就低下头来思考了。他在想什么?

  在科技、经济领域,对资源的大肆开采和使用是工业时代的显著特征。到20世纪,煤、石油、天然气、淡水均发生危机。如果说农业时代的春耕秋收有如给大地梳头,工业时代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把地球刨挖凿钻得百孔千疮,无异于对地球敲骨吸髓。森林一天天消失,无数的河流也像梦一样消失了,沙漠在向城市逼近,童年之夜的星星看不见了。空气失去纯净。臭氧层被破坏,阳光也变质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20世纪……人们有理由把这种对地球资源掠夺性开采和挥霍的经济称为“不能持续发展的经济”。再看毕加索的画,大约就能理解,它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那种竭力表达人的完美的画,更准确地勾勒出了现代人的畸形状况。只有深刻认识以耗竭有限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正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才会深切认识到,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计算机已在取代齿轮、暴风骤雨般改变世界的新时代,中国需要发展新时代的新文学新文化。

  

  千秋万岁的和谐追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文艺界“两会”的重要讲话,以相当的篇幅讲文艺创新。他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古今中外,闻名于世的文艺大师,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结果。不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既渗透着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又蕴含着时代孕育的理想和精神,既延续着传统艺术的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

  回溯近代西方工业冲击中国,引起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那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变迁,也是中国人需要以极大努力更新我们的学习的时代。比如19世纪的中国主要教学四书五经,20世纪初就转向教学文史地数理化,1915年就发生了新文化运动,1917年出现文学革命。鲁迅、胡适那一代作家,都首先面对着一个需要吸收人类新的知识体系的问题。犹如希腊并非英国人的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需要学习古希腊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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