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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程度

更新时间:2021-09-15 10:54:09
作者: 吴万伟  
在他们看来,弗吉尼亚大学是雇主。但它也是社会边界,他们非常明白地与本科生并肩努力获得学校奖励,与已经获得奖励的其他职工和老师一起工作。

   在我认识的研究生,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在阅读过的数千份申请书中遭遇的研究生中,我发现他们处于类似的矛盾处境中。他们例行公事地常常感动人地验证有关大学及其解放性力量的观念,但是他们也将大学描述为一份工作,只不过现在条件已经遭到破坏,未来前景也不乐观。

   我在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2007年开始我的终身教职岗位,这是雷曼兄弟公司崩溃以及随后的学界就业市场崩溃的前一年。不久以后,我自己的院系被迫“暂停”研究生招生(暂停却一直在等待取消暂停),我亲眼目睹同事和新毕业研究生朋友艰难地决定未来是否能在学界找到就业岗位。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最初被称为“辞职/退出文学”(quit lit)出现了,主要来描述这种突然崩溃造成的个人后果和无能为力感。在过去十年,辞职文学发展成为极具扩张性的批评样式,采取的形式有社论、随笔有时候甚至是博士、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ABDs)者和其他接受过超级教育的就业不足者的著作,他们持续从事新思想界零工经济中的系列临时工,接受短合同和低廉工资。但在作为忏悔开始之后,后来的辞职文学发展成为劝告激励性分析,强调无力感和高等教育国家拨款减少、教师兼职化以及大学溃败等现象之间的联系。虽然辞职文学先驱如丽贝卡·舒曼(Rebecca Schuman)刻画的焦虑感、异化和愤怒等,现在的作品很多坚持类似情感,服务于一种政治目的。虽然辞职文学在个人脱离学界方面已经耗尽,今天的“兼职教师文学”涉及到直接的道德强制令:焦点集中在学界劳工的物质条件,加入工会、组织起来,成为“批判性大学研究”的实践者。

   鉴于过去50年国家立法减少对高等教育资金资助的决策以及高等教育管理者放弃终身教职岗位使其转变成为临时劳工,我认为,这增加了人们对结构性条件和机构规范的关注,称赞集体行动应该是必要回应。但是,我欢迎这种言论转变的理由在我看来并不同于那些促使很多支持者采取行动的动机。

  

偏斜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时接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成人学习者在某种方式上拥有冲突的体验和学院理想。但是,他们的焦虑感、异化和愤怒拥有一个共同源头:学院的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其影响远远超过理想化的四年大学体验。无论大学遭遇多么不同,这三个群体都在大学实际上是什么以及最广泛感受到的影响之间的挣扎:偏斜转向过程。

   按照哲学家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的说法,偏斜(Deflection)给出了目标和目的分散和转变成为不同形式的名称,我对此概念稍微做了一些修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为什么做某事或我们对某个行动带来好处的理解发生变化。我们常常开启一项活动,当初对活动结束时我们将成为什么样子或我们为什么采取该行动只有模模糊糊的感觉。我使用这个术语,偏斜给出了不仅是发展过程(或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而且有这些理由的减弱和扭曲。偏斜减弱,不仅仅通过转变我们继续实践或做我们在做之事的欲望和理由,而且用看起来更少这样的东西替换看似清晰的可交流可管理的价值观和利益。

   最近,我受到推动反思了我自己上大学的理由,我在自己的书架上发现了藏在《歌德文集:诗人与思想家》(the Dichter und Denker)后面的一本廉价简装书。该书是拉文(T.?Z. Lavine)的《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哲学探索》面向大众的简装本,是根据1979年马里兰州公共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修改而成。作者拉文是在乔治·梅森大学教书的哲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的美国实用主义者拉尔夫·巴顿·培里(Ralph Barton Perry)和刘易斯(C.?I. Lewis)手下学习,他试图从囤积知识为自己所用的大学教授手里夺回文学、哲学和知识的领导权,将其交还给每个人。她告诉《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在系列片播出十年后,人们写信给她说感谢你,或描述阅读柏拉图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拉文说“人们对这种节目似乎有一种饥渴。”《波士顿环球报》的文章接着说:

   她说如果苏格拉底当今还活着,他可能出现在电视上。没有与世隔绝的象牙塔类型,就他自己。这个人在外面与人交谈,惹人生气,最终为理念而死。

   他们不是在美国喝毒药死亡,有些人的确把脖子伸出去,提高传统主义者的血压,他们感受到哲学家在大学和时代的地位。走出学界在过去十年已经到来,部分因为文科预算缩减,部分因为这个古怪疯癫的世界能够使用一些优秀的思想家。

   阅读《从苏格拉底到萨特》时,我刚上高中。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是谁,萨特是谁,或拉文是谁,也不清楚大学出版社的专著和面向市场的简装书有何差别。我是在去打篮球或踢足球的路上看的——不顾一切地不受任何阻碍地阅读。除了黑体通栏标题(柏拉图、笛卡尔、休谟等)和组织这些章节的“牢不可破的问题”,我可能不记得书的大部分内容了,但我仍然使用《从苏格拉底到萨特》作为简装书的购书清单:柏拉图的《申辩篇》、休谟的《人性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我阅读这些书籍寻找观点、术语和形象,摘选我收集的东西并宣称那是我自己的观点。语境、历史和二手文献并没有让我慢下来,我了解得不多,也不在乎它们,更不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尴尬。

   我首先学会仔细阅读或思考其他解释并不是在大学进行的。我是从观看父亲的作为学到这些的,他没有学士学位,他准备其圣经学习使用的是书籍中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语索引、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词汇表和评论。不过,是英语教授的确教导我重复阅读和缓慢阅读;德语教授教导我拿着铅笔阅读,政治理论教授教导我带着疑问阅读、充满怀疑地阅读、阅读其中的隐含意义,他们结合起来教导我认识到文学和哲学的差别。

   一方面,上大学将我改造成为不同的、更训练有素的和更知情的读者。它开启了一个过程,在研究生期间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快,我逐渐将阅读(写作和思考)和我自己联系起来,在我的能力和做这些事的资源(时间和金钱)发生改变的时候,我的阅读方式也有所不同了。另一方面,大学也重新指导我的注意力从最初的、有时候不顾一切的努力通过阅读解决自身问题转变为培养一种能力将思想和道德问题转变成为需要抽象的议题,再接着进行考察、研究并最终写成文章。大学也鼓励我思考我从前的习惯不仅需要改善和练习而且需要超越;为了成为我渴望成为的那种读者,我必须居高临下地看待我曾经的“坏”读者。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偏斜就是承认,我那没有经受训练的、非专业性的阅读方式不仅仅是我更成熟更专业化的阅读的不成熟版本,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阅读。

   至少是196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科学家上大学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更具社会性的、放大的偏斜过程,而且产生了类似后果。比如高等教育的社会学家已经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将研究大学与思想欲望的讨论、认知和学习的内在好处或者思想共同体割裂开来,相反选择将焦点集中在更容易观察到的,可量化的效果和价值上,以及更容易转化为社会改革建议的东西上。当社会科学家讨论大学效果时,他们很少指人们在上大学期间发生的变化或直接改变(或间接改变)。他们的意思是特定样本中拥有或没有学士学位的那些人可观察到的社会和经济效果)。

   在其有关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者的人生期待差异的最近研究中,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们对高等教育学习缺乏兴趣:

   我们也并不首先关心这个问题,教育是否直接带来更好的健康或是否获得额外教育是否让个人的寿命延长。我们的根本推动力量是生产技术的变化和他们如何使用人类技能,而不是教育本身以及有关教育的问题。

   但是,用强调大学的最显眼能指和最容易交流的价值来评价大学的人不仅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请考虑辞职文学从个人忏悔向结构性分析和称赞转变的后果。必须将焦点直接和首先集中在批评和学术的物质条件上的命令或许刺激某些读者关注构成高等教育机构的等级体系和权力关系。但是,这同样的力量和紧迫性也能鼓励学术辩论和思想冲突转变为可预料到的机构崩溃担忧,反过来,有关机构崩溃的担忧转变为学术方法或思想实践的辩论。比如,在文学研究领域,有关最近“后批判”阐释模式的辩论已经变成了适当行动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指标。这些过快的换位将美德——认真关注知识的基础设施和物质条件——变成了实用法则。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损害。

   辞职文学和兼职教师文学的焦虑和异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专业梦想和承诺的职业前景——-自主的、不受约束的、有意义的专业研究生活被打折扣的表现,也是专业等级体系中处于下层的人本来有资格期待的文化地位和资本遭到剥夺的表现。因为继承专业主义特权的前景越来越黯淡,这些最新形式的辞职文学拒绝辞职;相反它们挑战和越来越多地拒绝专业学术知识以及维持它存在的系统规范,一个他们不再承认自身的系统。

   焦虑、异化和愤怒的个人体验在某个意义上是绝对性的。这些感受构成了一种主观性现实。但是,这些感受也得到相对理解。为了理解大学的社会效应,比如理解那些根据临时合同或兼职合同为大学工作的人表达的感受也非常重要,不仅依据自己的条款,而且与学院其他人如本科生和“成人学习者”所感受到的焦虑和异化感受有关。除非这些感受得到承认是更大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坚持代表陷入危险的机构抗拒和组织可能就过于狭隘了。不是争取人人都获得高等教育的乌托邦理想,我们最终却在捍卫相对新近的特殊专业主义。

   大学种种话语的讽刺在于,它们是多么异口同声地将注意力从学习的快乐、学术研究的满足感以及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上转移开去。大学的喋喋不休让思想欲望安静下来。我认为,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本科生、成年学习者和研究生的异化、焦虑和愤怒是在我们想象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和大学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之间广泛感受到的鸿沟。学院甚至比大学更清晰地表达了思想共同体的渴望,思想卓越和学习、认识和思考内在好处。但是,它也指明了特别的焦虑、异化和愤怒体验,他们本来有获得社会地位、资格、专业成功和经济安全的潜力却常常感受到学院的阻挠。当资格、金钱、地位、专业成功或社会改革成为大学的直接目标,中介目标也就变成了直接目标。但是,这种偏斜过程如此广泛以至于它现在影响到不仅是大学话语而且影响到我们大部分人的大学体验。

  

志向抱负


   诸如学术专业主义和学术使命等理想当今的确还存在,但对多数人来说处于僵尸状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本来应该服务的目标保持距离。大学老师或许不生产物质产品,正如马克思曾经写到的学校老师,但她是生产性劳工,除了教育学生之外,她也是“像牛马一样工作为学校所有者发财致富。”虽然资本的形式或许比文化形式多(比金钱更有地位和名望),大学老师和大学直接服务的利益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对高等教育劳动力群体的大部分人来说,针对现有劳动条件做出唯一合理的回应就是组织起来。

   那样做的命令的大部分从假设的共同前提获得话语力量:即思想生活的好处,克莉丝汀·斯默尔伍德(Christine Smallwood)在她最近的有关兼职教授的小说《思想生活》中首要目标是留在大学内或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如果大学垮塌了,这个假设不复存在。“思想生活”也就无所依存了。(这种垮塌过程已经开始出现,或许就是斯默尔伍德的标题本来要表达的讽刺,我想。)但是,我认为区分对大学的担忧和对笼统思想生活条件的担忧仍然很重要。我们知道知识的快乐和满足感不应该存在,但它们的确存在。

   我认为我接触的本科生和成人学习者努力上大学可能是当大学老师、研究生和博士后,但我愿意认为,他们可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来争取创建新形思想共同体。我最近认识的“成人学习者”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在证书授予游戏中被淘汰之后,他们生活在失败的偏斜阴影下,决定关心一些新东西。就像偏斜,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在其同名著作中解释说,“志向抱负”过程指的不仅是我们做的事,而且包括我们对活动的观念塑造生活体验的方式。但是,和偏斜不同,志向抱负产生新欲望和新关爱,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管理,而是为其填满我们可能开始去把握的可能性。就在我们为大学工作的人组织起来时,我的更大更具乌托邦色彩的希望是我们不仅为一种职业和捍卫地位的垄断地位而奋斗,而是与渴望和立志认识和理解斑驳陆离的世界的每个人一起奋斗。

  

   作者简介:

   查德·维尔蒙(Chad Wellmon),弗吉尼亚大学德语教授,著作《有组织的启蒙:信息过载和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明》和与人合编《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读本》、《永远的危机:怯魅时代的人文学科》(2021)。

   译自:Degrees of Anxiety by Chad Wellmon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degrees-of-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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