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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莅: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及其政治哲学效应——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对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超越

更新时间:2021-09-14 20:44:44
作者: 王莅  

   作者简介:王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教学与研究》第20214期

  

   内容提要:作为自然法学说的核心概念,“自然状态”不仅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它的历史化进程彰显了早期人类秩序与现代政治制度建构之间的辩证张力。以此为背景,本文首先揭示近代自然法传统将自由个体作为政治建构的逻辑目标,然后借鉴19世纪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古代社会是探讨自然状态历史化过程的全新历史时空,最后揭示马克思在文化人类学基础上重新探讨的共产主义内涵,实现了对近代自然法理论和19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双重超越。

  

   关键词:自然状态/历史化/自由个体/古代社会/共产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资本批判效应研究”(项目号:21XNA015)的阶段性成果。

  

  

  

  

  

   自17世纪开始,政治国家的产生在学理上被正式确立为“人造”而非“神创”的产物,从霍布斯、洛克经卢梭、康德到黑格尔的自然法学说系统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发展线索。就其共性而言,以上学说主要从两个方向彰显了自然状态作为建构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逻辑基础:其一,通过假定自然状态的野蛮和愚昧来反证自然社会向政治和文明社会过渡的必要性;其二,通过设想自然状态的自由美好图景来批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陷入的堕落和奴役状态。在此过程中,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的显著差异已经昭然若揭,但关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历史过渡或转变问题(本文称为“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按照本文的理解,自然状态的历史化不仅涉及以自然法为中心的近代政治哲学的历史真实性和革命有效性,而且关联着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其共产主义学说的丰富与发展。以此为背景,本文聚焦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及其政治哲学效应探讨,比较分析近代自然法学说、19世纪文化人类学和马克思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逻辑化、历史化和现实化方案。

  

   一、自由个体:自然法论证的逻辑目标

  

   如果说模仿神意是古典政治的内在目的,那么理性建构则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追求,并且这种理性主要落实于法律制度的建构。按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法。”①进一步说,在通过立法而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法的理念将通过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展开自身。以此为线索,下文将确证近代自然法理论在处理自然状态的历史化问题时,其主要贡献是从逻辑上推导出自由个体作为理性政治的建构目标,至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并没有构成他们关注的重点。

  

   近代自然法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表述完成于霍布斯,而他将自然状态及其历史化过程明确规定为理性推导的结果。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主要依据人类天性中具有的竞争、猜疑和荣誉三种本能而推论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并且“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②这一关于自然状态的理性假设从根本上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所奠定的古典政治传统,换言之,政治并非是人的本性规定,而是为了保全生命而不得已为之。霍布斯随即通过荣誉、个体利益、理智、语词技巧、无形的侵害、信约等方面论证了政治从根本上是人作为理性个体所建构的结果,这与神意所代表的自然秩序或动物世界所呈现的群体秩序都有质的差别。

  

   但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构想自然状态的目的恰恰是要走向它的反面——论证走出自然状态的必要性。因为,只有从自然社会进入到政治社会,人类才能得以保全和发展。具体而言,在走出自然状态的论证方案中,霍布斯认为只有基于理性个体“同意”而缔结“社会契约”,并最终将对于个人生存最为重要的生命权(即自然权利)授予某个代理人或组织加以保障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他说:“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③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历史化的理解事实上提供了一种理性个体通达自由的自我设计方案。其后,洛克按照相同的思路以财产权具体展开了自然权利的实现过程,证实了财产与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具有更密切关联。至此,近代自然法理论正式将自由个体作为政治建构的目标确立下来,但这种单纯通过契约的外在规定所实现的终究只是外在的法权自由。因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抽象法”将霍布斯和洛克所代表的自然法学说规定为第一阶段。

  

   问题的推进和转向发生于卢梭,他通过批评霍布斯、洛克在论证自由个体时主要依据于外在的契约或法律,而将内在于人的意志自由发掘为现代政治的理性内核。卢梭指出,此前的自然法理论抽象深奥、众说纷纭、困难重重,它们是“从人类只有在脱离自然状态之后才能想象到的有利状况中归纳出来的……是随心所欲地解释事物性质的最简便的办法。”④其中,他特别提到,以往关于自然状态的解释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追溯到了这种状态”,因为他们“把人类只有在社会状态中才有的观念拿到自然状态中来讲:他们说他们讲的是野蛮人,但看他们笔下描绘出来的却是文明人”。⑤为了与之区别,卢梭在描述自然状态时首先将人还原为与动物只有量之差别的生物学个体,例如:食物、感官、性爱等只是用于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疾病或死亡观念尚未产生,而语言则完全没有使用的必要。但即便如此,人与动物仍然具有一点根本性差别:“动物的行为完全受自然支配,而人却不然;人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可以把受自然支配的行为与自己主动的行为结合起来。”⑥由此可见,卢梭认为人的自由最主要体现为内在的意志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卢梭的自然法理论既没有对自然状态进行某种确定性的描绘,也没有解释自然状态向文明和政治社会转变的机制,毋宁说,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切偶然的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卢梭对自然法理论的主要推进方式在于,他以一种“彻底的减法”将霍布斯笔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洛克关于劳动与财产对理性个体的塑造都视为文明时代堕落之后的剪影,而他所意谓的自然状态只存在于批评文明时代和政治社会的理论镜像之中。在《社会契约论》中,他特别强调只有全体人对全体人转让全部自由,因而不服从于任何特殊的意志才是真正的理性政治设计。所以,卢梭认为法律只有体现全体人民的“公意”才是正当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个体只能诞生于体现公意的国家之中,这与《爱弥儿》强调要教育出进入社会但不被人类文明败坏的“新自然人”之目标是一致的。继卢梭之后,康德以先验论哲学提升了自由意志对自由个体的核心建构,将“人为自然立法”和“自律即自由”奠定为道德的形而上学前提。因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道德”将体现在个体内部的意志自由规定为自然法学说发展的第二阶段。

  

   继康德之后,进一步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探索自由个体之实现并取得实质推进的是黑格尔,而他全部发现的核心洞见集中在个人自由与伦理实体的关系讨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道德”与“伦理”是密切相关但又需要严格区分的两个环节。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说过:“道德和伦理在习惯上几乎是当作同义词来用,在本书中则具有本质上不同的意义。”⑦这种本质的差别体现在,道德因完全停留于主观世界而缺乏现实性,但伦理却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⑧基于此前自然法学说取得的成果,黑格尔认为自由个体的实现需要历经三个环节:第一,理性主体通过合法占有外物(即获得所有权)来取得初级的自由;第二,理性主体通过扬弃对外物的所有权而进入主观世界来取得内在的意志自由;第三,理性主体通过将主观内在的理念对象化于伦理实体的现实构建以取得真正的自由。具体而言,现实的伦理实体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发展环节,而国家在其中具有最高的自由现实性。

  

   较之于此前自然法学说对自然社会和政治社会的二元划分,或换言之,理性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建构政治国家来实现自由的基本思路,黑格尔注意到了个人在通往国家寻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现代新兴的市民社会。他一方面确认市民社会的兴起晚于自然个体出生的家庭和理性个体建构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又指认市民社会作为家庭和国家的中介意义重大。因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只有扬弃了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利益纷争,才能真正构建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理念。这种国家的理念不同于任何具体的国家形态,而毋宁说是“国家本身的内在机体”。对此,黑格尔明确指认:“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⑨至此,政治国家作为理性个体的创造物经过对象化——内在化——现实化的发展环节,最终保障了个人自由的实现。这即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伦理”所标识的自然法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终结阶段。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近代自然法理论将自由个体从逻辑上确证为现代政治追寻的目标,从而实现了自然状态历史化的政治哲学效应。但是,这种偏重逻辑推论的政治哲学方案始终无法回避来自历史真实性的质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主义法学对近代自然法谱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在19世纪下半叶催生出文化人类学。从此,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就从一个逻辑推论问题转化为历史考定问题。

  

   二、古代社会:人类学开辟的历史时空

  

   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集中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考证自然法学说中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历史转变过程。在其研究中,他们试图通过法律或氏族组织的遗迹来复原早期人类社会的历史样貌(即古代社会),进而反驳自然法学说在这一问题上的纯粹逻辑构想。经过他们的努力,人类社会最初的政治建构过程逐渐清晰,自然状态历史化的政治哲学效应开始深入历史的维度。

  

从思想史进程来看,最先举起历史大旗反驳自然法理论的是英国法学家梅恩(Henry Sumner Maine),他的《古代法》(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被誉为历史法学挑战自然法的“宣言书”。围绕他的理论,英国人类学家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菲尔(John Budd Phear)、拉伯克(John Lubbock,Lord Avebury),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从外婚制、母权制、氏族制等角度展开了批评与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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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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